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甲钳大王”的隐形之路
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往往是一些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占世界第一或第二；同时，年销售收入一般都不超过10亿美元；最后，也是最值得深思的是，它们的社会知名度往往都很低。
我国也有很多优秀企业虽然寂寞无闻，但其经营业绩却往往出奇的好，与知名大企业相比毫不逊色。广东的梁伯强把“非常小器·圣雅伦”做成了中国指甲钳第一品牌，进入世界前三甲，便是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然而，就如人们无法想象精做指甲钳居然可以做成国际一流的大企业一样，人们也无法想象梁伯强白手起家背后被隐形了的创业历程。
当年两度做了“偷渡客”
1962年出生的梁伯强在“十年浩劫”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梁伯强感喟：“那是一个教育瘫痪的时代，但母亲还是希望我好好念书，不要因为动乱而迷惑了自己的心。”
因为在学校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梁伯强经常流连于家乡的地头、河畔，大自然的美让他迷上了绘画。几经周折，他终于在一位国画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基础技法；后来又辗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当了一年旁听生，但最终还是没能通过附中的正式入学考试。梁伯强的画家梦也因此告一段落。
“因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我被招进了中山小榄镇制锁二厂做美术编辑。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明确后的小榄镇为了招商引资筹办‘菊花会’，调我去搞美术工作。可半年后回到锁厂，别人却顶替了我的岗位，只能下车间当工人。我自然无法接受。”回想起1980年的那个初夏，其时的迷茫他记忆犹新。
中山是著名侨乡，小榄的村居民都知道毗邻的澳门、香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繁华世界，一些人为此而偷渡港澳。梁伯强也萌生出去碰碰运气的念头。
随后，他顺利偷渡到澳门，在一家牛仔布洗水厂当搬运工，靠出卖原始劳动力每月挣30澳元。那时，他每天吃2个盒饭，晚上睡在牛仔布堆里，听任蚊虫叮咬。
这当然不是他偷渡澳门的最终目的。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规划，但追求财富的单纯愿望对梁伯强来说却是非常强烈的。一家仿古家具厂请美工，老板是香港人，见梁伯强功底不错，于是当场录用。工作是画古代仕女与山水图，计件工资，每幅20元，每天早起晚睡，可画3到4幅，薪酬是搬运工的60倍。这样的收入让梁伯强感到振奋，而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踏实和认真得到了香港老板的赏识。半年后工厂扩大业务，老板将画图工序承包给梁伯强，并催他租房收徒弟，计件工资也调整到40元一幅。梁伯强用辛苦挣来的三万澳元在炮台山附近买下了一座小铁皮屋，并招了两个帮工。
梁伯强兴奋而不安，虽然他已经领取了澳门的临时身份证，但手下工人还是偷渡客，属非法劳工雇佣。一天晚上，铁皮屋附近突然警笛四起。两个帮工先跑为快，梁伯强也不敢心存侥幸，来不及收拾家当，翻窗渡海回到珠海，在关外的小树林里躲了一夜。天一亮，只穿了短裤背心的梁伯强，举着手一步步走向拱北边防关口。
从早上7：30到下午4：30，经过长达数小时的羁押与问讯审查，珠海边防排除了梁伯强的特务嫌疑，还开介绍信至小榄派出所，称他觉悟高呢。
“1982年，我突然回到小榄，家人惊喜交加，而在外却四处遭受冷眼。原本打算重进制锁二厂，但‘偷渡犯’无异于投敌叛国的坏人，厂方要我光头游街，接受批斗，我拒绝了。”备受歧视的梁伯强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始摆地摊做小买卖。卖冰棍（3分钱进货，4分卖出），卖咸鱼，还倒卖过旧服装。当时的经商意识还几乎没有萌芽，个体单干的小生意仍然被人鄙视。
一年多后，通过一些关系与一点“贿赂”，梁伯强又进了小榄胶木电器厂，重新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
1984年，梁伯强获悉在澳门的临时身份证可以“转正”，便再次偷渡澳门。
他去炮台山故地重游。时过境迁，当年的铁皮屋——他18岁青春事业的见证——早已没了踪影。但他得知1982年的仓皇逃走只是虚惊一场：那天晚上警察抓的不是他们，而是贩毒团伙。
从前的一切早已灰飞烟灭，但年轻的梁伯强并不懊丧。他看得开：没了，就重新开始吧。
取得澳门公民身份后梁伯强更是信心百倍。当时的香港商人把澳门作为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在这里投资开厂。搞个体时他跟人学过一点人造首饰的制作手艺，于是进了一家香港人的首饰厂，并因是第一个应聘的员工，很快被任命为厂长，负责接回香港发来的原料，监督辅导10个福建女工。不到两个月，工厂就壮大到20多人。此时正是香港投资大陆的高潮期。老板看中梁伯强的才干和大陆背景，让他回中山办厂。
