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创业史
EPS在日本的上市创造了两项第一：日本第一家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上市公司；第二项第一是开创了一个行业：临床试验外包服务行业。
EPS会社坐落在一条很有东京味道，却不太起眼的小巷里。当社长严浩带着严肃的表情走进会议室时，与那些西装笔挺的日本公司社长没什么两样。一时间记者分不清他是EPS公司的某高层日本经理，还是传说中的那位“留学生社长”。不过他的普通话里，依然带着一丝江苏口音，让人听了觉得很亲切。
EPS（EVER PROGRESS SYSTEM）公司从事的是临床试验业务（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实质是一种专业要求极高的外包服务，主要包括临床试验方案和病例报告表的设计和咨询，临床试验监查工作，数据管理，统计分析以及统计分析报告的撰写等等。
但是不同于律师或是会计师那样的专业服务，EPS的目标市场很窄，主要集中在医药公司的临床试验，利润却很丰厚。
自1991创业以来，EPS公司一直发展很稳定，直至2001年在日本创业板上市。
到目前为止，严浩设立的EPS已经集团化，母公司EPS株式会社负责有关CRO的全部业务。EPS旗下EP Link株式会社负责临床试验现场支持业务（SMO），Cyber Medical Net针对医院的咨询业务。往来软件株式会社主要负责情报处理系统设计与咨询。另外，EPS还在中国设立了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主管在中国CRO的全部业务，以及在美国的Pharma Link FHI，负责美国有关CRO的全部业务。
目前公司本部业绩已经达到55亿日元，员工522人。集团的业绩则已经到达89亿日元，员工达到992人。在整个EPS的业务中，CRO业务占了近七成的业务，而其它的SMO及非临床业务则各占其余的一成半。
EPS的上市创造了两项第一：日本第一家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上市公司；第二项第一是开创了一个行业：临床试验外包服务行业。现在这个行业非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好几家竞争对手也跟随EPS上了市。根据6月8日的最新财务数据，EPS市值369亿日元，严浩及其亲属控股55.67%，据此推算，严浩身价在205亿日元左右，近2亿美元身家。而且EPS的业务近些年的增长还高达40%，严浩的个人财富还在不断增长。
创业严浩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业史有多惊天动地。似乎他是那种一路顺风得让人有些羡慕的人。
“我1981年就到日本了，是教育部公派的第二批本科留学生。79级大学生，在国内只上了半年大学，培训了一年日语。”
到日本的时候，严浩仅有十八九岁。作为公派留学生，他的求学生涯无疑比后来80年代末东渡日本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要轻松得多。最重要的是，因为早年就去到日本，很快就融入了日本社会，包括接受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等等，这对他后来创业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很少有公派生，第一批只有100人，而且分散在各个大学，从北海道到九州，每家大学只有两三个人，周围都是日本同学，所以很快就融入他们了。”
刚去日本的时候，国家支付足额学费，另外还有7万日元生活费。而且一开始不允许打工。所以，当时严浩的生活主要以校园为主，相当简单。
4年以后的1984年，严浩本科毕业，恰逢中国改革起步。国内开始推出硕士研究生制度。教育部又征询他们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日读硕士研究生。
严与他的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继续深造。但是严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从原本的计算机系，转去东京大学的医学统计专业。这一选择几乎改写了严的历史。但当时转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导师转去医学系了，可以说很偶然的机会去读了这个系。”严浩说。
严浩真正事业的起点就在读医学统计博士研究生的时候。“80年代后期，日本的医药业发现，需要对药物做医学统计和临床试验，因为单纯做基础研究是不够的，需要用数据来说话。但是当时日本医学统计专业还很少。”
所以，当时有许多医药公司找到严浩的导师，然后导师就让严浩及其同学以兼职的形式去做医学统计项目。
很快严浩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项目需求很足。仅仅靠做项目，严浩在读书时一年的收入就达到了600万日元，当时大约折合6万美元左右。有了足够而且稳定的收入，严浩索性放弃了奖学金。
一开始就与大的医药公司打交道，严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和彼此的信赖。由于他们提供的是高度专业性的服务，所以与大医药公司的工作关系很平等。
不久以后，严浩与他的一些同学们建立了一家公司。当时严浩也还只是“玩票”心态。“一开始创业的5个人，都是朋友，而且都是学生，公司也是松散型的，有点俱乐部性质，因为大家不一定要在这个公司里发展。”严浩说。
当时严浩也没有准备好在日本长久发展。公司成立了3年，严浩的学籍都还一直在东京大学里保留着。
发展严浩一直不认为创业有很大的挑战。创业资金方面，因为EPS公司业务与软件本质是一样的，接到项目，做好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而且医药公司会预支一部分经费，所以需要的资金根本就不多。
