用家规管理企业的人
袁岳
在公司创立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简单、清楚的五不家规——苟且的事情不做，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做，小姐不找，回扣不给……“我的五不原则是高压线，只要你碰了，不管是不是我的哥们，都得滚蛋。”
普通的人是怎么刷牙的？中国人上完厕所洗不洗手？关于水，人们知道多少知识？……一个人每天如果要操心这么多事儿，无疑是头痛的，何况还得想出方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所以，袁岳脑门上的头发真的不多。“绝对不是遗传，医生说我这是职业性脱发——脑子用得太多了！” 2005年9月，记者利用在上海举行的2005年度杰出营销案例评选的机会采访袁岳的时候，这位民间脑库的掌门人笑盈盈地拿自己开涮。
他脸上始终挂着颇具亲和力的笑容，率直随意，滔滔不绝，思维敏捷。一谈及调查案例中有趣的现象，就津津乐道，仿佛这是世间最好玩、最开心的事儿。言谈间充满了学术的名词和概念。袁岳不太像一名企业老总，然而商人的精明依然时时可见。也许，这正合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一个介于研究学者、商人和企业管理者三重角色的研究咨询者。
世间的人们，多数生活在盲目之中
记者面前的袁岳，是冷静的、理性的。即使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选择，他都如同在研究、分析一个他者。但是，他强健的体魄、敏捷有力的动作，让人直觉有一种强烈的爆发力潜伏在他平静的面容之下。
在袁岳眼里，这个世界存在着清楚的规则和真理。在谈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抉择的时候，他有一种将之高度抽象为A和B选项的习惯：选择A的结果和不选择A的结果。每一步都有确凿、充实的理由。
袁岳小时候特别顽皮。那时候，他的父亲老生病，家里的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袁岳就用过期的药喂邻居家的羊，羊吃了拉肚子，他再用新的链霉素打进去。这种淘气暗藏着一种对于现象背后的奥秘的窥探欲望，或许这就是他未来兴趣的萌芽。
1992年，袁岳离开司法部下海，以13万的注册资金创办零点调查公司。法学硕士袁岳并没有选择当律师。在他看来，当律师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职业，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与各方关系微妙，难以把握。“而在研究当中，我相对能控制这其中的关系”，无需做任何妥协。
回顾十多年的创业史，袁岳竟然从不觉得有过任何艰难。多年来，每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从来不缺少帮助，而且总是远远超过他的期望。公司开张第8个月的时候，厦门一个企业家对他的想法很认可，当时就送他们32.5万。第二年，一家洗衣机公司又出钱资助他们在北京、东京、香港发布有关大陆投资环境的报告。
“这么多年来，人们都认同我做的事情，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一个信念——只要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帮助。”
每一项调查对他来说，都是趣味无穷的。在他看来，世间的人们多数生活在盲目之中，“研究的价值，在于尽量减少偏误，尤其是有害的偏误，和偏差过大的偏误。”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国内政府部门对民意调查也逐步重视起来，“零点”也已经成为民意调查的一个代名词，这多少让袁岳感到得意。公共政策的民调为袁岳和零点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度。但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的袁岳，否认这与那个年代泛滥的理想主义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他而言，这与商业调查是完全一样性质的。
目前，委托零点做调查的客户有10%是政府，大部分是企业。这10%的比例，主要是受政府委托调查政府表现的公共评价，譬如，不同的企业评价工商局、经贸委，普通民众评价公安、城管。用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公共的意见来评价政府部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地带。
零点正在做的另一块是公共政策方面的预先研究，内容涉及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等。北京和上海的民政部门曾委托零点做有关低保的研究——低保的争议一直很大，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低保养懒人，有人则认为低保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袁岳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随着调查行业进入者的增多，袁岳把对中国社会政策、文化的研究作为差异化竞争的重点。“一些大的国际公司选择我们，就是认为我们更懂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在细分市场里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袁岳坦白，零点的研究报道对决策者产生的影响不会超过一个月，随后就被掌握权力的人忘掉。看到人们如此保持他们的“盲目”和“错误”，袁岳用了“痛心”二字。
“作为研究咨询者，我不是一个直接的操盘手，只是影响操纵游戏的人；只有决策者才是掌握自由的，他们有他们的逻辑，不一定接受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开明一些的人多少听一点，但咨询顾问真正影响大局的例子很少。”
袁氏家规：碰不得的高压线
纷繁复杂和简单之间，往往只有半步之遥。
袁岳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习惯按照比较简单的规则做事。“到了我这个年纪，有了一定的经验和资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而且把什么事情都看得这么清，在认识我前，人们会把我想象成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但是据袁岳称，一旦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人们通常就会改变观点。
25岁是袁岳思想迈向成熟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了一名基督徒。基督教于这位充满行动力的信徒而言，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指导性的信仰。
袁岳是个规则分明的人。在公司创立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简单、清楚的五不家规——苟且的事情不做，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做，小姐不找，回扣不给等。零点上海分公司前一任总经理因为一笔生意给了对方一些回扣，袁岳发觉后立刻炒了他的鱿鱼。“我的五不原则是高压线，只要你碰了，不管是不是我的哥们，都得滚蛋。”说到这里，袁岳立即显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霸气。
随着零点公司不断壮大，员工队伍越来越庞大。袁岳仍然坚持以他的五不家规管理公司，“我控制的东西不多，就这么几条；只要把这几条贯彻到底，公司就不难管理。”
在袁岳看来，世界上的生意，粗粗一看，90%都需要很灵活、很有弹性、改变原则，才能做，而剩下10%用单纯的方法就能做成。世界上99%的人都会去争这90%的生意，只有1%的人才愿干那10%的生意。袁岳和零点就是那1%的人，而10%的生意对他而言，已经是足够广大的空间了。
“零点做事方式虽然显得呆板，但事实证明，它把和其他人的关系单纯化了，所以很多人愿意把业务交给我们做。”从这一点看，袁岳和强调客观、真实的调查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然而，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在中国做调查研究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也不仅仅是纯粹的生意，有时一定会涉及到敏感的政策性问题，所以袁岳也会“亦方亦圆”地应对，他知道把握时机的重要性，“话不能早说也不能晚说”。
零点做市长表现的民意调查已经做了3年，今年22个县市的调查结果公布在即。因为涉及地方政府，前几年这项调查一直是颇为敏感的话题。袁岳知道要等待时机，一旦中组部通过了党政干部任用选用条例，并且其中提到可以参考民意调查，他就会立即发布。最近，中纪委为参加亚太地区的一次反贪大会，专门采用了零点整理出来的材料，“零点也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袁岳感到欣慰。
袁岳给自己的定位相当清晰。“对帮助大老板做好特别有兴趣，自己不做大老板。” 一些商界朋友投身暴利的房地产业，摆在他面前的诱惑也很多，但袁岳坚守着自己的调查行业，“这是我最擅长的，也是我能控制的。”
和袁岳打过交道的，有很大的大老板、很小的小老板、民工、小姐、艾滋病患者、白领、外国国会议员。“我跟谁都能相处，不会觉得自卑、自傲，跟任何人比，自己不比他们高也不比他们低，因为我永远是个处在第三方的角色。”
站在坐标零点位置上的袁岳，讲究的是不正不负，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