曾经一败再败
再次回到家乡的梁伯强已不再是遭人歧视的偷渡客，而是大受欢迎的投资商。他建立的人造首饰厂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家外资企业。他被香港老板任命为总经理，充满了创业的自豪与工作的激情，不到一年工厂便发展到600人，很快又扩展到1000多人，规模粗具，且业务兴旺。
但梁伯强没料到希望之门在一瞬间豁然敞开，却又在一刹那轰然关闭——香港老板常驻广州的弟弟违反来料加工规定，将必须100%出口的原料产品在国内销售，构成走私罪，海关随即查封了工厂。
一夜之间，工厂不复存在。海关人员还误认为梁伯强是工厂老板，把他抓到中山石歧关了一个多月才无罪释放。
这一年，他24岁，却经历了人生的两次巨大起伏。
梁伯强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现在还找一个老板打工吗？给谁去做呢？梁伯强再一次迷惘了。老朋友苏钢华鼓动他：这有什么好难的呢？你也算在江湖上走过了，怎么就没想过自己办工厂？梁伯强幡然醒悟：自己懂经营管理，又懂生产技术，为何不建立自己的工厂给自己打工呢？梁伯强的商人生涯再次起步。
因是澳门籍，他用妹妹的名字领取了个体执照，创办作坊式家庭工厂，生产物美价廉的人造首饰。苏钢华帮他制作模具，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与销售网络也没有荒废，重新发挥了价值。
当时由于行业竞争很少，他做的那些产品又正好适应国内消费水平，产品销售很火，供不应求。只一年，梁伯强就建了新房，买齐家电，还结了婚。除此之外，他还盈余了几十万元的个人资产，并在香港注册聚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聚龙这个名字也从此与他相伴。
1992年，中外合资的企业形式得到许可，当地政府便邀请梁伯强建立合资企业。梁伯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做旅游纪念品、首饰等。刚过而立之年的梁伯强在小榄如鱼得水，企业也兴旺红火。他成了小榄的英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梁伯强也有点心理膨胀，他只做董事长，不当总经理，公司事务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1997年，两个合资企业最终陷入困境，他因此而经历了人生的第三次起落。事后，梁伯强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自己不冷静，对企业不够用心，决策不当，选用的经理人在企业管理方法上有欠缺，责任感也不强。追忆当年的失败，梁伯强依然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与悔。
选择指甲钳得益于总理的讲话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重新站起。梁伯强冷静反省了自己的失误，谋划东山再起。正好赶上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梁伯强出资1000多万，买下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将两个企业整合为一家，依旧纳于聚龙旗下。
路在何方，何去何从？梁伯强再次陷入迷茫的痛苦。看到同在小榄创始的“乐百氏”卖奶、卖茶、卖水，卖得风生水起，而差不多与“乐百氏”何伯权同时闯荡江湖的自己，除了一些资产，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在人生的第三个低谷，梁伯强坚定品牌信念，谋划创立一个大众五金用品的中国名牌。
1997年10月27日，朱钅容基副总理在接见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时说：“轻工是搞小商品的，像这个指甲剪，我国并不是没有，但我没用过好的指甲剪。……你们要下功夫，动脑筋，很多产品可以做出来。中国的手工艺品就以它的精巧而闻名，有几千年的历史，怎么造不出这个东西呢？加上一点现代技术和模具，用点好材料。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高了，可以买得起这些小商品。一个国家繁荣就看这些小商品，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1998年4月，梁伯强打开一份别人用来包东西的废旧报纸，无意中读到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文中恰好提到朱总理的这段讲话。梁伯强当时就意识到：小小指甲钳能在总理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绝非小事。他当即找来一同创业的老朋友、五金模具专家苏钢华先生：“你看，这个项目咱们能不能上？”随后又叫来几位骨干，围着一张报纸议论了整整一下午，最终达成共识：这个项目可以上。