客户方面，由于做学生时，就与日本大的医药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长期合作产生了彼此的信任。“我们首先从一流大公司拿到了项目，虽然项目不大，但建立了相互的信任。而因为这种信赖关系，我们起步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果贸然进入这个行业，大公司不会对你态度如此之好。”
现在统计业务仅占EPS公司业务的3%弱，但是当时却是敲门砖，EPS公司就是凭借它发展起来的。统计比较专业，跟大公司很平等，高端切入比较方便。如果一开始做的是低层次的业务，再切入高层次的业务就比较困难。
EPS拿到的第一笔有突破性的大单，就是从日本厚生省药剂疫学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我们也曾听说，当时厚生省有过考虑，第一次把这样的项目交给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社长的公司是否合适，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拿到了厚生省的项目。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医学项目的人，有着科学的严谨性，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严浩说。
这个政府项目的取得，让EPS一下子打响了品牌。以后，EPS陆续拿下了日本三共株式会社，大鹏药品工业、武田药品的项目订单。公司业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严记忆中最深刻的，反而是公司建立初期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EPS已经建立了两年。因为公司业务成长，所以需要招聘人手。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广告以后，一下子来了80多个日本人面试。面试以后，EPS有史以来第一次招了4名新员工。
“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自己人，而且大家一直都是同学和朋友，比较熟悉，所以根本没有人叫你社长。”严浩笑着说。
但是新员工进社以后，严浩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严社长”，顿时觉得肩上有了沉沉的责任感。
“以前随便什么时候发工资都行。但是现在说好25号发工资，拖到26号，员工就会有意见。所以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了，要做一个经营者，要开始转型。”
EPS做到第三年，就开始有一些公司的样子。1997年到1998年，业务达到了十几亿日元规模。日本的新光证券公司找到EPS，最后将EPS保荐到日本创业板成功上市。
严浩一直想不起公司这十年来的发展曾经遇上过大起大落的事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喜剧性的困难。但是，他也说，每天都会遇上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尤其是一些除了业务之外的事情。作为一个经营者，他也确实一直在学习。
“我们是做项目的公司。日本客户是很挑剔的。与中国有点不同，项目取决于与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非常仔细。所以做项目很辛苦，在细节方面都要注意。每天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项目有危机，需要去救火。有时项目就只能免费做了，以表示赔罪的诚意。”
严浩认为，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他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培养。
严说，日本确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并非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个行业要求很高，是一个很严谨的行业。所以对于创业型企业，人才方面就会有些困难。以前人才都集中在大公司，这两年有些改观。但是严依然要在这个方面要下很大的功夫。而招聘日本专业人才并不是高工资就可以吸引过来的。
EPS从大公司挖来的人，有些人不喜欢EPS的文化。“对中国人社长来说，挑战是有没有本事带起一批人。”日本人对公司的观念要强得多，归属感要强得多。做一个公司，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个大家庭，人与公司之间的纽带很强。
如果跟公司的高管不合拍，没有归属感，他就不会工作下去。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融不进公司，也会突然走掉。那么作为社长，严浩就得去想办法补救，不让公司运作上产生危机。
一个优势是，严浩18岁就到日本了，所以比较融入日本社会，与普通日本人的隔阂较少。现在为止，EPS本部基本是日本员工，中国人只有十几个人。
EPS公司上市的一个好处是，带给公司一个好的知名度，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七八家公司上市了。所以在招聘以及客户关系上有许多好处。包括公司的内部管理体系都有好处。
“我现在每天的任务还是培养人，每年都要进来100人，新人如何融进来，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还有访问公司的一百多家大客户，调整业务架构什么的。”严浩说。
虽然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社长，但是他的心态依然很平和。他说，他不想像美国上市公司总裁那样，整天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而忘了公司的实际业务
