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邪教”的６年“缠斗”
有这样一座城市，它被称为“传销大本营”。１９９８年４月国家禁止传销后，这里的传销活动一直暗流汹涌，从各地麇集于此的传销者，打之不散，逐之不去。这里曾发生传销者网吧抢劫杀人案，轰动一时；曾打掉非法经营额逾千万元的特大传销组织，上过《焦点访谈》。为打击这种“经济邪教”，当地成立“打击传销专业队”，与传销展开恶斗，至今“战斗正未有穷期”，胜负未卜。
这座城市就是广西北海。
“经济邪教”越打越邪乎
作为全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北海市一直以“交通便捷、气候温暖”而自得，它却成了传销者汇聚的因素。通往广东和首府南宁的高速公路，“一觉醒来到海南”的海运，为传销者络绎而至敞开了方便之门；而每年１０个月可以下海的亚热带气候，使得传销者免去了携棉带被的麻烦，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更有吸引力的是北海拥有大量的空置房，作为当年房地产热的“包袱”，被主人“遗弃”在城市四周的城郊结合部，以极低的价格出租给传销者。据记者了解，一些小区超过１００平方米的公寓，月租金只需区区七八十元，却可以容纳十多二十名传销人员入住，每人不到１０元钱。
１９９８年４月，国家全面封杀传销，北海市的传销活动一度销声匿迹。１９９９年末，随着国内一些传销企业陆续获准“转型”，北海的传销死灰复燃，以“加盟连锁”、“特许销售”、“代理”等名义活动的传销体系相继进入，传销商品有“爽安康”健身器、“绿丹兰”化妆品、“刺五加”保健品以及服装等，“鼎盛”时期多达数万人之巨。不少原先荒草没膝、门可罗雀的小区人气陡升，西装革履的“事业伙伴”出出入入，摆卖副食品、蔬菜、传销印刷物和日常用品的摊档应运而生。尽管工商部门屡屡查处，但收效甚微，每天傍晚在马路上三五成群游来荡来的传销者成为城市的奇异“风景”。
２０００年，北海市新的党政一把手上任，传销带来越来越多的扰民、抢劫、盗窃等治安问题，引起了新任领导的重视。在“北海不能成为传销者乐园”的督令下，执法部门开展了全面清理，传销蔓延的势头得到扼制。在大批传销者被遣返的同时，更多的传销组织“化整为零”，他们由原先数百人集中某个小区居注集体上课变为七八人一群、十来人一伙，分散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村民家中，以“家庭授课”方式活动，给执法带来了许多困难。
北海市对传销采劝捣窝点、抓骨干”方法，一般参与者经教育后予以遣散，但这些人或执迷不悟，或无脸返乡，往往散而复聚，清理活动成了“拉锯战”。位于城郊结合部的“皇都花园”是一个空置多年的小区，成为传销人员顽固盘踞的窝点，专业队曾数十次清理，仅今年以来就不下１５次，一轮轮的扫荡，几乎都是执法人员前脚刚走，传销者后脚又来。在今年８月４日的清理中，出现了令人瞠目的一幕：传销人员示威性地唱起流行歌曲《从头再来》；８月６日，当执法人员杀“回马枪”时，果然又查获２００多名传销者。
专业执法队处处掣肘
传销屡打不绝，成为北海的一个“难症”。非典期间，与传销的“拉锯战”陡然严峻：广东等地的传销体系被驱赶到北海，外地客车将他们集体拉到北海市中心驱赶下车后逃之夭夭，为隔离这些从疫区来的人，北海市的执法部门被折腾得手忙脚乱，神经兮兮。为保证有效防堵，并保持打击传销的高压态势，北海市决定分别从工商、公安部门抽调专人，成立了一支打击传销专业执法队。
打击传销专业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如传讯传销骨干，防范传销者煽动闹事，对涉嫌违法人员当场刑拘审查或给予治安拘留。但由于法规滞后，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遇到诸多障碍。
专业队对传销普遍采劝捣窝点、抓头目，遣散一般人员”的策略。成立几年来，打掉近百个传销窝点。但由于传销组织“化整为零”，活动诡秘，其头目一般另外藏身他处，而且耳目众多，使得专业队常常扑空。记者曾多次随队行动，有时明知道某处民居里躲藏着传销人员，执法人员在门外却无可奈何，因为无权破门而入搜查。
出租屋管理漏洞，为传销人员提供了“藏身之所”，它们位于城郊结合部，没有物业管理，辖区派出所鞭长莫及，成为管理空白。一些市民、村民贪图利益，以“临时租赁”为由，不办理手续将私房租给传销者，遭遇清理则以不知情逃避处罚。今年７月份，执法队捣毁市郊的一个传销窝点，竟是村支书的私宅，４层楼房藏匿了３０多名传销者，一楼是主人开的小买部、两部电话、还有两张台球桌，为传销人员提供了娱乐、通讯和生活条件。按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条例》，利用出租屋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可处以月租金１０倍以下罚款。但对这样一个传销窝点，女主人却以“根本不知道对方搞传销”，执法部门无法查证月租金数额，难以处罚。
