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识破：骗子的文化(2)
6．肉骗
所谓肉骗，就是绑架人质诈骗钱财。因为旧时人质称为“肉票”，故这种骗术名之曰“肉骗”。
以这种流氓手段诈取钱财者，首推中国黑社会之代表——青红帮。近代中国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武装犯罪集团，依仗非法的财力和武力，它们纵横天下，无恶不作。肉骗正是一种带有武力劫持、强行勒索的敛财行为，这对于黑道分子而言完全是举手之劳。
1933年，黄金荣的门徒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之幼子，贝某恳请黄某出面解决此事。黄金荣故意拖延时日，讨价还价，最后才肯亲自出马“讲斤头”。结果，贝某花费2万银元才得以赎回幼子，另送给黄金荣一辆高级轿车。黄金荣是个见钱眼开的黑帮头目，乐于玩耍各种骗术，肉票即其一。他曾唆使门徒丁永昌绑架荣德生，师徒合谋敲诈了荣氏几十万美钞。
与黄金荣齐名的另一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也是肉骗的老手。1929年，上海银行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签约租地，打算修建房屋出租。不料，张啸林也看中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商议，遭到拒绝。张啸林又与朱成章商量，愿以高价要朱某转租，同样遭到拒绝。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乘车外出。忽然，一伙绑匪持枪劫车，同车的女儿及护士各中一枪，朱某作为“肉票”被押往秘密地点。
国货银行闻讯，顿时乱成一团。经四处打探，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前往杨树浦路一房内，用钱赎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板。事后，有人问及此事，周某说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到底数目有多少，他并不知道。
绑架之风盛行于近代中国，以上海滩为典型。在其他地方，亦时有耳闻。如安徽南陵清帮嚣张一时，张大屁股、刘大嘴等帮会分子经常玩弄“肉票”手法，借机敲诈大笔钱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求助于黑帮。
据近代史料披露，京师一带社会风气日益污浊。宗室子弟游手好闲，挥霍无度，遇到资金短绌，则结伙前往城外荒僻之所，劫掠农家小孩回到城里。次日，这群无赖故意张贴告示招领，托词小孩乃途中所拾。等农家上门认领时，他们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
在实施肉骗之前，绑匪一般有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力求万无一失。令人惊骇的是，绑匪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备，帮派林立，各逞威风。如上海滩的绑匪就有山东帮、淮扬帮、浦东帮、太湖帮等等，大帮之中有中帮，中帮里边分小帮。帮派既多，人数又众，骗术高明，手段毒辣，而且不容易破案。如此一来，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富翁无不栗栗危惧，不能安枕。
7．拐骗
所谓拐骗，就是骗子以各种手段欺骗、拐卖妇女儿童，借机攫取非法暴利。这实际上是一种贩卖人口的非法勾当。
拐骗与肉骗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以活生生的人作为敲诈钱财的工具，人成为不等价交换的商品，拐骗与肉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后者的受害者多为有身份有财势的成年男子。而且，拐骗的对象属于“流通中的商品”，由甲地卖往乙地，一卖不复返，肉骗的对象则属于“抵押商品”，一旦赎金到手，绑匪即将人质释放，“物归原主”。
近代帮会是拐骗大本营，帮会分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丧失人性的勾当。在黑道中，男拐匪叫“善心老爹”，女拐匪叫“好老妈”。被拐骗的妇女，容貌姣好者叫“好花”，相貌丑陋者叫“赔钱货”，年轻者叫“嫩白儿”，年长者叫“整块”。被拐骗的儿童，男孩叫“一柱香”，女孩叫“一株花”。
