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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六年 成就三亿美元身家

 “请问,你当初开公司投资多少?”斯蒂佛问。

“30万美元。”他如实回答。

“现在公司的资产是多少呢?”斯蒂佛追问。

“5600万美元。”他还是如实回答。这是发生在2002年4月的一场对话。提问者斯蒂佛·奥依斯特利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私人医生,回答者则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常兆华博士。斯蒂佛在陪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后,特意请了个假,专程来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微创公司造访,他对微创正在研制的高科技产品PT-CA球囊扩张导管、选择性血管造型导管,有特别的兴趣。

斯蒂佛参观公司后,很吃惊。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企业,正在崛起为美国500强中同行的竞争对手。

一晃对话已经过去了近3年时间。今天的微创,公司资产已经达到了3亿多美元。短短6年时间,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跳跃式的成长。

这一切,不能不主要归功于微创的创始人——青年科学家常兆华博士。

不陷入大家都能做的事务

常兆华通常6点就起床了。先上上网,看看从国外传来的专业技术情报。9点钟左右到公司,先处理些杂务,然后定下心来,读些专业书。公司渐渐做大,常兆华越发显得很从容,有着创业者们难得的超脱。

微创是1998年成立的。公司之所以名为微创,是因为过去治疗心脏病,需要“开膛剖肚”的大手术,而常兆华运用的技术,则只要在大腿上切开一个微小的口子,把细微导管插进去,扩张血管,然后在管壁粗厚的地方放一个小支架,血脉立即畅通。进行这个手术,只要十几分钟,并只要局部麻醉。更重要的是,病人承受的治疗费用,只有美国产品的一半。

许多人都认为,常兆华有眼光,选对了行业。

常兆华是一个追求与众不同的人。他说,“我头脑一直很清醒,就是不要自己陷入那些大家都能做的事务当中”。

常兆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其时国内高级人才稀缺,他本可以谋一个不错的工作,但他选择了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大学拿下了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常兆华追随导师一起创业,曾任过两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职务。他瞅准了国内发展尖端医疗器械的商机,又转身回国创业。

常对于自己的选择,多少也有些许得意。他说,行业选择如果不对,其他99件事都做对了,也许还是失败;但如果行业选择得好,其他99件事都做错了,或许还有挽救的希望。

但即便是选准了微创伤治疗产品领域,技术出身的常兆华也并不能在商业领域如鱼得水。或者说,在国内创业,常还是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时候。公司创立6年多来,高管团队换了七八次,有些时候几乎是“政变”式的。

第一次人事哗变,最让常兆华刻骨铭心。当时,他陷入一个经济纠纷当中,执法机构封了厂房,并限制他的出入境自由。此时有人落井下石,挑唆高管们离职威胁他妥协。公司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常兆华焦头烂额,幸好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和时任张江管委会主任的戴海波出面相助,常兆华通过在海外调集头寸,将局面扳转过来。

“微创经历过很多波折,但常兆华挺了过来。他的一大优点是,有着百折不挠的钻劲”,一位熟悉微创成长的人士说。

给更多人展现才华的空间

常兆华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他忠厚的外表与低调的作派极为和谐。

时下许多知名企业都有一个灵魂人物,这些人物也多为企业明星,闪烁着光环。但在微创,灵魂却是一个群体。常兆华以一个专业的高管团队形象代替了个人英雄形象。常兆华刻意低调,让更多人有表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和空间。

是很难做到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权力欲望,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我觉得这是常兆华和许多创业者不一样的地方”,微创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博士如此评价。

“我们们都认为他是最聪明的人”,刘道志感叹道。

常兆华的聪明,在于他去除权力欲,刻意打造并凸显专业管理团队的风采。当高管成员每个人的才华最大化实现时,得益最多的自然是常兆华本人。毕竟,他是董事长,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如此,也有益于微创很快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当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时,常兆华反而显得有些闲了,显得很超脱。当然,他并不是真正闲了下来。“现在社会事务很多,我尽量推掉一些不大紧要的事情,有80%的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些想做的事情”,常兆华说。

他还想做什么呢?

一位知情人透露说,常兆华正悄悄地筹备着建立第二家企业,也是在医疗器械领域,并希望将微创迅速地国际化。目前,他们已经在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分公司,2005年将在几十个国家销售产品。常兆华还想将微创拿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

“微创想做医疗器械领域的华为,通过自主研发,迅速实现国际化”,刘道志博士说。

很庆幸选择上海作根据地

常兆华常常反思微创走过的创业路。“微创能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在常兆华看来,国内大环境很好,“天气”很好,但是“土壤”有时候不太好,甚至显得很贫瘠。他的意思是,国家政策和很多政府官员都有很明朗的想法,鼓励海外留学人才回来创出一片天空。

但在微观层面,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办事的企业,还是屡有刁难行为。“某些人你不请客、不送礼,就办不成事情”,常兆华愤愤地说。

“国内对待失败者还不够宽容”,常说,创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他认为,成功者是英雄,失败者也可以是英雄。但目前国内的文化惯性还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会给创业者造成压力。

常兆华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张江作为根据地。

2003年,常兆华跟随上海的一个工作团,去了欧洲几个国家,跟当地的中国留学生讲在国内创业的机遇和困难——这不是他的份内事,但这是关乎上海发展的事情,他怀着感恩的心,很认真地去讲了。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有顾虑

常兆华回国已经6年多了,很喜欢在上海的生活,毕竟,他的青春岁月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但现在每个月他都不得不往美国赶,因为太太和孩子还留在那边。

“我想把家庭都搬回来,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些顾虑,一直很犹豫”,他的孩子在美国上中学了,不太会说中文,如果全家搬回上海,孩子的教育在和国内的衔接上,会比较麻烦。

在微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海归”一族,也几乎都是在太平洋两岸不停奔波的人。微创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倒是把孩子带回来了,但他心里也很忐忑,“上海好的双语学校学费还是很贵的,而且在上海受基础教育将来和国外高等教育如何衔接也是问题”。

常兆华说,如果政府能把小孩的教育问题解决得更好点,从国外回来创业的人质量会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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