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奥拓”去创业
郭夏领导的万全药业五年推出6个全球性创新药品，建立13个技术平台，申报300多个新药他们一家企业的工作量相当于国内一家大型医药研究院50年的工作量
郭夏是谁？这是2003年“中关村十大优秀创业家”颁奖典礼上许多嘉宾的疑问。这个代表着成功的奖项，对中关村的许多创业者来说，也许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的荣誉。而郭夏却因为工作的缘故成为这个颁奖典礼上唯一未能到场的获奖者。这个很少在媒体上“曝光”的郭夏，多少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2004年初，《亚洲周刊》给郭夏发来函件，通知他赴港领取2003年度中国大陆区唯一的“华人青年企业家大奖”。这是个含金量颇高的民间奖项———组织者每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五个地区，各选出一位青年华人企业家为大奖得主。而中国大陆区上届得主是在电信市场上声名赫赫的亚信总裁丁健。
当天的典礼十分隆重，除主办方香港明报企业及下属的《亚洲周刊》外，出席嘉宾有来自香港政、商、学界的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这样的阵容多少有些出乎郭夏的意外。对这次行程，郭夏并无特别的准备，除了一只随身携带的行李箱，连一个助手也没带。与颁奖典礼的隆重相比，郭夏的“朴素”多少还是带来了缺憾———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郭夏坦言：“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与同事们一起分享这一喜悦……”而在万全药业公司里，除了香港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外，记者甚至找不到一张与此相关的资料照片。
“我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什么优点，只能说明企业的负责人在做好公共关系上还须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北京初春的一个午后，在万全公司一个简洁朴素的会客室里，郭夏以自省的方式回应着记者的不解。
不容小觑的“仿创”模式
郭夏的创业之路似乎并不特别————出国留学、在国外某知名跨国企业就职、选择回国创业———在中关村里，几乎每天都在演绎着这样版本的创业故事。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像郭夏这般幸运：一个创立刚五年的小公司，就引起如此多资本大鳄的密切关注；而郭夏也从一个在幕后埋头苦干的创业者，成为一个被光环笼罩、为众多投资者所期待的未来企业新星。
在郭夏看来，万全药业今日的成功，正是由于在创立初期选择了一个并不高明却十分适合企业发展的“仿创”模式，即所谓的“仿制＋创新”。而这一切都缘于7年前的一次回国探亲。
1997年，郭夏赴港参加回归交接仪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郭夏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心里有股从未有过的创业冲动。”时至今日，郭夏仍然无法忘记那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当时，郭夏已经是北美某著名制药企业核心部门的高级白领，而这次回国之行让郭夏深深地感到：中国才是远比美国更庞大的仿制药市场。一年以后，郭夏和他的几个伙伴在中关村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当时，对他们这群有着海外从业经验的留学生来说，创业的最大困难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判断。郭夏向记者解释道：“申报新药时须要拿出药品样品，许多时候，同样的东西我们在国外已经做过了，现在只不过是重复一遍而已。关键在于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在国内有市场前景，那就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良，做成不同的剂型，然后逐级向国家药监局申请，获得新药证书，再将新药技术转让给生产厂家或将来自己生产销售。”
尽管“仿创”新药在业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有不少企业因此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在郭夏看来，高水平的“仿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郭夏和万全所要选择的仿制新药只能定于两大类之间：一类是在国外专利保护期满的药品，一类是专利保护期虽然未满，但并没有在中国申请保护的药品。这决定了万全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其次，作为一个充满“野心”的医药企业领导，郭夏还需要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对市场的果断判断力。这决定了万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但光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利用国内外新药研发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把这种落差以仿创的合法形式转化为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只是郭夏在制定万全药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在郭夏的“版图”上，万全不仅要借助资本市场的运作，构建自己的技术平台，逐步从“仿创”走向“自主研发”，还要不断通过对新药技术制高点的占据和源头的控制，将这一优势转换成对产业中、下游的延伸，进而打造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早在创业初期，郭夏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将“万全”建成一个“让华人自豪的世界级制药企业”。
做中国制药业的Intel
