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均衡发展战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博士把脉中国经济）（人民网记者张玉来）仲春时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应邀来到长春。斯博士已非首次造访我国，此行旨在就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与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的经济学学者进行交流。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一位闻名遐尔的经济学家。他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9年年仅26岁的斯博士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奖旨在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斯博士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还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方面，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财政理财、福利经济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工作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通过干预完善政府职能的观点。作为一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教育家，斯博士撰写的《经济学》等多部教科书已被译为多国文字。
斯博士的造访，在吉林大学掀起了一股“斯蒂格利茨热”，师生们热烈地谈论斯蒂格利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以一睹斯蒂格利茨风采为快。邀请人之一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屹山教授对此作了中肯的阐释：斯博士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但他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学界，而是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斯博士提倡的经济学思想、研究方法，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政治学、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经济学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斯博士的影响不止于学术领域，还广泛影响了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古希腊哲人曾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今天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就是人生的学问。当人们能够理解斯蒂格利茨博士的经济学思想的时候，对人生的选择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记者有幸参与了斯博士在长春为期两天半的座谈、讲座、参观等活动。由于张屹山教授的精心安排，记者还得以专访斯博士，近距离领悟、请教了这位幽默中透着睿智，通俗中蕴含深奥的经济学大师。在短暂的两天半时间，斯博士着重阐述了均衡发展战略，同时以均衡发展战略为主线，阐释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过去的50年验证了这样的事实：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在过去的30-40年里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些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他们的经济总量在这期间增长了大约8倍。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指标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话，中国总是位列发展最快的前10个国家之中。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全部收入增量中，大约有3/4来自于中国。这种收入的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是人类共享的，比如贫困的消除，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20年中则经济增长乏力。比如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段快速的发展，但是最近20年里增长速度却很低，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的增长，贫困现象依然如旧，在一些国家贫困现象甚至愈来愈严重。拉美地区的劳动保障状况也开始恶化，许多工人没有享受到劳动保护，在过去10年中失业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
斯博士说，当今世界经济，除了中国以外其它地区大多都处于疲软状态。日本经济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一年半以前日本经济也是这样。斯博士认为，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同样也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发动机作用。东南亚国家在危机之后的复苏是依赖中国，同样日本的复苏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这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市场上大量高质量低价位的中国产品，对于这些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来讲，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的便利。当然中国的成功也对世界各国提出了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竞争是市场运作的一个基本态势，离开竞争就无从谈起市场经济。而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目光。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
“为什么经济增长在中国和东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在拉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失败？”斯博士说，这是经济学领域必须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并不只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对于制定政策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能从中汲取营养，明确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政策，从而使那些发展缓慢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使那些已经取得成功发展国家的增长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实际上，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样性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有些省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有的省份则比较落后。一些省份过去曾经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基地，而现在则急需振兴。这些需要振兴的地区经常问我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那么我要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是要看一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省份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均衡发展策略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斯蒂格利茨博士显然了解并研究了我国新近提出的以“五个统筹”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他以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将其称之为均衡发展战略，并认为这种均衡发展策略正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
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实行了均衡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平衡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意。
中国政府在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中所确定的新的重点是颇为值得重视的。单单是均衡发展战略的表述就足以令人振奋，而在实践中是完全能够得以实现的，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平衡。这种均衡的发展策略的前景不仅能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经济增长将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平等的。均衡发展战略取得的成绩将为所有中国人所共享。