他搜集了一大堆指甲钳来研究，结果发现国产货一律造型单一、生产粗糙，而韩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的产品精致实用而且款式新颖，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梁伯强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做不好？如果我来做，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揣着这些问号，他开始了对整个指甲钳行业的全球考察。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指甲钳有北京“京”字牌、天津“天”字牌等五大国有老字号。搞市场经济后，这些国企几乎是最早出局的。他先到广州生产“555”指甲钳的老牌国营厂，假装订货。对方没货，企业停产只剩下三个人，当然问不到技术诀窍。他到上海“双箭”指甲钳厂，法院正在贴封条，不让进，他从后门溜进去参观了一下尘封破败的景象。之后他到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国有企业的情况都差不多，有的转产，有的停产，有的已濒临倒闭，整个行业极不景气。有媒体形容他“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国企不行固然可惜，但也给民营企业腾出了市场。
梁伯强取道浙江海宁、义乌，发现所有个体作坊都在热火朝天地生产。他知道不能在这种个体作坊偷师学艺。梁伯强想，报上不是说台湾人送一个指甲钳给朱总理吗？莫非台湾人做的指甲钳最好？梁伯强到了台湾，发现整个台湾只有两家企业在生产指甲钳，有一个还是夫妻店，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算不了什么。
为了这小小的指甲钳，他开始了世界漫游，发现德、法、美、日等国的指甲钳生产水平相当高，知名的如德国“双立人”、日本“绿钟”等，主要针对高端市场，但产量有限，且只是附属产品——“双立人”的主业是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刀，“绿钟”则是个人护理产品。与之不同的韩国指甲钳则定位于大众市场，不仅是亚洲霸主，同时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国际市场。据业内人士测算，仅韩国“777”一个牌子，每年从中国市场就能拿走2亿元人民币，抢占了中国指甲钳高端市场的“半壁江山”。
但即便在韩国，指甲钳也被认为是“夕阳产业”。那些知名企业普遍不愿投入产品研发与更新，企业掌门人多为老朽之辈，钱已赚足，后继无人。但即使如此，全球每年60亿左右的指甲钳市场并不会消失，利润也远比外人想象的丰厚。
在广泛深入的市场考察中，梁伯强付出了代价——途中遇上车祸，左腿留下残疾，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指甲钳的全球市场布局他已经很清晰；他自己预谋建立的指甲钳中国品牌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与超越海外对手的可能性；对于他将来的品牌而言，真正的对手只有韩国人；正是在这个不被欧美企业重视的市场空间里，在这个不少韩国企业赖以发财却认为已经“夕阳”的指甲钳行业中，蕴藏着梁伯强创造大众五金名牌的机遇，就像吉列（Gillette）和舒适刀片（Schick）那样，从微不足道的日用小商品起步成长为国际名牌。
千万学费交给韩国人
既然潜在对手是韩国货，梁伯强把目标锁定为韩国著名指甲钳品牌“777”。“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成了“777”代理商，定购30万元货品，组织专人研究，再把买来的指甲钳卖出去。一有技术难题马上飞往韩国，以经销商的身份前去考察，韩国人不仅详细解释，还组织技术参观。梁伯强详细了解“777”自动化生产技术和设备，更将产品材料和工艺流程暗暗铭记在心。
梁伯强一年飞了20多次韩国，买进1000多万元“777”指甲钳作为学费，基本上悟透了“777”技术，通过做经销商，也逐步建立了营销网络，而国内五大指甲钳厂的技术厂长更是为他推波助澜。
1999年4月的北京国际礼品展销会上，数十款“圣雅伦”指甲钳刚一亮相，就引来各方关注。虽然订单连连，内在质量到底如何，仍须主管部门和权威检测机构的意见。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秘书长石僧兰热情接待了梁伯强。在他们的安排下，产品送到了国家日用五金制品监督检测中心，与韩国知名品牌做对比试验。检测结果显示，六项指标中，“圣雅伦”四项占优，两项败在人家手下。
给韩国人交了上千万学费的梁伯强心里起了火，立即飞回广东。针对检测报告和专家建议，组织力量，对热处理工艺进行大密度技术攻关。不久，一批脱胎换骨的高品质指甲钳脱颖而出，再次送检，产品外观造型超过韩国知名品牌，性能指标全部超过国家标准，达到或超过韩国知名品牌。据国家日用五金制品监督检测中心介绍，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开出的第一张指甲钳质量检测合格证书。
