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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下海”开公司换取百万财富

  不知为什么,跟黄谷打了两次照面之后,他给我的印象就定格为: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也许,这初步印象来自于他修剪得十分整洁的指甲、一丝不苟的衣着和严谨的谈吐。

  可是,在两次采访之后,我发现自己只猜对了一半。

  黄谷自小家境贫寒,“我说我小时候放过牛,很多人都不信。”黄谷很认真地对我说。

  虽然没有父母的庇护,但他仍凭自己的努力读到大学,此后经历了和平时期的战争、十余年的军医生涯……直到转业后,他放弃研究院的稳定工作,自己开起了公司。

  一路走来,有惊无险。看起来,黄谷的创业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惊涛骇浪,但他始终不满意目前的状态。“也许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黄谷显得有些困惑地说。

  “放牛娃”的“将军梦”

  “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以至于在此后的人生中,我都是身在‘苦’中不知苦。”黄谷对我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要带大我们兄妹五个,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幸好我是老四,年长些的哥哥姐姐帮着母亲撑起了这个家,也使我有机会潜心读书。

  尽管如此,我还是过得比村里其他的孩子苦。不过,在读书方面,我很有些天赋。我是我们那个村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孩子,当然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临床医学。这就定下了我一生事业的基调。

  不过这时出现了一段插曲。

  因为身体素质不错,我顺利地成了未来的“指挥官”中的一员。

  部队的训练是严苛的。刚进军校的时候,光是“稍息”、“立正”就训练了足足一个星期,累得我们这群新兵一餐要吃8个二两重的馒头,才能勉强填饱肚子。魔鬼式的训练,使我的体能迅速达到最佳状态。

  很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都踌躇满志,觉得只要从军校的大门走出去,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就在这时,部队传出消息,要在军校选拔一批优秀学员上老山前线。

  这是在1985年,一个和平年代。战争对于国内的很多人来说,只是记忆中的残片、书本上的故事。可那时老山前线仍燃有战火,战争离我们这些军校学生前所未有地近。

  我们都清楚,这是一个好机会———能上前线的学生经历战火的磨炼后,能更快实现“将军梦”。我一连写了3封请战书。最终,部队在1000多个军校毕业生中,挑选了32个人上老山前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年我20岁,任代职连长。

  黄谷忽然沉默下来,半晌才有些艰难地回忆:“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那段前线的时光。”他右手握了握拳,关节处因为用力的原因,有些发白,“前线有种奇异的力量,好像在那里,空间和时间被压缩了,半年的时间会让人思考10年的问题。”

  生与死,离自己特别近。我所在的连队,有不少战友就在我前面倒下了。我们一同上前线的32名同学中也有两名牺牲了。我偷偷写了一封遗书,到现在还保留着。

  虽然我很少回忆这段老山前线的生活,但那些日子对我意志力的锤炼已经深入骨髓。在此后的人生中,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以平常心处理。

  考研不成功,走上创业路

  这样极端的“身体力行”在医生中并不太多。所以很多患者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有一名姓涂的患者得了消化性溃疡,在我所在的医院住院。医治好后,他又反复发作了几次,这倒让我们相互之间多了些了解。

  原来他是当地一家中药厂厂长,他很希望能向医生讨教,研发一些新产品。彼此熟悉之后,我便帮助他搞了一些研究开发。那段时间的研究积累,让我隐约感觉到,中医药的研究很有前景,也让我萌生出考研究生的念头,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作了些准备。然而,尽管我已经尽力了,但最终考研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考研的失败,让我客观而认真地审视了自己。“我的学习能力很强,很多东西看两遍就会了,但却不善于死记硬背。”黄谷跟我解释,“也许这是我考研失败的原因。”

  从此以后,我对考研彻底断了念头。我想,既然继续深造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把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起来。十余年来的临床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把这些知识用好。

  “就是这个初步的想法,让我慢慢走向创业。”黄谷说。

  1996年,我转业到湖北一家研究院,直接进了开发部。开发部的工作是基础科研课题的二次开发,将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我对此兴趣很大,工作劲头也很足。我发现研究院浪费了很多很好的资源。那时,研究院有不少技术科研课题获了奖,可是这些成果在柜子里一躺就是一年多。

  我去了之后,先把这些科研成果整理出来,在其中,我发现一项科研成果很适合保健品的开发。那个时候,市面上缺乏定位明确的保健品,几乎所有的保健品都是增强体力、保证营养的功能。于是,我按照科研产品的性能,取了一个指向非常明确的名字———脑轻松。

  我编了一套可以对外发布的资料,给所有的朋友都发了一份。这项成果的市场化非常可行,又有获奖的背景,所以在短短3个月之内,前后有3家公司决定投入资金跟我们合作。

  产品的开发非常顺利,走向市场后反响也非常好。合作方和研究院都有不少收益,但却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因为,在研究院里,并不完全讲“多劳多得”,相反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让我感到很难处理。于是,我向研究院申请开一家下属公司,争取了很多次,但研究院始终不批准。

  无奈之下,我辞去工作,在1998年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我们公司第一项科研成果,是一种有解酒作用的纯中药口服液,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这类产品了,但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我打算把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可能是我的运气特别好,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我认识了一家大型酒厂的老总。相互了解后,他得知我正在开发这个产品,我们谈了两三次,就决定合作。我们把产品取名为“酒伴”,意思就是酒的伴侣,和白酒捆绑销售,买一瓶酒,盒子里就附送一瓶“酒伴”。

  这一笔生意赚了几十万元,当钱拨到公司账户上的时候,我还有些恍惚的感觉,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才意识到赚了几十万元,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

  当时还意识不到钱的重要性,不过所幸我下意识地认为这笔钱不能马上花掉。我一边投入资金在新项目的研发上,一边继续推广“酒伴”。可是,在1999年前后,白酒市场慢慢步入“寒冬”,酒厂几乎都不景气。“酒伴”推广了两年,收效甚微,没再赚什么钱。

  不管是推广“酒伴”还是新项目的前期研究,没有一样不需要钱,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只能靠自己来支撑。两年内,先前赚的几十万元很快就用完了。

  “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我一分钱工资都发不出来。”黄谷说,“这个时候,有人上门讨债,数额很小,只有2万多元,但却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我把公司里已经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项目转让了出去,一个项目转让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

  靠项目转让经费,公司度过了危机。如果一直靠技术转让来运作,公司也会发展得不错,光是去年一年,我们项目转让的金额就有200多万元。我也仔细斟酌过,如果像这样,转让一个项目,然后拿到钱再投入新项目的开发,公司的运作肯定十分稳健,但公司永远难以做大。

  我还是更希望做实业。虽然“酒伴”的尝试失败了,但我很不甘心,想再尝试一次。“在资金短缺的时候,我倒没感觉到多么艰难;我的痛苦,也许更多的是源于想把公司做大。”黄谷摇了摇头。

  公司创办以来,我们研究出一系列中药类产品,大部分是天然植物的提取物,对年老、体弱、产后体虚的人有一定的疗养作用。在这些产品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还与不少药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感觉这一系列产品一定有市场。因此,虽然公司经历过“经济危机”,但我从来没断过对这一系列产品的开发。2003年,这一系列产品研发成熟了,一共有60多个系列产品,我在武汉以开专卖店的形式,用一个统一的品牌,把它推向了市场。产品上市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为把产品推广到全国,我还在其他城市开起了加盟店。加盟店的选址以小区为主,特别是在老年人较多的社区。如今,在国内,我们已经发展了30多家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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