斯博士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那时他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应从“华盛顿共识”的框架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加综合的发展框架中，即发展中面临的各层次的平衡关系都应得到重视。我们看到，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而那些将发展目标限定在一个狭窄范围内的国家则往往遭受失败。那些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在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成功的发展战略不光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要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的发展。
“成功的发展战略包括哪些目标呢？”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应该不光重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还要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的发展，重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中国来说是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人口。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使用大体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和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开始流向制造业，比如汽车工业以及其它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行业。这时整个经济对自然资源，比如钢铁的需求迅猛增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基本上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时经济发展转向服务业，转向那些对资源需求较低的领域。中国目前正逐步进入第二个阶段，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飞速增长。我们可以看一下汽车业的情况，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过去10年中出现了飞速的发展，仅去年一年汽车产量就增长了80％。这样，环境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能节约资源，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那么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
斯博士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也必须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也常提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即维系社会安定的制度和机制。从长远意义来讲，这是促使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公平，也就是说社会对待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是公平的，包括摆脱贫困，也包括减少不平等现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很容易出现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有些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对不公平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十分迅速，人民的收入增长也非常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10至15年里，同样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人民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比如说俄罗斯，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现在人民的收入水平大约比十几年前开始转轨时低20％，并且出现大量贫困现象。这些国家尽管有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但代价是大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所以对于正在转轨的中国而言，有必要重视不平等问题。
我们还必须牢记社会的公正性和社会的稳定。要取得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就必须给每个公民都提供公平的机会。其中一个基本的环节就是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存在由社会提供安全网络问题。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安全保障往往来自于家庭成员的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由社会为个人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不平等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且开始强调消除这种不平等。
在研究如何制定均衡发展战略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权衡两种关系的利弊，即如何在满足公民对安全保障体系要求的同时，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gdp可以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目标，但不应是唯一的目标。应该把目标确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谈及如何看待gdp问题，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发展目标过分地集中在gdp。当然gdp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一项指标，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目标，但是它不应该是唯一的目标。我们应该把目标确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从许多角度和方面进行考察，这些方面都不能被gdp这项单一的指标所涵盖。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量指标包括：1.人的寿命增长情况；2.市民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城市是否适合居住；4.农村社区生活环境；5.传统价值观能否得以保持。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种趋势，即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随之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交通堵塞，使环境问题成为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
均衡发展的一个实例：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一座城市如果只发展汽车，而不发展公共交通体系，交通拥挤就会是很严重的。
随着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往往心存疑虑。确实，中央计划从来都不是管理经济的成功模式，但是尽管计划在经济管理中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并不是说计划在经济管理中毫无用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城市规划，如何建设适合人们居住的生活社区，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一座城市，如果只发展汽车，而不发展公共交通体系，那么交通拥挤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就会是很严重的，这样的城市显然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在城市发展中，道路建设也不是唯一要做的，要最终解决这种交通拥挤问题，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要做。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和自然和睦相处。现在我们已认识到，造成温室效应的有害气体正使全球变暖，这正是我们未能与自然和睦相处导致的结果。要解决造成温室效应有毒气体的排放问题，就须依赖公共交通体系的发展。
在收入持续增长的条件下，中国如果按目前的速度发展汽车工业，可以预计，中国将对全球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咆哮的90年代》对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衰落的剖析：信息和动机问题是根源。
斯蒂格利茨博士说，经济学家要验证市场经济是否有效，但经济学家常常无从描述不完全的信息。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其他人，如斯宾塞教授的研究成果，将不完全信息纳入模型之中。过去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市场信息不是完全的不完备，就可以当作完备信息处理，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存在信息不完备问题时市场将会失灵。换言之，通常所说的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介入，以及在需要介入时政府应该如何介入。