1999年6月，拥有38万职工的特大型企业北京铁路局，为了庆祝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安全生产1000天，准备定做47万套修甲套装作为纪念品发放。在世界指甲钳生产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礼品订单。这引发了包括韩国知名品牌在内的国内外指甲钳生产企业的激烈竞争。经过两个半月的角逐，“圣雅伦”最终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
同年12月24日，曾向梁伯强说“一帮到底”的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各界推介“圣雅伦”指甲钳。在国家最庄严的殿堂里，由国家主管部门举办一个专门推介会，这在世界指甲钳生产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梁伯强再一次上升到人生的巅峰。
做“隐形冠军”是有预谋的
“圣雅伦”指甲钳只有韩国产品60％的成本与价格，但梁伯强从来就没打算拼成本，且不把指甲钳仅仅看成一件剪指甲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只要质量好一点，买一把够用一辈子。”在日本产品的启发下，梁伯强认为：只有把指甲钳变成时尚产品，就能提升附加值并实现普遍性的重复购买。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圣雅伦’柜台前缠着妈妈要一个卡通指甲钳。妈妈说家里有，不用买。小姑娘急得直嚷嚷：没有这个样子的。很明显，顾客作出购买决定的那一刹那，吸引她（他）的绝不仅仅是指甲钳的功能。” 梁伯强说，“这就是冲动消费。”
打文化时尚旗号走高端路线成为他的坚定战略，令人称奇的是国内同行不但没有跟风，而且还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甚至还有人说：“圣雅伦那帮人都是文人，不是做生意的。”
国内的同行虽然不以为然，某些美容化妆品公司却看好这个商机。“但问题是他们一般没有五金产品的制造能力。”梁伯强说，“所以他们还得找我们贴牌生产。”
他还专门成立了一支6个人的专职研发队伍（不包括工业设计），不断地研制新品，不断地申请专利，再把专利和贴牌加工服务捆绑销售给有实力的中间商。和单纯的OEM（贴牌生产）相比，这样做并不见得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但好处在于增加了他们的依赖性，因为这类产品从此只能找我们贴牌，否则侵权。”梁伯强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大智慧。
这个在国内同行眼中“脑子有问题”的梁伯强甚至还做“赔本买卖”。他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和舒适公司合作生产舒适牌指甲钳，如今每月出货量已从6000只上升到10万只，订单额达到100万港币。“我们跟‘舒适’合作现在不考虑利润，头几批甚至根本不赚钱。”梁伯强坦承，“我们跟它现在好比是处在‘恋爱期’，吃饭、喝茶我们买单是应该的。”
实际上，高瞻远瞩的梁伯强看中的是“舒适”遍及全球五大洲每一个角落的销售网络。这种既做自有品牌，也做贴牌生产的运作方式正帮助梁伯强将他的品牌触角与销售通路体系延伸、覆盖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目前，全球卡通巨头迪斯尼公司现在已经成为梁伯强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圣雅伦每个月给迪斯尼贴牌生产的各类卡通指甲钳达到300万港币。高处不胜寒，英雄多寂寞。梁伯强已然抵达了事业的巅峰，但他并不满足自己的一枝独秀。他推出了代号为“珠峰行动”的大棋局。
“珠峰行动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在‘中国小五金之乡’小榄镇打造一个全球最大的指甲钳制造基地，新建6条现代生产线，年销售额达20亿元；第二步，把‘非常小器’单独作为一个品牌，通过网络渠道走进最广大的消费群当中，占领国内中档指甲钳市场；第三步，与广东另一家指甲钳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组建中国指甲钳集团，在全球打响‘中国造’指甲钳品牌。”
梁伯强阐释了“圣雅伦” 的“珠峰”位置：“从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我们坐落在世界的制造中心珠江三角洲，犹如中国经济的‘青藏高原’；从产业的聚群来看，我们扎根于有‘中国小五金之乡’、‘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之称的中山市小榄镇，好比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喜马拉雅山’。在这样的‘聚群’经济环境中，小五金的相关企业形成了生态圈与产业链，地处圈内的散件加工商、制造商、流通渠道商等梯级分明、互相依存。生态圈和产业链为我们的战略联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力，这就是‘珠峰原理’的依据所在。”
