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村支书”吴奇修的创业传奇
8年前，一位北大经济系的毕业生主动回到当时的湖南省省级贫困县，之后担任村支书7年多，把一个偏僻的贫困村、失控村变成了全省富裕村和“全国文明村”，而他本人也成长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中共十六大主席团成员。
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是现年39岁的现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
他叫吴奇修。
决定回家乡工作时有一种壮士断腕的感觉
一个人不走寻常路，有时会受到非议。吴奇修主动回家乡，等待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人们对他的满腹猜疑。
他邻居家里有一位读中专的孩子，毕业后分配到省里的一个厅局工作，而读完高二就被北大经济系录取的吴奇修在1987年毕业时却回到了家乡湖南省涟源市（当年涟源县改市）。“当时村里的舆论就反过来了，说读北大还不如上中专。”而最难受的是他父亲——让儿子光宗耀祖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然而吴奇修还不“安分”，在特困村从事两年多的扶贫工作后，本来在涟源市计委干得好好的他，1995年却主动向组织申请，来到了远离市区的茅塘镇石门村，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后一干就是7年多。迎接这位“村官”上任的同样是种种怀疑和抵触：“他是犯了错误，被发配下来了！”、“他是来石门镀金的，如果他搞劳民伤财那一套，我们就让他镀金不成，还镀一身泥巴回去。”
其实，吴奇修也并非一上北大就立志要回农村。在未名湖畔，他最美好的憧憬是考研、读博士，做一名经济学家。他也不是一时冲动就回到了农村。1986年暑假，吴奇修和同学在温州、广州以及家乡涟源的农村深入做了调查，三地贫富的极大反差震撼了他，也让他产生了冲动：家乡经济落后，能否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改变它呢？“80年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吴奇修说，“因为这是讲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时代，是比奉献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了理想主义者吴奇修的选择。“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悬挂在北大“三角地”的标语常常让吴奇修热血澎湃。
1986年9月，完成社会调查回到学校后，吴奇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乡的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写信，表达了回家乡工作的愿望。
信写好了，却没有马上发出去，是继续经济学家的梦想，还是回到基层去？吴奇修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第三天，当我把信投进邮筒的时候，真有一种壮士断腕的感觉，觉得把一切都交给了命运。”
后悔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
实际上，掌握命运的还是吴奇修自己。
石门村曾是一个社情十分复杂的贫困山村，不仅偏僻，而且资源贫乏、人多地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农民被迫走出山门谋生计。上世纪90年代初，全村1400多人，有300多人外出打工，留下的全是老人和小孩，村集体每年只有桔场上交的400元承包款，而债务却高达12万元。
要让山村农民走上富裕路，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吴奇修上任以后，团结和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引导农民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实施“先闯市场，后办工厂；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民营突破，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村里从零起步，兴办工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涉及搪瓷、保温材料、家电、良种牛胚胎分割移植和房地产等行业，企业遍布全国8个省，其产品销往美英等20多个国家。村民人均收入在2001年就达到了8600多元，村里还出了几十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农村条件艰苦，工作压力也很大，当你有一些很好的主观愿望并付出行动、却还没有明显成效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可能对你不理解，甚至还往其他方面想，这时心理就憋得慌，难受，因为结果不是那么三五天甚至一两个月就能用事实证明的。”但这个时候的后悔，对吴奇修而言，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冷静下来一想，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去做，而且做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因为一个念头就会放弃的。”
1998年年底，吴奇修曾卷起铺盖回了家，但第二天他就又出现在了村里。这一次，他因要改变自己创建的“石门模式”而遭遇空前的阻力。“我不怕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在当地发展处于生死关头时，不大胆扬弃自我，就会走进死胡同。这时不许我们闯新路子，那我只有走。”吴奇修说，“当我卷铺盖时，感到揪心地痛，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殃及了山沟里的石门村。一家做人造宝石的工厂，原来一小袋半成品卖到新加坡的价格是近6000元，此时却狂跌至400多元一袋。“如果继续困守在石门，企业全部会死，要赶紧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吴奇修当时提出来：1995年，石门是千方百计引进来，现在要义无反顾走出去。
