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识破：骗子的文化(3)
10．正骗
所谓正骗，就是骗子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打着真善美的旗号，蒙骗众人，借机敛财。这种假正经的骗术，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堪称正骗高手，被称为“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早在1924年秋季，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杜月笙以救济为名，与一批所谓“善士”一起，从事难民安置工作。他下令手下爪牙，拿着捐簿向商民强行募捐。这种明目张胆的敛钱手段，不仅使杜某人从中捞到很多油水，而且还捞到了社会名望，难民对他感激不尽。
以后，只要发生天灾兵祸，杜月笙总是热情襄助“善举”，在上海大肆募捐，可以名利双收。有一次，他为了举办赈灾义演，居然登台表演，客串黄天霸，票价高达10元。当时，名旦梅兰芳的门票才卖5元。
七七事变后，杜月笙与孔祥熙勾结，着手组织上海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钱物以及药品。八一三上海开战后，杜月笙又组织抗战后援会，以救国抗敌的正当名义，向工商界巨头摊派巨额物资和现金，价值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沦丧后，这笔巨款成了一笔糊涂账，也没有一个机构跟他清算过，大部分的钱财都落入杜某人的腰包。
杜月笙大概可以归类于“善棍”。俗称无赖之徒为棍徒、地棍、土棍、痞棍，民俗以棒为棍，言其凶恶，如以棍棒击人。据近人考证，晚清光绪、宣统年间，有假托善名而为恶者，人目之曰“善棍”。善棍之人动辄假借慈善事业之名，赁屋于市，美其名曰某某善堂，自编自造其缘起，宗旨，四处募捐，同时打出声望极高的绅商旗号，把这些人说成是发起人，或尊称为董事，以求取信于人，期望人们踊跃赞助。实际上，那些著名人物未必知悉底细，对善堂事务也未必一一过问，惟有经手者数人，私下分钱得利。其号称经办之事，诸如放赈、办学、育婴、养老、衣米、医药、棺冢、以及惜字、凉茶之施舍，一一胪列，巨细靡遗。外人闻知，都树起大拇指极口称赞。
实际上，真正落到实处看不过一二件而已，而所得募捐之款，多半流入自己口袋，甚至有人借此致富。这些人之所以得到“善棍”之名，正是由于他们以欺诈骗取钱财，而且以“善”的名义大肆行骗。这实质上是一种伪善。
及至近代，善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势。从道理上讲，举办慈善事业的人都应该洁身自好，一清如水，才可称得起“善人”之名，这样问心可以无愧，俯仰也可以无羞。本来办慈善事业是一种蚀本生意，怎么可以发财呢？但是，近代上海慈善界有不少善人确系善棍，他们依靠慈善两个字来发一注大财、挣一份家产。这伙善棍真是杀人不怕血腥气，专门在灾民和贫民身上狼吞虎咽。至于社会舆论的指责，他们全然不顾，厚颜无耻。
据称，慈善界之人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确实是慈悲为怀、一介不取的善士，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周济贫穷，精神可嘉，令人景仰。第二种人，拿着某堂、某会的一块金字招牌，大肆鼓噪，或登报征求，或派人劝募，其胞与为怀、视民如子之胸怀令人感动。但是，等到大量捐款到手，则马上露出狰狞面目。他们只将小部分捐款用于慈善事业，敷衍了事，大量的钱财落入私人腰包。
第三种人，完全是骗子。每当水灾、旱灾、蝗灾、兵灾、震灾、火灾等一切灾患发生，这伙人便临时租赁一二间房子，挂起某协会、某善堂的招牌，一边敦请社会名流做善事，一边印刷数十万份的宣传品四处散发，同时请人有表演声泪俱下，悲天悯人的募捐缘起。紧接着，他们派人到处伸手要钱，专门有一批擅长词令、面厚如铁的劝募员穿梭于街头巷尾。除在上海本埠，他们还另派人到外埠进行募捐宣传，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在“劝募”二字上，可谓机关算尽、无孔不入了。在他们发出去的捐簿和收据上面，都赫然印着鲜红的“经手自肥，雷殛火焚”八个大字，真是弥天大谎、聒不知耻。一待灾患过去，这群骗子也个个腰缠万贯、脑满肠肥，一生一世享用不尽。当初租借的房屋也退了，金字招牌也撤了，经理，协理、司理以及大小职员也溜了，丑剧匆匆落幕。以后再遇到什么灾变，故伎重演，骗子齐上阵，也是常有的事。
上述第一种人，是名副其实，堂堂正正的善人、好人。至于第二种人，全然是两面三刀的伪善之人，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第三种人，无疑是以正骗为职志的善棍，是慈善事业的败类，称这种人为民族败类，一点不为过。他们是社会上的蟊贼，令人忿恨不置。
即使在民族危亡之秋，这种人也不甘寂寞，上演丑剧。抗战军兴，全民族同仇敌忾，却发生了东北义勇军捐款撤查风潮，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究竟有无舞弊，局外人不得而知。如果骗子打着义勇军爱国将士的旗号，招摇撞骗，大肆敛财，“蹈着善棍的覆辙，再发现一班‘义棍’，岂不要被外国人笑脱牙齿吗？”