目前，“圣雅伦”的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已达到50％。事实正如梁伯强所言：“我做这个冠军是有预谋的。”
我国也有很多优秀企业虽然寂寞无闻，但其经营业绩却往往出奇的好，与知名大企业相比毫不逊色。广东的梁伯强把“非常小器·圣雅伦”做成了中国指甲钳第一品牌，进入世界前三甲，便是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然而，就如人们无法想象精做指甲钳居然可以做成国际一流的大企业一样，人们也无法想象梁伯强白手起家背后被隐形了的创业历程。
当年两度做了“偷渡客”
1962年出生的梁伯强在“十年浩劫”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梁伯强感喟：“那是一个教育瘫痪的时代，但母亲还是希望我好好念书，不要因为动乱而迷惑了自己的心。”
因为在学校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梁伯强经常流连于家乡的地头、河畔，大自然的美让他迷上了绘画。几经周折，他终于在一位国画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基础技法；后来又辗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当了一年旁听生，但最终还是没能通过附中的正式入学考试。梁伯强的画家梦也因此告一段落。
“因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我被招进了中山小榄镇制锁二厂做美术编辑。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明确后的小榄镇为了招商引资筹办‘菊花会’，调我去搞美术工作。可半年后回到锁厂，别人却顶替了我的岗位，只能下车间当工人。我自然无法接受。”回想起1980年的那个初夏，其时的迷茫他记忆犹新。
中山是著名侨乡，小榄的村居民都知道毗邻的澳门、香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繁华世界，一些人为此而偷渡港澳。梁伯强也萌生出去碰碰运气的念头。
随后，他顺利偷渡到澳门，在一家牛仔布洗水厂当搬运工，靠出卖原始劳动力每月挣30澳元。那时，他每天吃2个盒饭，晚上睡在牛仔布堆里，听任蚊虫叮咬。
这当然不是他偷渡澳门的最终目的。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规划，但追求财富的单纯愿望对梁伯强来说却是非常强烈的。一家仿古家具厂请美工，老板是香港人，见梁伯强功底不错，于是当场录用。工作是画古代仕女与山水图，计件工资，每幅20元，每天早起晚睡，可画3到4幅，薪酬是搬运工的60倍。这样的收入让梁伯强感到振奋，而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踏实和认真得到了香港老板的赏识。半年后工厂扩大业务，老板将画图工序承包给梁伯强，并催他租房收徒弟，计件工资也调整到40元一幅。梁伯强用辛苦挣来的三万澳元在炮台山附近买下了一座小铁皮屋，并招了两个帮工。
梁伯强兴奋而不安，虽然他已经领取了澳门的临时身份证，但手下工人还是偷渡客，属非法劳工雇佣。一天晚上，铁皮屋附近突然警笛四起。两个帮工先跑为快，梁伯强也不敢心存侥幸，来不及收拾家当，翻窗渡海回到珠海，在关外的小树林里躲了一夜。天一亮，只穿了短裤背心的梁伯强，举着手一步步走向拱北边防关口。
从早上7：30到下午4：30，经过长达数小时的羁押与问讯审查，珠海边防排除了梁伯强的特务嫌疑，还开介绍信至小榄派出所，称他觉悟高呢。
“1982年，我突然回到小榄，家人惊喜交加，而在外却四处遭受冷眼。原本打算重进制锁二厂，但‘偷渡犯’无异于投敌叛国的坏人，厂方要我光头游街，接受批斗，我拒绝了。”备受歧视的梁伯强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始摆地摊做小买卖。卖冰棍（3分钱进货，4分卖出），卖咸鱼，还倒卖过旧服装。当时的经商意识还几乎没有萌芽，个体单干的小生意仍然被人鄙视。
一年多后，通过一些关系与一点“贿赂”，梁伯强又进了小榄胶木电器厂，重新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
1984年，梁伯强获悉在澳门的临时身份证可以“转正”，便再次偷渡澳门。
他去炮台山故地重游。时过境迁，当年的铁皮屋——他18岁青春事业的见证——早已没了踪影。但他得知1982年的仓皇逃走只是虚惊一场：那天晚上警察抓的不是他们，而是贩毒团伙。
从前的一切早已灰飞烟灭，但年轻的梁伯强并不懊丧。他看得开：没了，就重新开始吧。
取得澳门公民身份后梁伯强更是信心百倍。当时的香港商人把澳门作为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在这里投资开厂。搞个体时他跟人学过一点人造首饰的制作手艺，于是进了一家香港人的首饰厂，并因是第一个应聘的员工，很快被任命为厂长，负责接回香港发来的原料，监督辅导10个福建女工。不到两个月，工厂就壮大到20多人。此时正是香港投资大陆的高潮期。老板看中梁伯强的才干和大陆背景，让他回中山办厂。
曾经一败再败