个别领导不同意，要求他从政治大局出发保住已被上级认可的“筑巢引凤”的“石门模式”；而一向尊称吴奇修为“我们吴书记”的老百姓也不同意，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当吴奇修真的要走时，老百姓却哭了起来。他驾驶着拉行李的旧吉普车还没到家，村民们就已守在了市委大院和他家的门口。后来的事实证明：走出石门天地宽。石门走上了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之路，企业的产品销往了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
农民说：你是我们自己人
吴奇修说自己有一“怕”：“最怕看到一个人的眼神发呆，并且什么也不说，那是因为生活中的痛苦太多了，麻木了，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刚到石门村的那段时间，每当看到村民的这种眼神，吴奇修总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当水泥路铺好后、有线电视入户时，当农民变成离土不离村的工人、口袋里的钱多起来时，那些绝望麻木的眼神开始活泛起来了，他们看到了希望，还开起了玩笑。
吴奇修也有“很爽”的时候：青山绿水中，夕阳西下，一排大货车装着满满的产品从石门出发，再过几天或十几天就到了日本、美国的商场。他说，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在巡视战场，这也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一个地方远离城市，交通闭塞，没有资源，能不能发展？有专家认为吴奇修创造了一个理论：零资源发展模式。吴奇修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村里外出务工农民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
“农村创业环境比较艰苦，要比在大城市付出10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反差很大，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个磨合期如何度过是关键。”他说，“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他不会听你说得多么动听，而是看你是否真的对他好，让他在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即使你的观念和举措是对的，在看到结果之前，他们会怀疑你的做法。而很多时候，看到结果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这时要让别人理解你，认同你，最起码不来干扰你的事业！”
能在短期内取得农民的信任，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吴奇修确有过人之处。他的优势就在于：生在农村，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学的是经济专业，知道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实惠和富裕；在市计委当过副主任，对银行、国土、税务、规划建设都非常熟悉，搞项目就很顺手；有近两年的扶贫经历，和农民朝夕相处，这些使得吴奇修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农村发展的症结和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要让农民感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是真心来为他们做事的。”吴奇修说，“一定要从心里看得起农民，不要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民；不要表面上说声‘你好’，握个手，甚至拥抱一下，好像觉得很看得起他们。任何事都要先考虑百姓的利益与感受。”
吴奇修做到了这一点。他学会了3个村的方言，而且说得很地道，“到农村工作如果只会说普通话，会被农民当作客人。”有时农民递过来一碗茶，还用衣袖擦一下，吴奇修会很痛快地喝下去。农民家的腊肉往往已经变了味还舍不得吃，碰上吴奇修去家访，村民就会热情地留他吃饭，不断地给他夹肉，“这时千万不能拒绝”。农民要敬酒，平时几乎不沾酒的吴奇修明白：讲一千遍道理也不如喝下那一碗或许很快就会使自己头晕的酒。他二话不说就干了。
当有的农民用拳头朝吴奇修肩上打过来，说声“真他妈的是我们自己人”时，他更开心了，“这时候你还能遇到什么阻力呢？”这是吴奇修与农民贴心的秘诀。
还是北大的惟一——这不是一件好事
1999年，200多名没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到了涟源市，吴奇修兴冲冲地租了一辆车，请了30多人到村里参观，并希望他们留下工作，月薪1000元。但毕业生们转了一圈就走了，说是过几天答复但再也没有回音。这着实让吴奇修伤感了一阵子。
而从1987年至今，北大毕业生走进农村最基层任职的还没有第二人。填补了北大村支书空白的吴奇修对此有点失望：“农村要发展，缺的是知识，少的是人才。农村需要先进的观念和有知识的人去引导、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北大的惟一，这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不一定只是在大城市、大企业和大的科研院所，也可以在农村，在基层，在生产一线，到处都有自己创业的平台和广阔的舞台。”吴奇修说，他希望有一种好的机制能吸引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到基层去。
看吴奇修的照片，细心人会发现他眼神的变化：与读大学时的激情奔放相比，工作后的吴奇修眼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这实际上是一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地方担任负责人，这既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严峻的考验。不管是做村支书，还是当市长和团省委书记，我必须对这个地方负责，我总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总想把事情做好做实，生怕把事关群众利益的事办砸了，毕竟百姓利益无小事！