不仅如此，这帮骗子心狠手毒，因此，直呼其民族罪人也无不可。
11．诈骗
所谓诈骗，就是玩弄各种欺诈手段行骗，借机骗取他人钱财。诈骗与上述种种骗术并无本质区别，也无明确界线，由于不能归入上述10种骗类，故另划归诈骗类。
敲诈与诈骗是同义语，近代帮会常以敲诈手法敛财。杜月笙身为三鑫公司总经理，除了骗取巨额保险金外，还用其他办法敲诈那些鸦片商人。每逢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如端午节），他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位大烟商请去，伸手要钱。这笔钱，开价既高，又要烟商们出得起，而且不至于伤了元气，因此事先是专门经过研究确定的。那些烟商为了确保非法赢利，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与杜月笙耍弄流氓手段一样，天津同义脚行头子刘德山也大肆玩弄讹诈手段。刘德山既是清帮，又是洪帮，是天津脚行“教父”巴延庆的忠实走狗，有徒弟300多人。刘某人绰号“黑手刘三”，又称“北霸天”。估衣街、东北角一带的众多商店，都受过刘德山的讹诈。
有一次，刘德山自己用刀故意刺伤腿部，然后赖账于正兴德茶庄，讹诈300元方才甘休。
甘肃武威有一驴马市场，洪帮分子张福（人称张结子）依仗帮会势力，大肆进行讹诈。此人身穿绸缎马褂，戴着墨镜，右边抽着马鞭，一开口就骂人。张福经常用很低的价钱买进疮骡瘦马，暂不付给卖主钱。不久，等骡马喂肥后，再换一副好鞍，以高价卖出。即使原来的主人相见，也认不出来。在讨价还价时，张福自编一套黑话，进行瞒混讹诈，压级杀价，从中牟利。如把1~10的数字说成：也黑（l），独（2），斜（3），茶（4），盘（5），老（6），兴（7），工（8），湾（9），与一同（10）。让人摸不着头脑，上当吃亏。
在帮会势力的庇护下，粪车也可以成为敛财的手段。旧上海公共卫生设施简陋，多数人家使用马桶。每天清晨，有人拉粪车到各街道里弄叫喊“倒马桶”。每只马桶每月收倒桶费2角。这些粪车为粪霸（或曰粪把头）所垄断，他们在粪码头将每车粪加一车水，然后卖给农夫作肥料，每车收一元。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阿贵姐，此人是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的姘妇，共有粪车400辆。靠把一车粪加水变成两车粪的诈骗手段，阿贵姐获利颇厚。她每月付给粪车夫8元，另给法捕房小费6000元，每月可净赚1万元左右。
近代上海、苏州一带，有“拆梢”一说，意指骗子无赖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拆梢”之语，等同于普通话之敲竹杠，南京语之敲钉锤儿，镇江话之钉钉子，杭州话之刨黄瓜儿。据悉，上海地棍之拆梢，于“老门槛”（精熟世故者）无效，但对于所谓瘟孙、洋盘、曲辫子、寿头码子、猪猡、猪头三、蜡烛、饭桶、阿土生、阿木林、憨大等愚蠢势利、见识短浅之人，则屡试屡中。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线索可寻，罅隙可乘，非贸然为之也。
“硬诈”就是拆梢之一种，兔起鹘落，淬不反防，受害者自己亦莫明其故。“硬诈”之人之所以横行无忌，是因为巡警、包探与他们互通一气，即使遇见，也佯装不见，相喻于无言。事后分钱若干以馈之，名曰“劈霸”。劈霸，就是分赃的意思。于是，骗子有恃无恐，大肆耍弄硬诈之骗术。
何为“硬诈”？今有甲乙丙三人，乙丙均为流氓，甲方在乙面前谈及丙。乙方如果与丙方有矛盾，则对甲方说出种种辱骂丙方的言语。甲方含糊以答之，敷衍以应之，却不知道由是埋下了祸机。
不多时，丙方纠集流氓多人，来到甲方住处，斥责其不该辱骂自己。甲方如果矢口否认，乙方马上出来证明实有其事。同时，众人纷纷表扬丙而批评甲，眼看着就要打杀起来。甲方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得不求人调停，拿出重金酬答以完事。
商业诈骗历来是诈骗案的大宗，花样繁多，危害极大，值得提防。例如，商店以“本号休业在即，照本贱卖”，或“迁移在即，脱货求财”等字，大书特写，悬挂于店门之上，不尽确实。
宣统年间，江湖一带有一人名叫陈俊山，来到上海，到市面上走了一遭，认为商品价格非常低廉。他购物回来，向友人顾莲舟展示，正巧顾某也从别的商店购有同一物，其价格比陈某人所购之物还低，大为惊讶。顾某说：“商店此类之揭）橥，皆是作伪，而以出售舶来品为尤甚。商店老板以降价之骗术招徕顾客，是因为他们摸透了人们贪买便宜货的心态。实际上，降价是假，涨价是真。”那些以休业为名的商店，有的仅留一小门以进出，其营业活动并未停歇。
另有商店以“减价十日，自今日始，照码九折”等字标于门上，自春至冬，自朝至暮，皆如是也。这种诈骗虽不足以欺骗本地顾客，但外地顾客见之，往往庆幸自己捡了一个便宜。进入商店一看，所有陈列商品，都有原价码写在红纸上，或曰十元，九折则九元；或曰五元，九折则四元五角。他们不知这些商品的原价本不是十元、五元。商店已经把应折之数加于其上，购买者昏然不悟。
兵不厌诈，商重信用。但近人感叹，在上海商店购物，求而不得，店员必曰“此物刚刚卖完”，不然，则说“稍迟可到”。其实，商店从来就没有卖过此物。有一位女士名叫宋芝香，在福州路商店购买新式锦霞缎，先后跑了三次而终不可得。每次前往，店员都说“明日可以买到”，其诈而无信有若此。