再次回到家乡的梁伯强已不再是遭人歧视的偷渡客，而是大受欢迎的投资商。他建立的人造首饰厂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家外资企业。他被香港老板任命为总经理，充满了创业的自豪与工作的激情，不到一年工厂便发展到600人，很快又扩展到1000多人，规模粗具，且业务兴旺。
但梁伯强没料到希望之门在一瞬间豁然敞开，却又在一刹那轰然关闭——香港老板常驻广州的弟弟违反来料加工规定，将必须100%出口的原料产品在国内销售，构成走私罪，海关随即查封了工厂。
一夜之间，工厂不复存在。海关人员还误认为梁伯强是工厂老板，把他抓到中山石歧关了一个多月才无罪释放。
这一年，他24岁，却经历了人生的两次巨大起伏。
梁伯强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现在还找一个老板打工吗？给谁去做呢？梁伯强再一次迷惘了。老朋友苏钢华鼓动他：这有什么好难的呢？你也算在江湖上走过了，怎么就没想过自己办工厂？梁伯强幡然醒悟：自己懂经营管理，又懂生产技术，为何不建立自己的工厂给自己打工呢？梁伯强的商人生涯再次起步。
因是澳门籍，他用妹妹的名字领取了个体执照，创办作坊式家庭工厂，生产物美价廉的人造首饰。苏钢华帮他制作模具，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与销售网络也没有荒废，重新发挥了价值。
当时由于行业竞争很少，他做的那些产品又正好适应国内消费水平，产品销售很火，供不应求。只一年，梁伯强就建了新房，买齐家电，还结了婚。除此之外，他还盈余了几十万元的个人资产，并在香港注册聚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聚龙这个名字也从此与他相伴。
1992年，中外合资的企业形式得到许可，当地政府便邀请梁伯强建立合资企业。梁伯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做旅游纪念品、首饰等。刚过而立之年的梁伯强在小榄如鱼得水，企业也兴旺红火。他成了小榄的英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梁伯强也有点心理膨胀，他只做董事长，不当总经理，公司事务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1997年，两个合资企业最终陷入困境，他因此而经历了人生的第三次起落。事后，梁伯强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自己不冷静，对企业不够用心，决策不当，选用的经理人在企业管理方法上有欠缺，责任感也不强。追忆当年的失败，梁伯强依然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与悔。
选择指甲钳得益于总理的讲话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重新站起。梁伯强冷静反省了自己的失误，谋划东山再起。正好赶上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梁伯强出资1000多万，买下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将两个企业整合为一家，依旧纳于聚龙旗下。
路在何方，何去何从？梁伯强再次陷入迷茫的痛苦。看到同在小榄创始的“乐百氏”卖奶、卖茶、卖水，卖得风生水起，而差不多与“乐百氏”何伯权同时闯荡江湖的自己，除了一些资产，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在人生的第三个低谷，梁伯强坚定品牌信念，谋划创立一个大众五金用品的中国名牌。
1997年10月27日，朱钅容基副总理在接见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时说：“轻工是搞小商品的，像这个指甲剪，我国并不是没有，但我没用过好的指甲剪。……你们要下功夫，动脑筋，很多产品可以做出来。中国的手工艺品就以它的精巧而闻名，有几千年的历史，怎么造不出这个东西呢？加上一点现代技术和模具，用点好材料。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高了，可以买得起这些小商品。一个国家繁荣就看这些小商品，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1998年4月，梁伯强打开一份别人用来包东西的废旧报纸，无意中读到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文中恰好提到朱总理的这段讲话。梁伯强当时就意识到：小小指甲钳能在总理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绝非小事。他当即找来一同创业的老朋友、五金模具专家苏钢华先生：“你看，这个项目咱们能不能上？”随后又叫来几位骨干，围着一张报纸议论了整整一下午，最终达成共识：这个项目可以上。