斯博士指出，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中国转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发展期，当然这种繁荣比不上中国现在的这种繁荣。但对美国人来讲，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在这段经济繁荣期，美国gdp的增长率由以前的2.5－3%上升到4－5%。到了90年代末，人们经常谈论“新经济”将要到来，“新经济”的出现会使经济周期波动的峰和谷产生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到了2000年，美国经济中的泡沫开始破灭，首先是股票市场价格泡沫的破灭，股价大幅下跌，之后是总产量下滑，失业率上升，整个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斯博士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咆哮的90年代》，对美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美国经济繁荣、衰落的原因。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在今年10月面世。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已存在许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比如有90％的光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当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开始衰退。在这期间，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据估算，这期间的损失大约超过10,000亿美元。解释这一现象时，斯博士提出的观点是信息和动机问题是根源。许多美国高层经理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股票市场，股价越高，收入越高。高层经理人员发现一些简单的规则，如果给市场透露出一些信息，让市场相信他们公司的业绩良好，股价就会上涨。于是股价的上升带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还发现，如果透漏出的信息是不完备的，那么股价就更容易上涨。
对于会计从业人员而言，他们的责任是向市场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但是会计业中也存在动机问题。在上世纪70－80年代，会计的主要业务是处理帐目，而随着会计业务的扩展，他们的经营范围逐步涉足企业的咨询服务。此时传统的会计业务收入只占其收入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谁来为这些咨询服务付费呢？是公司总经理。因此作为会计，他就可能存在这样的动机，想方设法博得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欢心。于是当高级经理们不向市场提供真实信息，并隐瞒那些对公司不利的信息时，会计人员就会视而不见。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帮助公司经理层，向市场提供虚假、歪曲的信息。当然，在提供这种信息时，他们的底线是保证自己不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而被送入监狱。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足智多谋”。在这种环境和动机的支持下，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智慧用来创造财富，而是用来想方设法隐瞒信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比如政府的一个条令或法规，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美国政府宣布，所有会计人员必须从事具体的会计业务，不允许提供其它服务。他们必须向企业董事会和股东任命的审计委员会提供真实的汇报，而不是向企业经理人员提供汇报。当然上述政府行为，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中国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且在努力改进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安然公司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安然公司破产前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得到了丰厚的收益，而普通工人则连基本的养老金都没有得到，工作也丢掉了。美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商业丑闻，包括安然公司、互助基金以及纽约股市的丑闻。这些案例都表明，一是维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二是这些案例都关涉到道德问题。然而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由于倒霉而被抓住罢了。
尽管市场作用无法替代，但是政府的角色同样十分重要。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制定有效的规则。
斯蒂格利茨博士说，我们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必须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市场很显然能够提供一种管理经济的最有效模式，还没有其它途径能够像市场这样，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足够的信息，并提供产品的生产动机。但是还应指出，尽管市场作用无法替代，但是政府角色同样十分重要。政府的决策是为“游戏”制定规则。和其他游戏一样，市嘲游戏”同样也需要有规则，需要仲裁。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制定有效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则不能过于苛刻，否则就会导致市场失灵。这就为政府提出了挑战。
斯博士认为，必须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成功的发展战略需要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政府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角色扮演得不能过分。
世界各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结果，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调整。
“在谈论平衡问题时，我总觉得有些紧张，因为这个问题往往会使人们误入歧途。”斯蒂格利茨博士说，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种转型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并逐步转向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在1980年之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均衡，政府所起的作用过于强大，即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之中。现在有些地区政府在经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仍然过大。而另一种极端是，一些地区的政府在经济中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在这里，我要说的并不是政府参与的过多还是过少，而是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政府应该在某些方面减少参与，而在另一些方面增加参与。比如政府在开发投资项目和管理公司方面减少参与，而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则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斯博士说，对会计行业的行为约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这样的规则是不能取消的。恰当的必要的政府法规只会使经济更好运行。如果经济活动中没有完备的破产法和健全的信用体系，那么借贷就将无法实现。所以需要一些良好的制度，保证银行业的正常运行。美国曾大范围放松管制，如取消约束银行业的一些法规，使得金融部门，主要是银行业在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给美国纳税人带来了大约1000至2000亿美元的损失。
过去中国也存在不良贷款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就与银行业不规范运作有关。当然近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这与中国政府制定的有效法规是分不开的。