更有缺德之诈骗犯，靠放火敛财。上海有专门靠纵火图赔为利者。这种人在市面开设商场，陈列货物，然后到保险公司投保。保险以一年为期，这段时期如有不测，保险公司即当照数赔偿。等签订保险单后，商家即将货物运走，等到一年快到之时，乃自行纵火，可得如数之赔偿。某洋货铺的诈骗之计更为狡黠，店员用煤油浸透纸卷，掷于邻家。大火一起，两家遭灾。在外人看来，非自行起火而实为人所累，保险公司初不知底细，亦如数赔偿。股票之行于中国，始于近代。那时，变法自强、实业救国的呼声大快人心。然而，新兴工商业一直处于疲软状态，究其原因，根本问题在于资金不足。向西方学习筹措资本之良法，首推开设公司，募集股金。但是，骗子也跻身此道，时有托名以行骗者。因此，人们视股票为畏途，议论公司则谈虎色变。
有一人名叫严季康，是一个专靠股票诈骗钱财的老手。此人最早在汉口以假股票骗人钱财，得逞之后又转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行骗，劣迹昭著。他广设工厂，大办公司开采矿山，历有多年，积资巨万。以上海为例，严某人租一大厦，门前悬挂两面铜牌，上书“某某制烟公司驻沪招股处”，“某某开矿公司驻沪招股处”。陈设之华丽，服饰之豪侈，令人乍舌。出门则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众人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短短几个月，即集资银十三万元之多。不久，有人前往拜访，则人去楼空，不知所往。
12．丐骗
所谓丐骗，就是乞丐以行骗敛财，或是骗子装扮乞丐以行骗，抑或骗子与乞丐联手敛财。关于丐骗，因另有述说，此略。
文化透视
仔细审视上述种种骗术，可以使人从一个特殊视角体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命运乖戾的残酷现实。
外患与内战的交织，传统与近代的碰撞，革命与反革命的搏击，历史机遇的垂青与道德良知的沦丧……在客观上为各种人物的登场、表演与谢幕营造了特定的时代氛围。一方面，近代社会新旧交替，先进战胜落后；另一方面，旧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对抗新的甚至是进步的事物，屡败屡退，屡败屡战，因而近代中国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一方面是新文化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反动的落后的文化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活跃于一时一地。骗子文化就是例证。
首先，骗子的存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嘲弄。
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诚信相标榜，对骗子及其骗术采取的是鲜明的批判态度。仁义之道与骗术无缘，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严格划清了正邪畛域。
从学理上讲，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人物——圣贤，是丝毫没有痞子气、市侩味的，也绝对不会沾染骗子习性。
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敏感地意识到，礼制的崩溃和道德的失范注定是社会前进的代价。但是，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偏执地要为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确立一系列的规范。与此同时，也总是有人肆意践踏这些在学理上无比正确。无比崇高而又为社会所公认的规范，骗子就是这种人。
骗子的行为是极端自私、无耻、下流的行为，毫无道义上的依据。骗子的道德座右铭就是谋财骗人。这个骗子可能是文盲、半文盲，抑或是文化人，但他本身的知识涵养并不能说明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的欺骗行为都是对文化的嘲弄，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
每当历史演进到一个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利益的重组，都会让骗子张牙舞爪、大显身手。近代中国正是在西方的炮口轰鸣声中开始痛苦的转轨的，人心不古、世道迷茫、国运凄楚，社会秩序的破碎为骗子丛生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也是传统文化饱受煎熬、进行自我调整的艰难时期，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使传统文化面临选择。但学术界似乎遗忘了：在社会底层，在民间生活中，还有一股势力在瓦解着传统文化的信仰大厦，这股势力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骗子。