一般而言，骗子引诱妇女上当受骗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诱。有些女子过于势利，贪图一时小利，结果经不起骗子引诱，在金钱和物欲面前成为骗子的囊中猎物，直至贩卖他乡，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
其二，乘隙。以找工作为由，是骗子拐骗贫家女子或失业女子的拿手好戏。为了生计，许多女子被甜言蜜语所蒙骗，毁了一生的前程。有的骗子见别人家庭不和，趁机挑拨离间，劝说受冤屈的媳妇或妻子离家出走，到外地谋生，并许诺如何如何，致使妇女上当被骗。
其三，强掠。绑匪以武力劫持身单力薄之女子，软硬兼施，迫其就范，然后转手卖掉。
其四，迷药。绑匪看中某女子后，想方设法靠近该女子，用迷药将其迷倒，然后劫持而去，高价卖出。
其五，婚嫁。拐匪以娶亲为手段，瞒过女方的家人，一旦正式结婚，即将“妻子”卖出，获取高额利润。这属于“色骗”中一种。
其六，奸拐。拐匪挑选英俊倜傥之男子，使其追求年青女子，更多的是年青寡妇或富室小妾，也有贫家女子抑或千金小姐。一旦得手，随即贩卖外地。这亦是“色骗”中一种。
被贩卖的妇女，下场极为不幸。有的被拐卖到遥远的山村，嫁给贫苦无依的农民为妻；有的被卖到富贵人家，为妾，为婢，地位低贱；更多的被卖到妓院，沦入火坑而不能自拔。
民国时期，贩卖人口十分猖獗，黑帮势力操纵其事，无法无天。在上海滩，专门贩卖男孩（黑帮术语叫“搬石头”）的流氓头子名叫尚武。此人身跨清洪两帮，又是虹口捕房刑事探长。极有势力。他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在一起，靠拐骗人口大发不义之财。尚武手下有门徒二千余人，是一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集团。他们到处抢掳男孩。然后贩往广东，高价卖给富商大贾。因为这些商人除了亲生的儿子之外，愿意领养男孩，对他们刻意培养然后从中挑选一个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人。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上海滩除了一个专门拐骗男孩的尚武，还有一个专门贩卖女孩（黑帮术语叫“摘桑叶”）的尤阿根。此人也是身跨清洪两帮，出任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探长。尤阿根手下的门徒有五千余人，他们将拐到手的女孩大部分卖往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本地的妓院。杜月笙的门生、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任文桢，有门徒千余人，也是专门贩卖女孩的大流氓。
在近代中国，贩卖华工出洋是一桩可以获得暴利的买卖，俗称“贩猪仔”。内地百姓被拐骗出洋，贩卖为奴，从事一切苦役，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因而被称为“猪仔”。诓骗华工出洋最毒辣的手法，当推赌与烟。详言之，近代开埠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外地打工者甚众。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每每设有赌场，番摊、牌九等名目齐备。如果做工之人好赌，往往十之八九必输，因为赌场均有赌骗高手。当民工等辈输钱之时，赌场老板故作慷慨大方之态，任其赊欠。民工见此，愈输愈赌，愈狂赌其所欠愈多。所欠既多，赌场老板乃将赌债划归民工之雇主。因此，多数进入赌场的民工，因赌账纠葛，其工资已领到十年之后。万不得已，遂沦为人口贩子相中的“猪仔”。
另有以鸦片烟为诱饵，致使华工沦为人奴者。具体情形是，雇工之老板故意在工场旁边密设烟馆，以低廉价位吸引民工吸食。民工以此为劳作之后的休息场所。一经吸食，必定成瘾。染上烟瘾之后，工作时无精打采，晚睡早起，意志消沉，额定工作量每每不能完成。
鉴于此，这些民工必须延长工期，否则便不能领到应得薪水。面对这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吸食鸦片的民工无可奈何。可是，体力与精神既已耗损，工期亦相应越拖越长，所得之微薄工资尽耗于烟榻之上，入不敷出，到头来只得听天由命，被贩子卖往海外为奴。
