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托运业恶性竞争
货运信息产业（托运业）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价值，纷纷开发和利用。4月中旬，记者因为一起特殊的持枪杀人案，走进温州托运业。都说搞托运的人好赚，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包括一些元老级经营者在内的从业人员都在思索同一问题：为什么现在做得越多，反而赚得越少？
光天化日下的枪案
2004年1月6日中午12时许，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天津村村民王仁平家中突然闯进十余名拿着刀和枪的男子，劈里啪啦乱砸一气。王仁平提着马刀冲向停放在门外的桑塔纳，“砰”一声枪响，王仁平被从车里射出的子弹打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随后查明，这是一起因托运生意纠纷导致的恶性杀人案。王仁平今年35岁，曾因抢劫罪被判刑。去年刑满释放后在天河镇天马大街开了一家托运部。一年来，王仁平与同是开托运部的、绰号为“孙悟空”的章雅各等人因生意纠纷结怨。此前，王仁平还带人砸过章的家，致1人受伤。于是，章等人于1月6日到王家报复。
龙湾警方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终于将10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
生意做不过就去烧仓库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为货运恶性竞争引发的恶性案件。”办案民警小吴告诉记者，“这两年还算好，过去的温州托运业，比这恶劣的大有人在。”
比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杀人还要恶劣？温州的托运业到底怎么了？带着疑问，记者前日走访了曾受央视《东方之子》栏目邀请、被人称为“中国货运信息产业第一人”的老贾。
年过半百的他从1979年涉足托运业，与他的温州瓯海物流信息中心一起，见证了温州20年来托运业的风风雨雨。业内人都亲切地叫他“老贾”。
记者见到老贾时，他正满头大汗地处理一单从温州运到北京的业务。这笔货物价值几百万元，接单的业务员是新手，身为董事长的他不得不亲自出马。
“1979年，我们温州刚开始搞货运时，情况还是很不错的。1985年，我申请执照时，全国还没有办理此类营业执照的先例。后来，干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为了抢生意，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在老贾印象中，1990年到1999年，是温州货运业竞争最激烈的时候，用他的话讲是“乱得不得了”。
“那时候，为了争地盘抢车子，有些人就请来劳改释放人员‘看场子’。坐牢次数越多，年限越长的，越吃香。”老贾为避免这场纷争，不得不一次次改变经营方向：1985年挂牌成立“九山货运信息部”，到专线托运，再到现在的货运信息中心。“我总得做点跟他们不一样的，不然，早就不知道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这都是给逼出来的。不做大，会被别人抢饭碗的。”
1997年，老贾一个一起做托运的朋友，因为业务好，被人烧了仓库。警方破案后才知道，是竞争对手把定时炸弹、一罐汽油绑在一起，打包成货物，让司机托运到仓库里。
两地之争引发重新洗牌
老贾对货运市场混乱的回忆，记者从温州市运管处货运科科长徐明秋处得到证实。他告诉记者说，21世纪前，温州货运市场一直十分混乱，直到2000年那场让所有货运人员刻骨铭心的“2·20”事件，温州货运界才开始真正整顿。
2000年年初，义乌的傅某带着几个属下来温州，承包经营温州长运青松运输服务部第一分部（以下简称“托运部”），开展温州至乌鲁木齐的货物托运业务。他们搞压价运输，挤占托运市场，严重扰乱了刚刚由政府和托运业主共同理顺的温州托运业市场，引起大家的强烈不满，纷纷向温州托运业商会反映，要求解决。
“托运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紧急召集了一批东北、绍兴、义乌等地的打手来温州“看场子”，承诺每人给5000元。2月19日，这批有“前科”的打手带着来福枪和刀械，分几路赶到温州。傅某的手下当场掏出10万元现金作为“行动资金”，酬劳打手和购买凶器，还非常专业地带领打手查看地形，了解事先存放好的凶器位置。
2月20日中午1时30分，按照约好的时间，温州托运业商会会长孙某带着十余名老板开车，陆续赶到“托运部”。他们没料到，刚谈了没几句，“托运部”就召唤打手行动。
一伙人持刀、铁棍冲进“托运部”，一阵狂劈乱砍。商会的两名工作人员被打倒在地，经法医鉴定均为重伤。警方赶到后，打手四处逃窜。据民警介绍，收缴的凶器要用几只麻袋装。
徐明秋说，经过这几年的整顿，温州的货运业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一些恶性竞争还是存在的。“像1月6日这样的暴力事件，自从我们整顿后，已经有几年没发生过了。”据他所说，目前，温州托运业间的竞争，已从公开的械斗抢货源，转为价格战。
门槛低，所以产生恶性竞争
在温州从事托运业，只要在运管部门拿个营运许可证，然后领出营业执照，就可以开张了。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托运业的“婆婆”很少。这种宽松的环境导致从业人员越来越多。目前，温州从事托运业的大概有500余家，但真正经营的只有300来家，而这其中像贾锡良这么大规模的，还只有一家。大多托运部仍是以“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块黑板”为主的小型个体户。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低到不能再低甚至亏本的价钱发货。