如同当今每台主流电脑显著位置上的“Intel inside”标签，郭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多数药品的包装上都能看到“万全药业”的标志。这样的口号，在四五年前提出，似乎有夸大的嫌疑，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它了———这决不是郭夏的“胡言诳语”，在中国新药的源头上，万全已经开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有这样一些数据，在外行人看起来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却让业内人士颇感震惊：五年时间里，郭夏领导下的万全药业公司，已完成了300多个国家级新药的临床前研究工作，申报了国内外发明专利40多项，致力研发了6个全球性创新药物，12个国家级新药获得了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号。目前，万全公司在国内的新药申报数量和在研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位于业界第一。药监局一位负责新药申报管理工作的官员不无感叹地说：“他们（万全公司）一家的工作量，相当于国内一家大型医药研究院50年的工作量。”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郭夏和他的伙伴们所付出的超常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时间平均每月300—400小时，吃饭的时间经常就变成了开会时间。”说这话时，郭夏很平静，显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在他挺拔的身体背后，记者还是看到了隐藏不住的丝丝倦意。
在万全公司里，像郭夏这样背景的留学生就有二十多个，来万全之前大都有一份不菲的收入，但是出于共同的理想，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只有被追逐时才跑得最快
“中国医药市场的格局，将会被这家小小的万全药业改变。”数年前，当《财经》杂志这样评价万全时，郭夏心里还颇有点不踏实，当时的万全才成立不到2年。如今，郭夏可以异常自信地面对这样的评语了。
2003年7月，万全药业在香港上市。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来讲，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上市的最佳时机，郭夏也坦言，“甚至包括JP摩根、Vertex等公司的资深投行家们也都提出忠告：你们现在上市是弊大于利。”对于万全这样成长型的企业而言，上市意味着技术信息的公开披露、管理的规范化和投资者的挑剔眼光，意味着公司发展速度可能会变慢，但郭夏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上市最主要目的不是融资，你看，我们把许多主动找上门来的创投公司都谢绝了。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个资本的平台，获得一个国际的公众形象。你想，如果你是一个经过投资者认可的上市公司，是在监管体制下的一个公司，你会给你的合作伙伴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成为公众公司，从少数监督成为公众监督，你的决策风险会有所降低。上市是一把双刃箭，关键看你怎么去舞了。”
郭夏非常赞同所谓的“鲶鱼效应”：挪威的渔民发现，捕捞上来的沙丁鱼很快就会死亡。但是如果在鱼桶里放入一条富有攻击性的鲶鱼，沙丁鱼就会在追逐之下躲闪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的求生本能反而被激活了，生存的时间会得到延长。有人说，郭夏和他领导下的万全就是那条“鲶鱼”，激活了中国的医药市场。对于这样的说法，郭夏不置可否。不过，更多的时候，郭夏都谦虚地认为，在国际医药市场的背景下，万全仍然是一条“沙丁鱼”，而且在它背后追逐着的“鲶鱼”还不止一条，万全需要的是跑的更快！
两个人和一个善意谎言
对于走到今天的郭夏，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一是南非总统曼德拉，一是北京章光101集团的老总赵章光。
那还是郭夏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事。一次，南非总统曼德拉应邀访问美国。偶然的机会，郭夏看到了一篇关于曼德拉的新闻报道。报道说，曼德拉在接受采访时怒气冲冲，说他最憎恨的是美国某一知名制药企业的总裁，因为他卖的药实在太贵了，让许多贫困的南非人因买不起药而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中国，每年也有4000万患者因买不起药、买不到好药而贻误病情。现实让郭夏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让中国人买得到的药、买得起的药、买到质量可靠的好药。“现在，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技术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了，但是我们的价钱只是他们的1／10，甚至1／20。”
而赵章光则是另一个对郭夏影响颇深的人。
郭夏告诉记者，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赵章光的助理。虽然在那里工作就几个月时间，但赵章光对于“长头发”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患者的无私奉献，让郭夏很受感动。与同龄人一样，郭夏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赵章光的经历却让年轻的郭夏对理想有了新的认识————踏踏实实地给别人带来健康和欢乐，哪怕只是点滴琐碎的小事，同样也是伟大的。
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郭夏的选择。许多年后，郭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按理说，继续攻读博士对郭夏来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的加拿大导师邓肯教授是世界制药领域的学术权威，而且这位严谨的教授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年轻小伙子颇为赏识。在业内，能在邓肯教授门下读博士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有机会在世界上最好的制药企业工作。
让郭夏更为难的是，从邓肯教授名下毕业的所有学生至今还没有一个不是博士的。然而胸怀创业冲动的郭夏，在硕士毕业时还是对邓肯教授撒了一个善意的谎————想先在制药公司中实践几年后再回来读博士。时至今日，郭夏对导师的良苦用心仍心存歉意。不过，如果条件允许，郭夏说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