传统文化绝非尽善尽美，但它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嘱托，是这个民族奋发向前的根基。否定传统文化就是放弃新生的希望，其结果只能是毁弃前程，而且也会使今天的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讲，骗子的横行以及骗术的泛滥只能作负面的评价。
其次，骗子大行其道，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的榜样，如骗子之流，对人们的引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腐蚀，应该说不可低估。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骗子不劳而获的形，对那些慵懒成性、贪图小利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更为恶劣的是，骗子的存在容易酿成投机取巧的市侩心态，人们不思进取、不务正业、嫌弃劳动、追求贪欲，社会风气日益蚀坏，其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社会舆论一再谴责欺诈行为，但是报章对骗术的披露，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人们斗胆尝试一回，在客观上起到不良影响。鉴于此，笔者大声疾呼：本书所有关于骗术的评介，只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史料的一种复述和诠释，旨在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读者诸君切不可学之、习之！否则，危害社会风气之罪责，你我皆不可推卸。
再次，骗子的泛滥，不利于商业道德的树立。
商业以诚信为本，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但是，近代中国大量的诈骗都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
商业诈骗之所以成为骗子非常热衷的门道，就是因为商业与金钱的关系十分密切。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是货币最重要的两大职能。
贪婪和私欲是商业诈骗的心理基础，拜金主义是骗子的人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无商不奸”的道德评判，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当然，正直守法、讲求信誉的商家也大量存在。必须预防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商业欺骗，否则，消费者将遭受损失，商业道德也惨遭践踏，骗子则逍遥法外、其乐无穷。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儒商文化应该是商业道德基石。反观近代中国，骗子之手遮挡了儒商的身影。这种文化遗存，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新规范与新的价值尺度，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后，骗子的猖獗，是对法制的蔑视。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大声呼吁“师夷长技”，法制观念渐入人心。但是，现实世界却是法制不力、有法不依。骗子的泛滥成灾，各种骗术竞相登场，都说明近代中国远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倘若立法严明、执法刚正不阿，则一切社会蛀虫都会自行消亡，至少不敢轻举妄动。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中西交汇的转折时期，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司法队伍滥竽充数，加上政治腐败、局势动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所谓法制建设？
因此，各种骗子大行其道，公然蔑视法律，贪婪骗取钱财，普通百姓的人身财产权利丝毫得不到保障。
纵观中国历史，近代恐怕是骗子最多的时期，黑骗、丐骗、正骗、色骗、假骗、装骗、诈骗、神骗、肉骗、串骗、拐骗、赌骗等等，令人眼花缭乱，惊讶无比。
骗子的猖獗，既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现象，它说明既要实现近代社会的转换与跃迁，又要进行文化近代化的整合，后者十分必要十分紧迫，不可小看。确立科学的文化观念、社会道德体系与行为规范，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遏制如魔闹世的骗子文化，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