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弃学下海开出“饺子城”
1、14岁弃学“下海”
我今年40岁，是黑龙江佳木斯人。我文化程度不高，仅上到初一就中途退学了。我所以能走到今天，所以在事业上还算成功，我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能吃苦，有韧性，悟性好，肯钻研，对确定的目标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我尊重合作伙伴，尊重每一个对我有益的人。这也许多少弥补了我知识上的欠缺。
1979年，我14岁，上初中一年级。我本来学习很好，但第二学期还没结束就退学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想早点减轻家里的负担；二是当时在我们学校正有一个包工队做水暖工程，老师经常安排学生参加他们的劳动，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特别是姓范的包工头，他不仅技术好，活干得漂亮，而且人很热情，非常关心人，对我这个孩子更格外喜欢。
不想继续上学的打算先没向家里透露，先找到范师傅，想加入他的包工队。但范师傅没同意，他说我还小，应当多学点文化。经不住我软磨硬泡，他只得找到我父亲，征求我家长的意见。我父亲是个特别明智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一旦不想上学，是难以再把心收回，倒不如顺其自然依孩子的心愿。他坦诚地回答范师傅：“我在工厂干了一辈子，其实当工人并没什么不好，孩子既然喜欢，您就收下他一起干吧！”
在水暖工程包工队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虚心向范师傅学技术，很快就掌握了各项技术，独当一面。由于水暖工缺乏，加之范师傅社会交际面很广，工程任务十分饱满，我们每天顶着星星出，顶着星星归，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水暖件几十斤、上百斤，常常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真苦真累啊！但我没有动摇，没有后悔，咬牙坚持下来。待到第一次开工资给我一百三十多元时，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那时候佳木斯人一般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而我一下子多出了他们五六倍！
尽管我在包工队仅仅干了一年左右，但对我是获益匪浅。它使我初步了解了社会，认识了社会，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磨练了筋骨，提升了心智，小小年纪经受了劳苦的考验；尤其使我认识到，你有多大付出，一般会有相应回报。有了钱就有了独立精神，钱比一般人多了，更有了一份尊严。
2、在社会大学校逐渐成熟
1980年年中，一个国营建筑单位进行招工，我报了名。离开包工队，这既是当时自认为尽管钱挣得不算少，但毕竟要听命于人，不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时主要受父母“国营是铁饭碗”的影响，他们认为机会难得，不能错过。
招工要进行实际操作考试，在200多名应试者中，我年龄最小，但却考了第四名。看图、安装、电气焊非常出色，这让主考官十分惊讶，对照报名表，15岁的孩子为什么如此出众？他们哪里知道，我早就“捷足先登”了，是在包工队范师傅的“调教”和我的“苦学”中获得的。
“正式工人”除了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按月发几十元“法定工资”之外，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干了一年多我还是辞职了。后来我又干服装。这是那时候自谋职业者、下岗无业者、闯荡社会者，一句话想改变人生尽快富裕起来的许多人的首选。我下广州，进北京，上沈阳，身背肩扛倒服装。推着小车流动卖，市场租摊固定卖，包个门脸集中卖，各种形式我都进行过。
潮起潮落，干服装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红火，我很快刹车，最终确定到餐饮中找出路。
1986年底，我用五千元投资开了一家烧烤店。
从1979年弃学，到1986年干餐饮，七年的时间，我终于给自己定位在“民以食为天”的餐馆上。我首先在这里说三句关于餐饮的“三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干；不了解社会的不要干；人品不正、急功近利的不要干。所以说这些话，完全是在实践中体会和悟出的。
为了保证质量和肉的鲜嫩，我亲自采购，每天凌晨4点钟就骑车到20里外上肉，并且不能存放时间过长，必须当天的肉当天使用，绝不能过夜。上午9点半开门，一直到夜里12点打烊，一天十五六个小时我始终盯在店里。我这样做，并不是对员工不放心，而是为了经营的需要，老板在与不在情况大不一样。
寒冷的气候决定了东北人喜欢喝酒。有些人，因为酒精的刺激，有意无意的可能在酒喝到一定份上就要找寻“刺激”，有我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化险为夷，否则就难以预料。
比如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六七个人围坐一桌，酒喝的正酣，突然有一个人招呼叫服务员：“哎，你们的肉有问题，一点不新鲜！”
这时服务员走过去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肉本身没有问题，服务员难以回答。我立即走过去，先自报家门：“我是这里的老板，您有什么事？”“这肉不新鲜，味道不对。”我先耐心解释，肉是当天购进的新鲜肉，绝不会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我一分不收。然后话锋一转：“哥几个都是我这里的常客，到我这吃饭，就是我的朋友，就是给我面子。”于是，我话音未落，就举起酒杯敬每人一杯。