郭夏是谁？这是2003年“中关村十大优秀创业家”颁奖典礼上许多嘉宾的疑问。这个代表着成功的奖项，对中关村的许多创业者来说，也许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的荣誉。而郭夏却因为工作的缘故成为这个颁奖典礼上唯一未能到场的获奖者。这个很少在媒体上“曝光”的郭夏，多少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2004年初，《亚洲周刊》给郭夏发来函件，通知他赴港领取2003年度中国大陆区唯一的“华人青年企业家大奖”。这是个含金量颇高的民间奖项———组织者每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五个地区，各选出一位青年华人企业家为大奖得主。而中国大陆区上届得主是在电信市场上声名赫赫的亚信总裁丁健。
当天的典礼十分隆重，除主办方香港明报企业及下属的《亚洲周刊》外，出席嘉宾有来自香港政、商、学界的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这样的阵容多少有些出乎郭夏的意外。对这次行程，郭夏并无特别的准备，除了一只随身携带的行李箱，连一个助手也没带。与颁奖典礼的隆重相比，郭夏的“朴素”多少还是带来了缺憾———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郭夏坦言：“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与同事们一起分享这一喜悦……”而在万全药业公司里，除了香港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外，记者甚至找不到一张与此相关的资料照片。
“我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什么优点，只能说明企业的负责人在做好公共关系上还须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北京初春的一个午后，在万全公司一个简洁朴素的会客室里，郭夏以自省的方式回应着记者的不解。
不容小觑的“仿创”模式
郭夏的创业之路似乎并不特别————出国留学、在国外某知名跨国企业就职、选择回国创业———在中关村里，几乎每天都在演绎着这样版本的创业故事。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像郭夏这般幸运：一个创立刚五年的小公司，就引起如此多资本大鳄的密切关注；而郭夏也从一个在幕后埋头苦干的创业者，成为一个被光环笼罩、为众多投资者所期待的未来企业新星。
在郭夏看来，万全药业今日的成功，正是由于在创立初期选择了一个并不高明却十分适合企业发展的“仿创”模式，即所谓的“仿制＋创新”。而这一切都缘于7年前的一次回国探亲。
1997年，郭夏赴港参加回归交接仪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郭夏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心里有股从未有过的创业冲动。”时至今日，郭夏仍然无法忘记那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当时，郭夏已经是北美某著名制药企业核心部门的高级白领，而这次回国之行让郭夏深深地感到：中国才是远比美国更庞大的仿制药市场。一年以后，郭夏和他的几个伙伴在中关村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当时，对他们这群有着海外从业经验的留学生来说，创业的最大困难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判断。郭夏向记者解释道：“申报新药时须要拿出药品样品，许多时候，同样的东西我们在国外已经做过了，现在只不过是重复一遍而已。关键在于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在国内有市场前景，那就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良，做成不同的剂型，然后逐级向国家药监局申请，获得新药证书，再将新药技术转让给生产厂家或将来自己生产销售。”
尽管“仿创”新药在业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有不少企业因此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在郭夏看来，高水平的“仿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郭夏和万全所要选择的仿制新药只能定于两大类之间：一类是在国外专利保护期满的药品，一类是专利保护期虽然未满，但并没有在中国申请保护的药品。这决定了万全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其次，作为一个充满“野心”的医药企业领导，郭夏还需要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对市场的果断判断力。这决定了万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但光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利用国内外新药研发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把这种落差以仿创的合法形式转化为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只是郭夏在制定万全药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在郭夏的“版图”上，万全不仅要借助资本市场的运作，构建自己的技术平台，逐步从“仿创”走向“自主研发”，还要不断通过对新药技术制高点的占据和源头的控制，将这一优势转换成对产业中、下游的延伸，进而打造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早在创业初期，郭夏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将“万全”建成一个“让华人自豪的世界级制药企业”。
做中国制药业的Intel