最让执法人员无奈的是从“背后”打来的冷枪。清理传销使一些出租屋主利益受损，他们不仅不配合，还百般阻挠，个别老干部利用关系给执法队施加压力。２００２年，在执法队频频出击清理传销时，北海市公安局督查室连续接到１０多封“群众来信”，控告民警“执法粗暴”，“非法没收、烧毁传销人员的私人物品”。一位负责人无奈地说：打击传销最有效就是铲除其活动条件，私房业主却为他们提供条件；现在电讯公司在一些空置小区安装众多ｉｐ电话，明知道专供传销者“邀约”使用，我们却无权处置。
今年以来，北海市打击传销专业队对传销窝点有记录的清理达近３０次，共遣散传销人员４０００多人次。执法部门租用车辆将传销者送到数百公里外的钦州或南宁，每次费用不菲，使他们更担心的是组织严密、受过“洗脑”的传销者中途集体闹事，或引发其他事端。北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说，传销者成份非常复杂，受蒙骗的有农民、城镇居民、退伍军人，还有不少大中专学生，从性质上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人是受害者，从执法角度应给予同情，如果在清理和遣返过程中发生群体事件或人员伤亡，执法人员难以承担责任。
法官的无奈
２００４年４月，一个特大传销案在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海市民众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赖泽平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款５０万元。他的１２名“事业伙伴”也分别被判入狱一年两个月至两年。
这一传销案的判决引起了不少人的异议，一些人认为刑罚过轻。这一案件影响巨大，“荣登”央视《焦点访谈》，“总裁”赖泽平在传销界赫赫有名。３４岁的他是江苏某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能说会道。１９９８年８月，他和一些同学、朋友在珠海成立“珠海民众企业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从事传销。１９９９年５月，“民众企业”在珠海受查处，赖泽平“移师”北海，注册成立“北海市民众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继续从事传销活动。警方捣毁“民众公司”总部时，当场扣押现金１４０多万元，小汽车４辆。在侦破这一特大传销案后，警方专门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其复杂的财务情况查明，从１９９９年４月到被抓获时的２００１年３月，北海“民众公司”共发展下线３３３４人，收劝加盟费”１４３０多万元，获利７３０多万元。
但赖泽平从入狱伊始直到判决都不承认自己从事的是传销活动，而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营销方式”，对“非法经营罪”拒不认账。由于这一传销网络巨大，层级众多，对１３名被告人个人“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的数额难以认定。按照法律，“非法经营罪”量刑在５年以下。一位主审法官说，他们是根据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这一判决，由于传销行为没有法定罪名，以“非法经营”论处，属于“口袋罪”，尺寸很难把握，如果证据不足以重判，二审纠正的责任难以承担。
２００２年至今，北海市被治安拘留的传销“上线”、“家长”近百人，有近３０名骨干被判刑，刑期均在两年以下。原因之一就是侦查阶段取证困难。按规定，“非法经营罪”治罪标准为经营数额达５万元或非法获利１万元以上。以传销“爽安康”健身器为例，每人交纳３９００元，追究一名“上线”，至少要找到１３名由其发展的“下线”提供证据，传销者流动性大，活动隐藏性强，团体不定形，要找到这么多证人谈何容易！因为公安机关侦查“证据不足”，造成逮捕、公诉、判决整个司法链不能衔接。这种情况在近年出现的“网络版传销案”中尤为突出。２００３年８月，北海市打掉一个“全球教育网站”传销体系，它打着推广学习英语的名义，实行会员制，入会者交纳１３６０元，传销物为网站的“电子商务包”，交款入会、发展“下线”、提成分配均在网上进行，两名犯罪嫌疑人半年左右就发展成员８２０人。