他搜集了一大堆指甲钳来研究，结果发现国产货一律造型单一、生产粗糙，而韩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的产品精致实用而且款式新颖，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梁伯强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做不好？如果我来做，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揣着这些问号，他开始了对整个指甲钳行业的全球考察。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指甲钳有北京“京”字牌、天津“天”字牌等五大国有老字号。搞市场经济后，这些国企几乎是最早出局的。他先到广州生产“555”指甲钳的老牌国营厂，假装订货。对方没货，企业停产只剩下三个人，当然问不到技术诀窍。他到上海“双箭”指甲钳厂，法院正在贴封条，不让进，他从后门溜进去参观了一下尘封破败的景象。之后他到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国有企业的情况都差不多，有的转产，有的停产，有的已濒临倒闭，整个行业极不景气。有媒体形容他“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国企不行固然可惜，但也给民营企业腾出了市场。
梁伯强取道浙江海宁、义乌，发现所有个体作坊都在热火朝天地生产。他知道不能在这种个体作坊偷师学艺。梁伯强想，报上不是说台湾人送一个指甲钳给朱总理吗？莫非台湾人做的指甲钳最好？梁伯强到了台湾，发现整个台湾只有两家企业在生产指甲钳，有一个还是夫妻店，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算不了什么。
为了这小小的指甲钳，他开始了世界漫游，发现德、法、美、日等国的指甲钳生产水平相当高，知名的如德国“双立人”、日本“绿钟”等，主要针对高端市场，但产量有限，且只是附属产品——“双立人”的主业是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刀，“绿钟”则是个人护理产品。与之不同的韩国指甲钳则定位于大众市场，不仅是亚洲霸主，同时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国际市场。据业内人士测算，仅韩国“777”一个牌子，每年从中国市场就能拿走2亿元人民币，抢占了中国指甲钳高端市场的“半壁江山”。
但即便在韩国，指甲钳也被认为是“夕阳产业”。那些知名企业普遍不愿投入产品研发与更新，企业掌门人多为老朽之辈，钱已赚足，后继无人。但即使如此，全球每年60亿左右的指甲钳市场并不会消失，利润也远比外人想象的丰厚。
在广泛深入的市场考察中，梁伯强付出了代价——途中遇上车祸，左腿留下残疾，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指甲钳的全球市场布局他已经很清晰；他自己预谋建立的指甲钳中国品牌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与超越海外对手的可能性；对于他将来的品牌而言，真正的对手只有韩国人；正是在这个不被欧美企业重视的市场空间里，在这个不少韩国企业赖以发财却认为已经“夕阳”的指甲钳行业中，蕴藏着梁伯强创造大众五金名牌的机遇，就像吉列（Gillette）和舒适刀片（Schick）那样，从微不足道的日用小商品起步成长为国际名牌。
千万学费交给韩国人
既然潜在对手是韩国货，梁伯强把目标锁定为韩国著名指甲钳品牌“777”。“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成了“777”代理商，定购30万元货品，组织专人研究，再把买来的指甲钳卖出去。一有技术难题马上飞往韩国，以经销商的身份前去考察，韩国人不仅详细解释，还组织技术参观。梁伯强详细了解“777”自动化生产技术和设备，更将产品材料和工艺流程暗暗铭记在心。
梁伯强一年飞了20多次韩国，买进1000多万元“777”指甲钳作为学费，基本上悟透了“777”技术，通过做经销商，也逐步建立了营销网络，而国内五大指甲钳厂的技术厂长更是为他推波助澜。
1999年4月的北京国际礼品展销会上，数十款“圣雅伦”指甲钳刚一亮相，就引来各方关注。虽然订单连连，内在质量到底如何，仍须主管部门和权威检测机构的意见。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秘书长石僧兰热情接待了梁伯强。在他们的安排下，产品送到了国家日用五金制品监督检测中心，与韩国知名品牌做对比试验。检测结果显示，六项指标中，“圣雅伦”四项占优，两项败在人家手下。
给韩国人交了上千万学费的梁伯强心里起了火，立即飞回广东。针对检测报告和专家建议，组织力量，对热处理工艺进行大密度技术攻关。不久，一批脱胎换骨的高品质指甲钳脱颖而出，再次送检，产品外观造型超过韩国知名品牌，性能指标全部超过国家标准，达到或超过韩国知名品牌。据国家日用五金制品监督检测中心介绍，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开出的第一张指甲钳质量检测合格证书。
1999年6月，拥有38万职工的特大型企业北京铁路局，为了庆祝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安全生产1000天，准备定做47万套修甲套装作为纪念品发放。在世界指甲钳生产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礼品订单。这引发了包括韩国知名品牌在内的国内外指甲钳生产企业的激烈竞争。经过两个半月的角逐，“圣雅伦”最终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