东北人是爱面子的，老板如此“敬重”他们，往往会让他们不好意思再“闹”下去，一场眼看就要发生无理免单的闹剧被我化解了。有时两拨客人酒喝到一定份上也会发生冲突，我瞅准他们之中的“主持人”，几句得体的话让已经眼看就要弥漫的硝烟立即消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镇住”他们的“主持人”一切就都迎刃而解，我的店也免受了“炮火”之灾。
几年下来，烧烤店让我真正“掘得了第一桶金”，有了“原始积累”，随着形势和市场的变化，九十年代我又陆续干过娱乐城、网吧。但那毕竟都在东北一隅，我有了“打出来”，向外发展的想法。
3、“饺子城”成为新的起点
2003年，我在家乡遇到了现在的合伙人程怀龙先生，我们一见如故。我欣赏他的沉稳、持重、内敛；他看重我的潇洒、强干、大度，从此我们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其实，在佳木斯那个小城，我们互相早都知道有一号，只不过来往较少而已。认识程怀龙，应该说是我事业的转折甚至是人生的转折。有一天，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毛老弟（他比我大三岁，我尊他为程哥），我知道你很能干，也已经很有成绩，但是，我们不能长期偏居一隅，我们应该打出去，首选就是京城。要在那里打出一片新天地，要在那里展示我们的才智和作为！” 我问道：“去北京干什么？”“餐饮。”
“在京城干餐饮能行吗？那可是精英荟萃、藏龙卧虎之地，不要说餐馆的数量数也数不清，川鲁粤淮扬，南北大菜，各种风味的争奇斗艳，能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我不无疑虑地问程哥。“这种繁荣兴盛既是竞争，又是机遇，更是挑战，只要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就不愁占不住脚跟，就能吸引众多食客！”
程怀龙先生的一番话使我最终下了来京城一闯的决心。除了他理智的分析，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业绩诠释了他的“道理”：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在我们家乡小城开风气之先，率先办起了餐馆，主打就是饺子。他开一家火一家，从佳木斯一直辐射到周边，直开到乌苏里江畔的边陲小镇。提起程怀龙的饺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探究他成功的“诀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品决定成败！”
2003年深秋，我们由家乡南下。偌大的北京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曾多次来京；陌生的是在这里我们无亲无故，没有一个熟人。为了稳扎稳打，我们没有贸然进京，先在通州边上的燕郊停下脚步，把那里作为前哨阵地，进而把通州作为“试点”。选在燕郊“落脚”，是那里与京城近在咫尺，能感受到首都的脉搏；选择通州“试点”，是因为那里已经很繁荣，丝毫不亚于市内；还因为根据北京的发展规划，市民将大量迁往此地，它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无量。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了解、筹备等前期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有近千平米营业面积、10个雅间、装修典雅，既现代，又古风、文化氛围浓郁的饺子城终于在2005年初开张。没想到的是，一开张就异常火爆，人声鼎沸，门庭若市。我们的兴奋是自然的；但我们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反而愈发冷静下来。我们及时进行了总结。开张之初的火爆，很大程度是人们的新鲜感，但它并不能说明今后也会依然火爆。要想保持下去，必须抓住机遇，珍惜这种“人气”，我们坚持做好每一天，坚持既定的经营理念：经营方面面向大众，又兼顾多层次需要，既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好，又让宴请宾客上档次，“不跌份”；55种饺子、几百种菜肴，把好进料关、制作关，确保独有风味和质量；卫生、服务、环境这是为客人就餐服务的，一点不能马虎，严格按照制度规范。就硬件而言，我们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典雅、舒适的环境，在“软件”上，要为客人提供温馨的氛围，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归根结底，客人“下馆子”，最重要的是吃味道和“吃环境”，可以自豪地说，这两点我们都做到了。
外在的这些东西，客人可以亲身体会到，客人不知道的是，我们俩根据特长，我主要“主外”，程怀龙先生主要“主内”。除了各项对内的严格制度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我们的家属到餐馆来，她们不能参与“政事”，如果来就餐，像普通顾客一样该付多少钱分文不能少。这种道理凡是懂管理懂经营的人是都明白的。 我还要说，开张几个月来，通州老百姓和方方面面的朋友，不仅捧场、给面子，热衷在我们这里就餐，而且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关爱，我和程怀龙两人心里充满了暖意和感激之情。
通州是我们在京城开的第一家“饺子城”，明年我们就要打进市内。事业是无止境的，我们已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