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专门拐骗浙江温州、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与澳门流氓勾结，将人口贩卖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人称“贩黄鱼”，因为华工属于黄种人，在拐卖途中，如果死掉，即被扔进大海，如同死鱼一般。
陈鹤鸣借助帮会力量，尤其是师父杜月笙的招牌，到处欺蒙拐骗。他擅长编织有利于肉骗的关系网，与青田县政府官员、上海警局护照股的警员、外国邮船公司买办、中国驻外使节，以及葡、法两国人口贩子，均有广泛接触，为其犯罪勾当疏通渠道。他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引诱青年农民出国赚钱。凡愿意到国外工作者，每人发给旧西服一套，但要上交450元左右的法币作为旅费，由陈鹤鸣统一购买船票。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什么船票，陈某勾结船上人员，将他们藏在货舱里，偷渡出海。有些农民没有钱交旅费，但梦想到国外大捞一把，被迫出卖田地和房屋，甚至将妻子“出租”。青年女子出国前必须接受色情表演训练，到达国外后，靠跳小脚舞谋生，实际上是出卖色相。后有进步报人著文揭批“贩黄鱼”内幕，陈鹤鸣落入法网，判刑5年，其同伙均作鸟兽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拐骗儿童之风在近代丝毫不亚于拐骗成年男女。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心理上对外部世界是不设防的，这就为骗子成功实施拐骗诡计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儿童的反抗容易被制服，掠夺之、藏匿之均很容易，因此人口贩子每每看好儿童。施以小恩小惠，年幼无知的孩子就可能被拐走。而且，骗子还让受过训练的小孩去引诱其他小孩，这样更容易成功。
被拐骗来的孩子要认拐匪为父、为叔，要认同被拐骗的孩子为兄、为妹。拐匪令其“听话”，并加以特殊训练，然后贩往各地。
一般而言，被拐骗的男孩充作童伶、童仆，有的被寺庙收为子弟，有的贩往东南亚为“猪仔”，也有的卖给艺人当养子。被拐骗的女孩则卖到各埠妓院，成为雏妓。妓院老板特别愿意买进八至十岁的幼女，这不仅因为她们身价低廉，而且容易培养成摇钱树。上海、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专门出现了所谓“囤户”，其职责就是留养、训练幼女，然后按不同价位予以出售。那些姿色好者，多卖给权贵人家为妾，价值千万，其他则以数千或数百元卖给妓院，时称“养瘦马”，有的女孩虽未沦入妓院为娼，但亦卖给人家作养女，有歌妓之养女，也有咸水妹”（专向外国人卖淫的妓女）之养女。有的被富人家买去当婢女使用，有的成为尼姑的弟子。还有的贩往东南亚一带，成为“猪仔”们的公用妻，下场极为悲凉，与青楼女子无异。
据悉，人口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社会不公，世道黑暗。近代中国拐匪丛生的社会背景，在一篇旧文《内地拐孩的匪徒》中有客观的表述。该文称：自满清末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力憔悴，加上河决大患多次发生，蝗旱之灾连年不断，盗贼时起，匪徒混入。琥珀搭芥，磁石引针，臭味相投，声气遂合。于是拐孩匪徒的基础建立了。光复之后，岁岁用兵，供应差徭，疲于奔命。良懦百姓，竟有远弃家室谋生在外的，幼子弱女流落荒村，寒无衣，饥无食。拐匪乘机行动，以微利作钓饵，以甜言来诱惑。这时，孩童视拐匪如骨肉，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他们获取厚利，广事结纳，日渐推行，竟达数省……
行贿受贿是拐骗分子上下其手、屡屡得逞的重要秘诀。其名目繁多，计有“献寿礼”，即向官员行贿；“送进水”，即向警察行贿；“送波罗”，即向地头蛇行贿，达到官、警、匪、骗四位一体，沆瀣一气。
8．装骗
所谓装骗，就是冒充某人行骗，最终达到以假乱真、诓骗钱财的目的。装骗需要非同一般的演技，否则就有露馅之虞。
民国时期，有一位乡下农民冒充清帮大哥，前往汉口法租界燕子窠吸食鸦片。此人放烟枪、置茶壶、插烟签的位置、拿茶杯的手法，吸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完全是黑道正宗。