同年12月24日，曾向梁伯强说“一帮到底”的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各界推介“圣雅伦”指甲钳。在国家最庄严的殿堂里，由国家主管部门举办一个专门推介会，这在世界指甲钳生产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梁伯强再一次上升到人生的巅峰。
做“隐形冠军”是有预谋的
“圣雅伦”指甲钳只有韩国产品60％的成本与价格，但梁伯强从来就没打算拼成本，且不把指甲钳仅仅看成一件剪指甲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只要质量好一点，买一把够用一辈子。”在日本产品的启发下，梁伯强认为：只有把指甲钳变成时尚产品，就能提升附加值并实现普遍性的重复购买。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圣雅伦’柜台前缠着妈妈要一个卡通指甲钳。妈妈说家里有，不用买。小姑娘急得直嚷嚷：没有这个样子的。很明显，顾客作出购买决定的那一刹那，吸引她（他）的绝不仅仅是指甲钳的功能。” 梁伯强说，“这就是冲动消费。”
打文化时尚旗号走高端路线成为他的坚定战略，令人称奇的是国内同行不但没有跟风，而且还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甚至还有人说：“圣雅伦那帮人都是文人，不是做生意的。”
国内的同行虽然不以为然，某些美容化妆品公司却看好这个商机。“但问题是他们一般没有五金产品的制造能力。”梁伯强说，“所以他们还得找我们贴牌生产。”
他还专门成立了一支6个人的专职研发队伍（不包括工业设计），不断地研制新品，不断地申请专利，再把专利和贴牌加工服务捆绑销售给有实力的中间商。和单纯的OEM（贴牌生产）相比，这样做并不见得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但好处在于增加了他们的依赖性，因为这类产品从此只能找我们贴牌，否则侵权。”梁伯强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大智慧。
这个在国内同行眼中“脑子有问题”的梁伯强甚至还做“赔本买卖”。他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和舒适公司合作生产舒适牌指甲钳，如今每月出货量已从6000只上升到10万只，订单额达到100万港币。“我们跟‘舒适’合作现在不考虑利润，头几批甚至根本不赚钱。”梁伯强坦承，“我们跟它现在好比是处在‘恋爱期’，吃饭、喝茶我们买单是应该的。”
实际上，高瞻远瞩的梁伯强看中的是“舒适”遍及全球五大洲每一个角落的销售网络。这种既做自有品牌，也做贴牌生产的运作方式正帮助梁伯强将他的品牌触角与销售通路体系延伸、覆盖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目前，全球卡通巨头迪斯尼公司现在已经成为梁伯强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圣雅伦每个月给迪斯尼贴牌生产的各类卡通指甲钳达到300万港币。高处不胜寒，英雄多寂寞。梁伯强已然抵达了事业的巅峰，但他并不满足自己的一枝独秀。他推出了代号为“珠峰行动”的大棋局。
“珠峰行动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在‘中国小五金之乡’小榄镇打造一个全球最大的指甲钳制造基地，新建6条现代生产线，年销售额达20亿元；第二步，把‘非常小器’单独作为一个品牌，通过网络渠道走进最广大的消费群当中，占领国内中档指甲钳市场；第三步，与广东另一家指甲钳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组建中国指甲钳集团，在全球打响‘中国造’指甲钳品牌。”
梁伯强阐释了“圣雅伦” 的“珠峰”位置：“从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我们坐落在世界的制造中心珠江三角洲，犹如中国经济的‘青藏高原’；从产业的聚群来看，我们扎根于有‘中国小五金之乡’、‘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之称的中山市小榄镇，好比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喜马拉雅山’。在这样的‘聚群’经济环境中，小五金的相关企业形成了生态圈与产业链，地处圈内的散件加工商、制造商、流通渠道商等梯级分明、互相依存。生态圈和产业链为我们的战略联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力，这就是‘珠峰原理’的依据所在。”
目前，“圣雅伦”的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已达到50％。事实正如梁伯强所言：“我做这个冠军是有预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