此案侦破后，北海市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上线”、广西某厅一名干部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写信，辩称自己的从事的不是传销活动；外地一些高校教授看到有关报道后，致电北海市公安局质疑案件定性，给执法机关形成巨大压力。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法官说：传销案判决，另一个难题是对“非法经营罪”是否“情节严重”的判断。“非法经营罪”属于“情节犯”，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在一些传销案的审理中，传销头目就声称自己的行为没有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或其他后果。
利剑安在割“毒瘤”？
２００４年８月以来，新华社连续接到逃回原籍的传销人员举报，北海市传销活动猖獗。中央领导在相关材料上批示：研究治本之策。有关人士认为，传销理论的蛊惑性和法律“软肋”是造成传销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几乎每个参加传销的人都经历过由被骗到骗人的过程，传销组织对加盟者的“洗脑”成为“必杀技”：传销讲师声称欺骗有恶意和善意之分，为了把发财的机会提供给亲朋好友而把对方骗来，就属于后者。北海的传销者来自四面八方，按不同省籍分成不同体系，他们被以“招工”、“从事珠宝、海鲜生意”等名义骗来，然后实施“善意的欺骗”“邀约”更多的人加盟。
人哄骗来后就是“洗脑”。由于传销被封杀，在社会上臭名昭著，传销组织者都极力撇清与传销关系，“洗脑”的内容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传销刚传入时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有断章取义摘取领导人肯定“连锁销售”的讲话，还有各种公开出版的国外著名营销专家的著作。记者从收缴的物品中看到，传销人员接受“洗脑”使用的笔记本，每本数万字、十几万字，抄写得工工整整，显示出主人的迷醉与虔诚。
北海与传销苦苦缠斗，与法律滞后不无关系。１９９８年４月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传销活动后，传销纷纷“变相”。工商部门一般依据５条标准判定为传销：１，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参加者上线从下线营销业绩中提取报酬；２，参加者需交纳加盟费或认购商品费获得资格，并通过发展他人获取回报；３，参加者收益数额由加入顺序决定；４，组织者收益主要来自参加者的认购费或加盟费；５，组织者利用后参加者交纳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报酬，靠不断发展他人加盟维持运作。但这些标准很难把握，而且一些正规保险企业的运作方式正是这种“拉人入伙、分级提成”，混淆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线。
由于传销因变相难于定性，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些派出所给传销人员开具暂住证，“职业”栏填写的就是目前已被普遍视为传销的“加盟连锁”和“特许经营”，办证民警分辩没有办法认定它们是传销而拒绝发证。
传销本来是国外先进的营销方式，流入国内后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消费不成熟，其缺陷被利用演变为“老鼠会”，波及面广，欺骗性强，成为公认“经济邪教”，但它的危害绝对不仅止于经济领域。它的蔓延盛行，与中国重人情、轻契约的“文化”特点不无关系，它以亲戚、朋友、熟人为欺骗对象，严重损害了传统社会依靠人伦关系建立的诚信资源，“洗脑”后的传销者变得背信弃义，惟利是图，缺乏道德和法律观念；它像毒品一样，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人沦落异乡，已成为盗窃、抢劫等犯罪的源头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害。对传销这一社会“热点”“难点”的控制和打击，已成为考验执政能力的体现。有关人士认为，鉴于传销的严重欺骗性及对社会的危害，应将其列入刑法制裁范畴，以诈骗罪量刑；或考虑设立专门罪名，从其社会危害性特征，根据其发展“下线”一定数量而非“非法经营额”或“非法获利”来追究传销组织者、骨干刑事责任，可以更好地震慑和遏制犯罪。只要有了法律的利器，一定能割除这一“社会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