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是现年39岁的现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
他叫吴奇修。
决定回家乡工作时有一种壮士断腕的感觉
一个人不走寻常路，有时会受到非议。吴奇修主动回家乡，等待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人们对他的满腹猜疑。
他邻居家里有一位读中专的孩子，毕业后分配到省里的一个厅局工作，而读完高二就被北大经济系录取的吴奇修在1987年毕业时却回到了家乡湖南省涟源市（当年涟源县改市）。“当时村里的舆论就反过来了，说读北大还不如上中专。”而最难受的是他父亲——让儿子光宗耀祖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然而吴奇修还不“安分”，在特困村从事两年多的扶贫工作后，本来在涟源市计委干得好好的他，1995年却主动向组织申请，来到了远离市区的茅塘镇石门村，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后一干就是7年多。迎接这位“村官”上任的同样是种种怀疑和抵触：“他是犯了错误，被发配下来了！”、“他是来石门镀金的，如果他搞劳民伤财那一套，我们就让他镀金不成，还镀一身泥巴回去。”
其实，吴奇修也并非一上北大就立志要回农村。在未名湖畔，他最美好的憧憬是考研、读博士，做一名经济学家。他也不是一时冲动就回到了农村。1986年暑假，吴奇修和同学在温州、广州以及家乡涟源的农村深入做了调查，三地贫富的极大反差震撼了他，也让他产生了冲动：家乡经济落后，能否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改变它呢？“80年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吴奇修说，“因为这是讲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时代，是比奉献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了理想主义者吴奇修的选择。“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悬挂在北大“三角地”的标语常常让吴奇修热血澎湃。
1986年9月，完成社会调查回到学校后，吴奇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乡的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写信，表达了回家乡工作的愿望。
信写好了，却没有马上发出去，是继续经济学家的梦想，还是回到基层去？吴奇修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第三天，当我把信投进邮筒的时候，真有一种壮士断腕的感觉，觉得把一切都交给了命运。”
后悔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
实际上，掌握命运的还是吴奇修自己。
石门村曾是一个社情十分复杂的贫困山村，不仅偏僻，而且资源贫乏、人多地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农民被迫走出山门谋生计。上世纪90年代初，全村1400多人，有300多人外出打工，留下的全是老人和小孩，村集体每年只有桔场上交的400元承包款，而债务却高达12万元。
要让山村农民走上富裕路，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吴奇修上任以后，团结和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引导农民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实施“先闯市场，后办工厂；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民营突破，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村里从零起步，兴办工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涉及搪瓷、保温材料、家电、良种牛胚胎分割移植和房地产等行业，企业遍布全国8个省，其产品销往美英等20多个国家。村民人均收入在2001年就达到了8600多元，村里还出了几十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农村条件艰苦，工作压力也很大，当你有一些很好的主观愿望并付出行动、却还没有明显成效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可能对你不理解，甚至还往其他方面想，这时心理就憋得慌，难受，因为结果不是那么三五天甚至一两个月就能用事实证明的。”但这个时候的后悔，对吴奇修而言，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冷静下来一想，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去做，而且做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因为一个念头就会放弃的。”
1998年年底，吴奇修曾卷起铺盖回了家，但第二天他就又出现在了村里。这一次，他因要改变自己创建的“石门模式”而遭遇空前的阻力。“我不怕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在当地发展处于生死关头时，不大胆扬弃自我，就会走进死胡同。这时不许我们闯新路子，那我只有走。”吴奇修说，“当我卷铺盖时，感到揪心地痛，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殃及了山沟里的石门村。一家做人造宝石的工厂，原来一小袋半成品卖到新加坡的价格是近6000元，此时却狂跌至400多元一袋。“如果继续困守在石门，企业全部会死，要赶紧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吴奇修当时提出来：1995年，石门是千方百计引进来，现在要义无反顾走出去。