EPS会社坐落在一条很有东京味道，却不太起眼的小巷里。当社长严浩带着严肃的表情走进会议室时，与那些西装笔挺的日本公司社长没什么两样。一时间记者分不清他是EPS公司的某高层日本经理，还是传说中的那位“留学生社长”。不过他的普通话里，依然带着一丝江苏口音，让人听了觉得很亲切。
EPS（EVER PROGRESS SYSTEM）公司从事的是临床试验业务（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实质是一种专业要求极高的外包服务，主要包括临床试验方案和病例报告表的设计和咨询，临床试验监查工作，数据管理，统计分析以及统计分析报告的撰写等等。
但是不同于律师或是会计师那样的专业服务，EPS的目标市场很窄，主要集中在医药公司的临床试验，利润却很丰厚。
自1991创业以来，EPS公司一直发展很稳定，直至2001年在日本创业板上市。
到目前为止，严浩设立的EPS已经集团化，母公司EPS株式会社负责有关CRO的全部业务。EPS旗下EP Link株式会社负责临床试验现场支持业务（SMO），Cyber Medical Net针对医院的咨询业务。往来软件株式会社主要负责情报处理系统设计与咨询。另外，EPS还在中国设立了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主管在中国CRO的全部业务，以及在美国的Pharma Link FHI，负责美国有关CRO的全部业务。
目前公司本部业绩已经达到55亿日元，员工522人。集团的业绩则已经到达89亿日元，员工达到992人。在整个EPS的业务中，CRO业务占了近七成的业务，而其它的SMO及非临床业务则各占其余的一成半。
EPS的上市创造了两项第一：日本第一家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上市公司；第二项第一是开创了一个行业：临床试验外包服务行业。现在这个行业非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好几家竞争对手也跟随EPS上了市。根据6月8日的最新财务数据，EPS市值369亿日元，严浩及其亲属控股55.67%，据此推算，严浩身价在205亿日元左右，近2亿美元身家。而且EPS的业务近些年的增长还高达40%，严浩的个人财富还在不断增长。
创业严浩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业史有多惊天动地。似乎他是那种一路顺风得让人有些羡慕的人。
“我1981年就到日本了，是教育部公派的第二批本科留学生。79级大学生，在国内只上了半年大学，培训了一年日语。”
到日本的时候，严浩仅有十八九岁。作为公派留学生，他的求学生涯无疑比后来80年代末东渡日本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要轻松得多。最重要的是，因为早年就去到日本，很快就融入了日本社会，包括接受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等等，这对他后来创业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很少有公派生，第一批只有100人，而且分散在各个大学，从北海道到九州，每家大学只有两三个人，周围都是日本同学，所以很快就融入他们了。”
刚去日本的时候，国家支付足额学费，另外还有7万日元生活费。而且一开始不允许打工。所以，当时严浩的生活主要以校园为主，相当简单。
4年以后的1984年，严浩本科毕业，恰逢中国改革起步。国内开始推出硕士研究生制度。教育部又征询他们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日读硕士研究生。
严与他的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继续深造。但是严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从原本的计算机系，转去东京大学的医学统计专业。这一选择几乎改写了严的历史。但当时转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导师转去医学系了，可以说很偶然的机会去读了这个系。”严浩说。
严浩真正事业的起点就在读医学统计博士研究生的时候。“80年代后期，日本的医药业发现，需要对药物做医学统计和临床试验，因为单纯做基础研究是不够的，需要用数据来说话。但是当时日本医学统计专业还很少。”
所以，当时有许多医药公司找到严浩的导师，然后导师就让严浩及其同学以兼职的形式去做医学统计项目。
很快严浩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项目需求很足。仅仅靠做项目，严浩在读书时一年的收入就达到了600万日元，当时大约折合6万美元左右。有了足够而且稳定的收入，严浩索性放弃了奖学金。
一开始就与大的医药公司打交道，严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和彼此的信赖。由于他们提供的是高度专业性的服务，所以与大医药公司的工作关系很平等。
不久以后，严浩与他的一些同学们建立了一家公司。当时严浩也还只是“玩票”心态。“一开始创业的5个人，都是朋友，而且都是学生，公司也是松散型的，有点俱乐部性质，因为大家不一定要在这个公司里发展。”严浩说。
当时严浩也没有准备好在日本长久发展。公司成立了3年，严浩的学籍都还一直在东京大学里保留着。
发展严浩一直不认为创业有很大的挑战。创业资金方面，因为EPS公司业务与软件本质是一样的，接到项目，做好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而且医药公司会预支一部分经费，所以需要的资金根本就不多。
客户方面，由于做学生时，就与日本大的医药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长期合作产生了彼此的信任。“我们首先从一流大公司拿到了项目，虽然项目不大，但建立了相互的信任。而因为这种信赖关系，我们起步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果贸然进入这个行业，大公司不会对你态度如此之好。”
