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87元进城：创造出百万资产
讲述人：叶正明，男，41岁，房地产中介商
记录人：楚天金报记者郑锦凤
地点：楚天金报编辑部叶
正明个子不高，穿着普通，但眉眼的轮廓鲜明，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他用纯正的武汉话介绍自己时，第一句话却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叶正明1963年出生于黄冈浠水县，19岁那年带着父亲四处借来的87元钱，独自来到武汉闯荡。从他的讲述中记者发现，尽管他所受教育不多，但却能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正是这种敏锐的“嗅觉”使他从修表匠做到小服装商，最后自己创办公司。如今他旗下已拥有35家房屋中介连锁店，及武汉知名的房地产网站“汉房网”。
“踩”着87元进城
我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就连读书的钱都是自己卖柴禾赚来的。那时候柴禾两三分钱一斤，一担能卖上一元多。一个学期10元钱的学费，要卖十趟柴禾才够。
对于那段农村生活，叶正明一笑置之：“这些不说，太多了，蛮丑。”
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一所中专，读了一年不到，我就后悔了，学校教的专业没太多用，家里又穷，几个妹妹都要读书。我不想读下去了，就想着怎么早点赚钱。
1981年，手表正流行，年轻人都以拥有一块手表为荣，手表坏了不舍得丢，就找修表师傅修。做修表这一行，肯定能赚点钱。我就托亲戚帮我找了一个修表师傅，拜他为师。学了三个半月，修表技术都学得差不多了，就去参加考试，拿了《钟表修理技术合格证》。有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自己营业了。
我彻底放弃了中专的学业，马上在老家摆起了修表摊儿。但没想到，生意做完了，钱却收不到。那时候农场里都是工分制，到月底或年底才变现。我帮别人修一次表，只能收到一个欠条。等工分变现，才能收到钱。半年下来，我还有200元的账收不回来。看样子，修表生意还是要到城市去做。
我收拾行头，回家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打算，父亲对我十分支持，他找亲戚朋友们拼拼凑凑借了87元钱。
到武汉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1982年的9月29日，我把8张“大团结”小心地踩在鞋里，花了3．5元，买了一张从黄石到武昌的火车票。在火车上，我暗暗发誓要在这个城市里扎根。
到汉口一个亲戚家里暂时住下来后，我就在老汉口火车站附近摆了一个修表摊儿，刚开始生意平平，第一个月只赚了100多元钱。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车站路附近的几家国营钟表店，那几家店都是老字号，要从他们手中抢生意，只能靠价格和手艺取胜。我把价格定得比国营店低，比如国营店给手表上油一次收费1．5元，我就只收1元。凭我的手艺和价格，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很快好了起来，每个月都能赚到两三百元钱。
1983年，我报名夜大的财会大专班，白天修表，晚上上学，一学就是四年。
叶正明特别强调了这段求学经历，对比之前的中专弃学，我有些奇怪：“为什么忽然重视读书？”他解释说：“那时村子里有人读书出来了，工作蛮好。感觉读书更有前途。”
修表生意，我做了八年，直到汉口火车站搬迁，老火车站人流量一下子减少了，我的生意也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这个时候，修表摊儿摆了不少，竞争特别激烈，再做下去也没多大赚头，我凭直觉认为“手艺人”前途已不大了，打算做些其他生意。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991年冬天，我接下一家合适的门面，然后一个人坐火车到广州去进货。我带了全部积蓄两万元现金，为了安全，走之前在内衣上缝了几个口袋，把钱分开放在口袋里。
我坐在火车上，连眼睛都不敢闭，同车有不少是去广州进货的生意人，大家看起来都很谨慎，到了半夜，实在很困了，我就睡在椅子下面，因为心里不踏实，一晚上迷迷糊糊，一有个风吹草动就马上惊醒。好不容易熬到了广州，又马不停蹄地寻找货源，进了一批时装鞋，直到把鞋装上火车，才稍稍安心。
叶正明感叹了一句，一个人去进货真的很苦，身体上的苦还是次要的，最难受的还是提心吊胆的感觉。
由于以前没有做过鞋子、时装，根本就不懂什么款式的鞋子流行，我千辛万苦进回来的鞋，已经过了时，无人问津。最后只好把这些鞋子低价贱卖了。一年下来，除去门面、工资等费用，2万元钱只剩下5000元不到。
事业不顺利，同时我又处于离婚的阴影中，一时间，我感觉自己好像一无所有。这时又是父亲为我奔波，他找农村信用社贷了5000元钱。他相信我一定能成功。
说到这里，叶正明略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适者生存是我的座右铭。”
我的斗志一下被激发了，有句土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已经到了这一步，就放手去做好了。我又找一个朋友借了一万元钱，着手做服装生意。
这次我很谨慎，先调查了武汉的服装市场，发现价位200元左右的服装比较好卖，利润也相对较高。1993年4月，我再次前往广州进货，几番下来，我的服装店盈利了，当年就还清了所有的欠债。
经过这番磨难，我的事业变得异乎寻常地顺利，就算遇到难题，也是有惊无险。更幸运的是，我还遇到现在的爱人，她和她的家人给了我不少支持。
1997年，我手头已小有积蓄，打算购买一套小两室一厅。那时还没有房屋中介，要想找到合适的二手房，就要找“房贩子”。
“房贩子”只提供二手房信息，当我看好房，双方谈好交易后，“房贩子”收了1000元钱就走了，而我为了这套房，足足扯了三年皮。因为房屋过户手续十分麻烦，我又是第一次买房，办手续时，不是少了这个，就是改动了那个，一直到3年后，才勉勉强强把所有的手续办全。当时我就想，买房这么麻烦，要是开家公司，专门代办各种手续应该生意不错。
我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留心这个行业。1999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屋中介已经十分成熟，而武汉也出现了少量的房屋中介，但服务不周全，市场混乱。
要做好房屋中介，就要学习别处先进的经营方法。1999年年底，我特意坐火车到上海考察，要么装作是顾客，到中介观察他们的经营模式和服务；要么以同行的身份，请他们指点。在上海的三天，让我受益匪浅。
一回到武汉，我就投了全部积蓄5万元钱，开了第一家中介，取名“华明达”。
又一次换了新行当，我心里也没底儿。我和爱人每天把门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空闲时间就在附近小区发传单，声明不收看房费，这在武汉还是个创举，当时中介乱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承诺，逐渐吸引了一些买房者。
做中介生意，几乎没有不扯皮的，有的顾客买了房就赖中介费，我也不得不厚着脸皮上门要。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1年，一个顾客购买了汉正街的一套10万元的房子，按照规矩，我应该收1000元中介费，然而我上门去要时，一言不合他们就动手了。这1000元钱可是我应得的，我想想不甘心，又去了三次，最后对方勉强付了300元。
回想起创业之初的辛苦，叶正明苦笑。
尽管经营房屋中介十分辛苦，但我们都很努力。逢年过节，给老顾客们发贺卡。网络普及后，我们又建了网站，想把“华明达”做成一个品牌。
就这样，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开始，纯粹只是一家夫妻店，爱人守店，我带顾客去看房。到了第二年，我们开了第一家分店。2002年时，直营店已有4家，加盟店6家；2003年，分店数量涨到30家；2004年，所有分店总数35家。
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我拥有的是一个资产百万的家族企业，但我却常常感觉力不从心，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企业管理跟不上。
“你看过《人到中年》吗？我现在就是那种感觉。”叶正明对我说，“爬到半山坡就爬不动了，力不从心。”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公司彻底股份化，再吸引部分股东，一起把公司做大。而我，也能腾出时间，去读MBA，这是我多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