个别领导不同意，要求他从政治大局出发保住已被上级认可的“筑巢引凤”的“石门模式”；而一向尊称吴奇修为“我们吴书记”的老百姓也不同意，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当吴奇修真的要走时，老百姓却哭了起来。他驾驶着拉行李的旧吉普车还没到家，村民们就已守在了市委大院和他家的门口。后来的事实证明：走出石门天地宽。石门走上了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之路，企业的产品销往了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
农民说：你是我们自己人
吴奇修说自己有一“怕”：“最怕看到一个人的眼神发呆，并且什么也不说，那是因为生活中的痛苦太多了，麻木了，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刚到石门村的那段时间，每当看到村民的这种眼神，吴奇修总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当水泥路铺好后、有线电视入户时，当农民变成离土不离村的工人、口袋里的钱多起来时，那些绝望麻木的眼神开始活泛起来了，他们看到了希望，还开起了玩笑。
吴奇修也有“很爽”的时候：青山绿水中，夕阳西下，一排大货车装着满满的产品从石门出发，再过几天或十几天就到了日本、美国的商场。他说，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在巡视战场，这也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一个地方远离城市，交通闭塞，没有资源，能不能发展？有专家认为吴奇修创造了一个理论：零资源发展模式。吴奇修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村里外出务工农民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
“农村创业环境比较艰苦，要比在大城市付出10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反差很大，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个磨合期如何度过是关键。”他说，“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他不会听你说得多么动听，而是看你是否真的对他好，让他在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即使你的观念和举措是对的，在看到结果之前，他们会怀疑你的做法。而很多时候，看到结果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这时要让别人理解你，认同你，最起码不来干扰你的事业！”
能在短期内取得农民的信任，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吴奇修确有过人之处。他的优势就在于：生在农村，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学的是经济专业，知道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实惠和富裕；在市计委当过副主任，对银行、国土、税务、规划建设都非常熟悉，搞项目就很顺手；有近两年的扶贫经历，和农民朝夕相处，这些使得吴奇修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农村发展的症结和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要让农民感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是真心来为他们做事的。”吴奇修说，“一定要从心里看得起农民，不要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民；不要表面上说声‘你好’，握个手，甚至拥抱一下，好像觉得很看得起他们。任何事都要先考虑百姓的利益与感受。”
吴奇修做到了这一点。他学会了3个村的方言，而且说得很地道，“到农村工作如果只会说普通话，会被农民当作客人。”有时农民递过来一碗茶，还用衣袖擦一下，吴奇修会很痛快地喝下去。农民家的腊肉往往已经变了味还舍不得吃，碰上吴奇修去家访，村民就会热情地留他吃饭，不断地给他夹肉，“这时千万不能拒绝”。农民要敬酒，平时几乎不沾酒的吴奇修明白：讲一千遍道理也不如喝下那一碗或许很快就会使自己头晕的酒。他二话不说就干了。
当有的农民用拳头朝吴奇修肩上打过来，说声“真他妈的是我们自己人”时，他更开心了，“这时候你还能遇到什么阻力呢？”这是吴奇修与农民贴心的秘诀。
还是北大的惟一——这不是一件好事
1999年，200多名没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到了涟源市，吴奇修兴冲冲地租了一辆车，请了30多人到村里参观，并希望他们留下工作，月薪1000元。但毕业生们转了一圈就走了，说是过几天答复但再也没有回音。这着实让吴奇修伤感了一阵子。
而从1987年至今，北大毕业生走进农村最基层任职的还没有第二人。填补了北大村支书空白的吴奇修对此有点失望：“农村要发展，缺的是知识，少的是人才。农村需要先进的观念和有知识的人去引导、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北大的惟一，这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不一定只是在大城市、大企业和大的科研院所，也可以在农村，在基层，在生产一线，到处都有自己创业的平台和广阔的舞台。”吴奇修说，他希望有一种好的机制能吸引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到基层去。
看吴奇修的照片，细心人会发现他眼神的变化：与读大学时的激情奔放相比，工作后的吴奇修眼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这实际上是一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地方担任负责人，这既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严峻的考验。不管是做村支书，还是当市长和团省委书记，我必须对这个地方负责，我总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总想把事情做好做实，生怕把事关群众利益的事办砸了，毕竟百姓利益无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