“按以往规矩，发一车货，大家收取200元信息费。但现在，别说200元，就是100元、50元也有人做。这样一来市场自然就乱了。”徐明秋说，目前，政府对于货运市场的价格完全放开，没有进行市场指导价。因此，普遍存在低于成本价的恶性竞争。而在管理条例方面，全国也还只有一个暂行条例。另外，恶性竞争难以避免，还与这个行业门槛低、就业人员素质低以及投资少、见效快等本身特点分不开。
“这个行业拿营业执照，门槛放得太低，注册资金少得可怜，只要5万元就可以了。国家今年还进一步地将这个市场放开，包括原来‘零担、搬卸’等需要审批的项目，现在都不要经过我们同意，就可以自主经营了。”说到这里，徐明秋显得有些无奈，“我们只能尽量将多的零散个体整合在一起，使他们做强做大，降低营运成本。同时，尽最大努力去维护整个行业的正常营运秩序。”在他们的扶持下，已有一批有一定规模的物流企业，开始利用网上电子平台，与各地同行联网，通过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等方式，降低和节约自身成本，获取更多的效益。
恶性竞争“黄牛”得利
牵一发而动全身，价格战对从业人员、货运司机以及厂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货运价格压低了，司机为了能有利可图，不得不超载，或加大工作量、打疲劳战。这两者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有时司机觉得实在没利润，就将货物拉回家中低价处理，给厂家造成巨大损失。
降低价格没人管，导致大家跟着降价。在这过程中，一些家底薄的托运部由于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门大吉。这也就是为什么500家领了证，却只有300家在经营的原因。对于家底厚的大户来说，除了价格等损失外，无证“黄牛”也是不小的影响。
据了解，温州目前最大的瓯海货运市场有70多家有证经营单位，但是，却有500来个无证经营的“黄牛”。由于不需要缴纳税费以及场地费用等日常开支，他们往往以让正规从业人员无法承受的价格去接单，却又以正规经营者的名义去与他人签订运输合同，从中获取利润。一旦出了事，正规经营者还得承担信用危机。因此对正规经营者来说，损失有时根本无法计算。
“温州许多老板的法制观念还不够强，只要看到打着我们公司旗号的合同，也不看有没有盖章，就把货给人拉。结果，一出事，又找到我们头上来。我们不但损失了实际收入，无形的信誉损失更是不可估量。”贾锡良说，现在他们越来越难看见效益，“有证的和无证的都一样干，出了事，他们这些‘黄牛’拍拍屁股就走人，我们还得承担骗子的罪名。我们员工由最初的4个人增加到现在的150个人，但利润却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三方都吃足了恶性竞争的苦头，但这一问题延续了多年却没得到解决。其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得利者就是“黄牛”。
恶性竞争很难遏止？
产品销售中有反倾销一说，但在托运业里，价格完全取决于市场，弹性大到根本没有底线。于是有人说，这是管理部门不力造成的。
“从我们着手整顿货运市场开始，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如果只从一个地区去规划去管理，效果是长久不了的。”徐明秋说，“货运成本对各地车辆有所不同，直接导致他们能够承受的运输价格是不同的。除非全国统一一盘棋，不然，这种恶性竞争很难最终遏止。”
货运成本一般来说包括：1、固定资产（车辆）的折旧；2、运输生产过程中各种基本消耗，如轮胎、燃料等费用；3、缴纳的各类规费以及其他费用，如税费、养路费、过路过桥费等；4、工资、劳务费、保险费以及差旅费等。假设同一车型，但不同地方的两辆10吨货车，其运输里程、路线、载货等均相同的话，它们的货运成本中一、二、四项是基本相等的，但第三项却因为所在地的经济以及优惠政策不同，一年的差异可达数万元。因此，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车辆，它们可以承受的价位就远低于浙江、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车辆，运输费再低也有人拉。
这项数万元的差异，不但导致价格之争会长期持续下去，更使超载、本地车外地挂牌的现象屡禁不止。记者也看到一份货运成本调查显示，2004年2月，温州本地车将货拉到离温州不远的台州、椒江、路桥等地，如果不超载，按现在的运价，基本都要亏损，最高一趟竟要亏280元。
经营者盼望提高入行门槛
贾锡良称，货运行业要发展，没有规矩是不行的。对于货运行业今天的恶性价格竞争，如果不尽快给予一个最低标准，不但利润的微薄会使人看不到前景，更有可能还会因此引发其他犯罪行为，最终影响和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在托运业中摸爬滚打了近10年的熊兰英女士认为，政府应尽快出台有关法规条例，对货运业进行统一规范管理，才能保证其健康稳定发展，“由于这行不需要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什么人都能干，导致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这对于我国的现代物流转型是很不利的。提高入行门槛，培养高素质的物流人才，使货运行业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是我们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