有清帮弟子瞧见，回去报告真正的黑帮老大，说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大哥”，怎么招待他。老大听了不觉一怔，急忙派人去打探仔细。经过详细盘问，假大哥终于露了马脚，极力辩解，声称一切均属巧合，叩头求饶。黑帮老大听罢，气不打一处来，下令处死。后经人劝解，免去死罪，但还是割掉了假冒者的一只耳朵。如果说假冒帮会头目要有相当的胆量，那么，伪扮成差弁、官吏，则要有相当的口才。官场中人，每每堂皇其貌，夸大其辞，没有一定的嘴皮子工夫是难以出人头地的。骗子以骗钱为目的，凭借巧舌如簧的本领，以官吏面目出现，自然可以蒙混过关，骗倒一大批人。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的广诚信烟膏店，是商界巨孽。光绪年间，某一日忽然来了一位形似差弁之人。此人声称奉两江总督刘某人之命，来此采办烟膏，须福字清膏数百两。等店里伙计把烟膏放进竹篮后，差弁之人拿出银票一张，让伙计前往钱庄兑现。钱庄以票根未至为由，拒不付钱。差弁闻知，将烟膏之篮寄存在店内，亲自驾车前往。
店伙计一直等到黄昏，不见差弁之人从钱庄归来，顿起疑心。打开竹篮一看，才知道价值数百两的福字清膏已被骗走。
差弁之人之所以伪托两江总督的大名，是因为这位总督大人夙嗜烟膏，每年必派人至上海采办。骗子知悉这一内情，遂有上述行骗过程。
另有冒充官吏以行骗者，或自称禁烟，或自称查检牙帖，或自称巡视酱缸。所到之处，都出示官方文件，证明自己确系官场之人，以衙门出来办事。不明真相之人，每每信以为真，均以巨额钱财行贿。该官吏受贿之后，旋即离开。出示的官方文件确实是真件，只不过是骗取之物，然后借此冒名顶替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骗子愿意冒充之人，必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如上述帮会头目，官吏以及封疆大吏之差弁，均是骗子乐意扮演的角色。
权贵之名固然与金钱相连，但骗子绝不局限于此。骗子的目的在于敛财，因此凡能达此目的者，均可尝试之。富商巨贾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然成为装骗的对象。
9．假骗
所谓假骗，就是骗子用假冒伪劣之物骗取他人钱财。假骗与装骗的区别在于，前者作伪工夫用在“物”上，后者作伪工夫用在“人”上。近代上海，有人于道旁设摊，出售香水。商标瓶式，与正规商场几乎一样。一经开启，让路人嗅之，芳香无比。有一外地人，名叫张仲康，刚至上海不久，在路边摊子上看见香水，相信是佳品，一次购回三瓶。到旅店后，打开一看，全是白水，这才知道卖香水之人让人所嗅之瓶，是真香水，特借此为诱饵以愚人。近人徐珂在笔记野史中指出：“商品之伪造以罔利者，多矣。冒牌也，仿式也，因无论已。及又有冒海外华侨之姓名以制物炫售者，人为所愚，利市三倍，初固无其人也。久之，有涎其市而诈欺者，自称为华侨之遗族，以贫乞倾助，若不允，当控于官。其人不得已，乃资以万金而去。”
清末明初，既有骗子伪称华侨者，也有骗子伪造国货以敛财。宣统年间，提倡国货之声不绝于耳，爱国商人纷纷响应。但是，仍有奸商出售外国商品，包括绸缎、烟草等等。他们变换手法，以骗取国人的信任。其装潢，其牌号，皆用国文。所登广告，亦极言外货充斥市场有十害无一利，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于国内，热心君子若肯购买之，也是爱国御侮、杜塞漏卮的一种行为，云云，吹得天花乱坠。果然有效，数月内营业额直线上升。
在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里，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动辄称以“贱商”、“奸商”，似乎“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样的同义反复就是商人的权威定义。
翻检近代史料，不难发现商店确乎是骗子行使假骗手法的重要场所，商业行为大量充斥着欺诈。以匾语为例，药店有悬挂匾牌以自吹自擂的嗜好，或书“上池神水”，或写“刀圭圣药”，落款之人皆是负有时望之达官贵人。实际上，这些社会名流深居简出，也不知道自己的大名被人盗用，因而不见不闻而任其作伪。于是乎，愚蠢之人都以为真是神水、圣药，大量购买，信以为至宝。另有商店，所用招牌与他人相同，只不过在招牌上的某字旁加上某偏旁部首，目的在于混淆视听以行骗。