如同当今每台主流电脑显著位置上的“Intel inside”标签，郭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多数药品的包装上都能看到“万全药业”的标志。这样的口号，在四五年前提出，似乎有夸大的嫌疑，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它了———这决不是郭夏的“胡言诳语”，在中国新药的源头上，万全已经开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有这样一些数据，在外行人看起来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却让业内人士颇感震惊：五年时间里，郭夏领导下的万全药业公司，已完成了300多个国家级新药的临床前研究工作，申报了国内外发明专利40多项，致力研发了6个全球性创新药物，12个国家级新药获得了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号。目前，万全公司在国内的新药申报数量和在研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位于业界第一。药监局一位负责新药申报管理工作的官员不无感叹地说：“他们（万全公司）一家的工作量，相当于国内一家大型医药研究院50年的工作量。”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郭夏和他的伙伴们所付出的超常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时间平均每月300—400小时，吃饭的时间经常就变成了开会时间。”说这话时，郭夏很平静，显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在他挺拔的身体背后，记者还是看到了隐藏不住的丝丝倦意。
在万全公司里，像郭夏这样背景的留学生就有二十多个，来万全之前大都有一份不菲的收入，但是出于共同的理想，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只有被追逐时才跑得最快
“中国医药市场的格局，将会被这家小小的万全药业改变。”数年前，当《财经》杂志这样评价万全时，郭夏心里还颇有点不踏实，当时的万全才成立不到2年。如今，郭夏可以异常自信地面对这样的评语了。
2003年7月，万全药业在香港上市。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来讲，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上市的最佳时机，郭夏也坦言，“甚至包括JP摩根、Vertex等公司的资深投行家们也都提出忠告：你们现在上市是弊大于利。”对于万全这样成长型的企业而言，上市意味着技术信息的公开披露、管理的规范化和投资者的挑剔眼光，意味着公司发展速度可能会变慢，但郭夏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上市最主要目的不是融资，你看，我们把许多主动找上门来的创投公司都谢绝了。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个资本的平台，获得一个国际的公众形象。你想，如果你是一个经过投资者认可的上市公司，是在监管体制下的一个公司，你会给你的合作伙伴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成为公众公司，从少数监督成为公众监督，你的决策风险会有所降低。上市是一把双刃箭，关键看你怎么去舞了。”
郭夏非常赞同所谓的“鲶鱼效应”：挪威的渔民发现，捕捞上来的沙丁鱼很快就会死亡。但是如果在鱼桶里放入一条富有攻击性的鲶鱼，沙丁鱼就会在追逐之下躲闪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的求生本能反而被激活了，生存的时间会得到延长。有人说，郭夏和他领导下的万全就是那条“鲶鱼”，激活了中国的医药市场。对于这样的说法，郭夏不置可否。不过，更多的时候，郭夏都谦虚地认为，在国际医药市场的背景下，万全仍然是一条“沙丁鱼”，而且在它背后追逐着的“鲶鱼”还不止一条，万全需要的是跑的更快！
两个人和一个善意谎言
对于走到今天的郭夏，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一是南非总统曼德拉，一是北京章光101集团的老总赵章光。
那还是郭夏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事。一次，南非总统曼德拉应邀访问美国。偶然的机会，郭夏看到了一篇关于曼德拉的新闻报道。报道说，曼德拉在接受采访时怒气冲冲，说他最憎恨的是美国某一知名制药企业的总裁，因为他卖的药实在太贵了，让许多贫困的南非人因买不起药而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中国，每年也有4000万患者因买不起药、买不到好药而贻误病情。现实让郭夏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让中国人买得到的药、买得起的药、买到质量可靠的好药。“现在，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技术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了，但是我们的价钱只是他们的1／10，甚至1／20。”
而赵章光则是另一个对郭夏影响颇深的人。
郭夏告诉记者，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赵章光的助理。虽然在那里工作就几个月时间，但赵章光对于“长头发”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患者的无私奉献，让郭夏很受感动。与同龄人一样，郭夏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赵章光的经历却让年轻的郭夏对理想有了新的认识————踏踏实实地给别人带来健康和欢乐，哪怕只是点滴琐碎的小事，同样也是伟大的。
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郭夏的选择。许多年后，郭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按理说，继续攻读博士对郭夏来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的加拿大导师邓肯教授是世界制药领域的学术权威，而且这位严谨的教授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年轻小伙子颇为赏识。在业内，能在邓肯教授门下读博士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有机会在世界上最好的制药企业工作。
让郭夏更为难的是，从邓肯教授名下毕业的所有学生至今还没有一个不是博士的。然而胸怀创业冲动的郭夏，在硕士毕业时还是对邓肯教授撒了一个善意的谎————想先在制药公司中实践几年后再回来读博士。时至今日，郭夏对导师的良苦用心仍心存歉意。不过，如果条件允许，郭夏说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