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危机惊现新失业群体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指的是下岗者，但事实上，目前还存在另外一个日益增大的失业群体，他们是城市里的年轻失业者，他们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后加入失业行列，他们大多是受到“小皇帝”一般呵护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应试教育中成长，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随着“新失业群体”比例的增加，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和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涉及到一个 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新失业群体的产生：新挑战的出现
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
虽然现有的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体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
新失业群体的生存依赖：“啃老”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没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300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30年工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刚认识个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点，但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1000-2000元的工作”。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微弱的诉求表达 新失业群体无人关注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新失业群体”业已形成一套独特的“亚文化”
在想象中，“失业”似乎应是“新失业群体”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与他们的父母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比，“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一位受访者说。
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对“新失业群体”，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准失业”的状态。
其实，在“新失业群体”一部分人的内心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当然也就成了唯一的资本。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 。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随着“新失业群体”比例的增加，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和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涉及到一个 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新失业群体的产生：新挑战的出现
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
虽然现有的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体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
新失业群体的生存依赖：“啃老”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没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300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30年工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刚认识个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点，但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1000-2000元的工作”。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微弱的诉求表达 新失业群体无人关注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新失业群体”业已形成一套独特的“亚文化”
在想象中，“失业”似乎应是“新失业群体”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与他们的父母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比，“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一位受访者说。
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对“新失业群体”，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准失业”的状态。
其实，在“新失业群体”一部分人的内心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当然也就成了唯一的资本。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