利用广告行骗，是较为常见的骗术。商店在报纸上所登广告，每以他人赞美之信函罗列其中，或以真迹摄影表明其商业声誉，包括发函人之人像，邮政局之图标，人名地名手迹职业，应有尽有。有知悉内情者披露，甲地某商店自拟函稿，连用邮票寄往乙地，找一人书写以付邮。至于人像，则是往照相馆中搜买一张日久弗取，不知是谁的照片，为之取名某某，旁列颂扬之语。这就可以欺骗社会上昏庸无识之辈，以为该商店之物品货真价真。
摸奖是刺激消费者掏钱购物、促销商品的妙方，但是商店奖券也有作伪者。近代某省某街有一西式大商场，其所陈设出售者，药品占多数，香皂、香水次之，玻璃器皿以及其他零星杂物又次之。开张之初，前往购买者争先恐后，途为之塞。因为商场门前高悬重奖旗帜，标明谁获优等奖券，奖银千元。其他奖券，皆有奖品。只须购买值银五角之物，即可赠奖券一张，券上载明何物，即以何物奖之。但优等券只有一张。某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出五角银币购买药品，即拈奖券。撕开一看，得香水一瓶。但合计药品与香水，尚不足五角之值。某甲遂生疑心，认为奖券有假。不久，某乙从外面走入商场，也出五角银币购物。等他拈券，忽作狂喜状，大叫：“千元优奖，舍我其谁！”然而，此奖券似乎不是从摸奖匣中而出。某乙当众撕开，果获千元，店主即取银如数予之。某乙得奖后，转身往外走。某甲疑其有异，尾随其后，看见某乙出门后，随即绕道来到某街，仍由商场后门而入，这才知道获大奖之人本是商场行骗之同伙。
商场假戏真做，实为表示其确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
滋补强身，延年益寿是中医理论的精萃，上至权贵，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热衷此道。骗子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在药品上大作手脚，以劣充优，以假乱真，尤以人参为烈。
人参乃药材之中的名贵品种，最能滋补精、气、神，有挽回造化之功效。譬如一个人快要断气，若让他喝下一口参汤，可以延长一下他的生命。吉林、高丽所产人参，是参中极品。
据称，民国时期的吉林和营口地方，每逢参货上市，农民挑担负筐蜂拥而业，价格很便宜，只要二三块钱就可购买一百斤。这种参不是真正的野人参，而是人工种出来的赝品。参客购下后，经过烘焙技能和装潢手续，就可充作野参，到了上海，一转手可获利千倍。另有一种滑头参号，间接向参客批发若干斤，外加牌号和装潢，再陆续卖出去，其获利也不小。至于购买者吃后有没有效果，则概不负责。
与假人参相仿，假书画也可使骗子一本万利。中国人素有收藏名人书画的嗜好，但在书画市场，从来就是赝品满天飞。
一般稗贩之作伪者，对于古人书画，均有法仿造。纸张颜色、铃记朱印、装潢格式都可摹仿，和古人真迹毫发无二。他们在市场上兜揽混售，门槛不精的买客常常受他们的愚弄。须逢到真正识货的专家，才可以辨别真伪。
即使在世的书画名家，也有骗子摹仿他的笔迹铃记，以赝品在市上混售，眼光短浅之辈难免被他蒙蔽。如到扇子店去购买，才会不被愚弄，该店有一口号叫作“包真不包好”，表明书画是真品，不过不分高下好歹罢了。
难怪近人感慨万分：“书与画本为雅人深致的东西，不料也有种种黑幕在内，古人地下有知，必要叹息痛恨哩！”
钞票的价值在于，它是一切商品等价交换的媒介，是一种代表社会财富的特殊商品。在所有的伪造商品中。假钱是为害最烈的一种。民国时期，假钞票屡见不鲜。当时，各银行发行的钞票，已多次发现伪钞。一般老百姓得到这些伪钞，不但平空损失一笔钱财，有时还要受到无辜的牵累。制造伪钞的骗子只知自己大发横财，不顾残害人群，扰乱金融，真是罪不容诛。历次破获的伪钞机关，有八九由日本浪人充当重要角色，可见日本人用心之歹毒！
那时，在北平发现的伪钞，不是用机器仿造，而是运用化学方法影印的。具体做法是，先将真钞一张，在票面上涂着药水，然后用大小厚薄和真钞一样的素纸铺在上面，用力压之，使真钞之花纹颜色完全显出；丝毫无二。后来混用过多，发现了相同号码的伪票多张，才揭破黑幕，破案惩办，但民众方面的受害已不在少数。
假钞票之外，还有假银币。假银币约分四种：①夹铜；②纯铜；③药水；④挫边。据说夹铜和纯铜的作伪，需要大规模的较为复杂的秘密制造。至于药水和挫边，则是小钱庄歇伙和银匠店歇工所作伪。药水银币是用一种“吃”银药水，将银币投入药水中，数分钟后取出，银币即少去一层，这银屑沉入水底，集少成多，就可如愿以偿，达到非法敛财之目的。可是，这样一来，真正的银币就减少了分量。挫边作伪，只须用一把挫刀，在那银币边上磨挫银屑。不过好好的一块银币经过磨挫后，因分量已轻，兑换时又要损失贴水。可是，骗子们只知一己之私欲，其他一概不顾。夹铜和纯铜称为假银币，药水与挫边只可称为劣币，仍可换钱，兑换店里的老板可多得些额外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