现在统计业务仅占EPS公司业务的3%弱，但是当时却是敲门砖，EPS公司就是凭借它发展起来的。统计比较专业，跟大公司很平等，高端切入比较方便。如果一开始做的是低层次的业务，再切入高层次的业务就比较困难。
EPS拿到的第一笔有突破性的大单，就是从日本厚生省药剂疫学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我们也曾听说，当时厚生省有过考虑，第一次把这样的项目交给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社长的公司是否合适，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拿到了厚生省的项目。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医学项目的人，有着科学的严谨性，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严浩说。
这个政府项目的取得，让EPS一下子打响了品牌。以后，EPS陆续拿下了日本三共株式会社，大鹏药品工业、武田药品的项目订单。公司业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严记忆中最深刻的，反而是公司建立初期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EPS已经建立了两年。因为公司业务成长，所以需要招聘人手。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广告以后，一下子来了80多个日本人面试。面试以后，EPS有史以来第一次招了4名新员工。
“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自己人，而且大家一直都是同学和朋友，比较熟悉，所以根本没有人叫你社长。”严浩笑着说。
但是新员工进社以后，严浩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严社长”，顿时觉得肩上有了沉沉的责任感。
“以前随便什么时候发工资都行。但是现在说好25号发工资，拖到26号，员工就会有意见。所以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了，要做一个经营者，要开始转型。”
EPS做到第三年，就开始有一些公司的样子。1997年到1998年，业务达到了十几亿日元规模。日本的新光证券公司找到EPS，最后将EPS保荐到日本创业板成功上市。
严浩一直想不起公司这十年来的发展曾经遇上过大起大落的事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喜剧性的困难。但是，他也说，每天都会遇上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尤其是一些除了业务之外的事情。作为一个经营者，他也确实一直在学习。
“我们是做项目的公司。日本客户是很挑剔的。与中国有点不同，项目取决于与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非常仔细。所以做项目很辛苦，在细节方面都要注意。每天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项目有危机，需要去救火。有时项目就只能免费做了，以表示赔罪的诚意。”
严浩认为，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他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培养。
严说，日本确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并非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个行业要求很高，是一个很严谨的行业。所以对于创业型企业，人才方面就会有些困难。以前人才都集中在大公司，这两年有些改观。但是严依然要在这个方面要下很大的功夫。而招聘日本专业人才并不是高工资就可以吸引过来的。
EPS从大公司挖来的人，有些人不喜欢EPS的文化。“对中国人社长来说，挑战是有没有本事带起一批人。”日本人对公司的观念要强得多，归属感要强得多。做一个公司，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个大家庭，人与公司之间的纽带很强。
如果跟公司的高管不合拍，没有归属感，他就不会工作下去。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融不进公司，也会突然走掉。那么作为社长，严浩就得去想办法补救，不让公司运作上产生危机。
一个优势是，严浩18岁就到日本了，所以比较融入日本社会，与普通日本人的隔阂较少。现在为止，EPS本部基本是日本员工，中国人只有十几个人。
EPS公司上市的一个好处是，带给公司一个好的知名度，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七八家公司上市了。所以在招聘以及客户关系上有许多好处。包括公司的内部管理体系都有好处。
“我现在每天的任务还是培养人，每年都要进来100人，新人如何融进来，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还有访问公司的一百多家大客户，调整业务架构什么的。”严浩说。
虽然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社长，但是他的心态依然很平和。他说，他不想像美国上市公司总裁那样，整天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而忘了公司的实际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