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均衡发展战略，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战略。其中就包括不同地区政府在经济中起的作用应是不同的。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应当避免两种极端的情况：一个极端是，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另外一个极端是，有些地区采取渐进式模式，发展过于缓慢，以至没有达到发展的目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前景的行业，有希望的行业往往集中在服务领域。在服务领域，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有所转变。政府应起的作用就是营造一种良好的商业氛围。服务行业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如果政府管制太多，就会妨碍它们的发展。政府在振兴东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是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而不是直接参与一些项目。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该是提高效率，如果还是按以往的模式进行运作，很显然就达不到目的了。中国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要建立一个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标准框架。如果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其它地区的商品进入自己的区域，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这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要设定一些标准，防止地区壁垒的出现。这可能涉及到一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配套改革，地区之间的这种壁垒可能就很难打破。
政府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时，有些问题是必须考虑的，比如如何在内部增长和外部增长之间，在贫富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要使经济增长战略取得成功，必须注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就业问题。
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增长的节奏是否过快。这里需要提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发生的变化。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建议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将转轨的过程尽量缩短，最好是用“一夜”时间就完成。现在人们的一致观点是休克疗法失败了。尽管休克疗法没有成功，但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休克疗法失败了？为什么成了经济没有任何发展的代名词？探究其原因，是休克疗法毁掉了而不是创造了就业机会。休克疗法的核心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却没有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要求企业老板解雇冗员。但是如何安置被解雇的人员却无人问津。
斯博士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成功地避免了休克疗法面临的风险。中国大部分地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改革，发展了地区经济，但是也有部分地区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
考察世界经济转轨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可以看到，成功的案例主要是东亚国家，失败的案例主要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决定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是否能够寻求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就业方面的均衡。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在关闭企业和减少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作岗位。
要使经济增长战略取得成功，必须注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就业问题。如果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很难享享这种战略会取得成功。尽管依然存在资源浪费现象，但失业比浪费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它很可能会摧毁整个市场经济。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了衰退阶段。在过去的3年中，美国没有新增任何工作岗位，同时大约有250万个就业机会被摧毁。通常每年应该能够创造出100－15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些新工作岗位主要提供给刚刚进入劳动市场的新工人，新毕业的大学生。但事实上，美国没有创造任何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据估算，美国的“就业赤字”已经达到500－700万。
斯博士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目前，中国的东北地区正在谈论如何振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如何增加就业岗位。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发动机是中小企业。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谈及均衡发展，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其中之一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对美国而言，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发动机主要是中小企业。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正在提高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因此应首先对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有个清醒的认识，并制定出长远的目标。
在美国，制造业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4％，也就是说大约7个工人中有一个是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人谈论生产时，主要是指服务业，因为大量的生产活动是在服务业，大约有2/3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90年代美国曾有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大都是在服务业。服务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服务业吸收的就业人口与企业的规模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对于政府而言，管理钢铁企业、汽车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让政府管理中小企业，这可能是个很难办的事情。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向服务业领域发展，政府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可能是非常大的调整。今天中国东北地区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如何振兴占主要地位的制造业，同时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角色的转化。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寻找哪些因素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短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个相应的政府部门负责处理制定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计划。这种制度安排，在创造新的企业和就业机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联邦快递”的前身就是一家非常小的隔夜服务公司，得益于政府的扶植才逐渐壮大起来。实际上，每个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
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因为往往把钱贷给他们容易，但要收回来就难了。这就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十分谨慎，比如采用贷款担保、抵押担保等形式。在确定贷款项目时要非常的仔细和小心，否则就有可能带来麻烦。在美国，政府并不是把钱直接贷给中小企业，而是由政府给企业提供部分担保，这样银行才敢把钱贷给中小企业。有些人认为，发行股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发行股份，实行股份制，就要对会计标准有更高的要求。政府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制定相应的法规，保证会计行业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保证他们所做的帐目是精确的，传达的信息是准确的。
中国将面对来自世界要求其开放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中国能够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远大于预期的利益。资本市场的开放带来的只是风险，而没有回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所面临的，如来自美国财政部的压力，要求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压力也会逐步的增加。对中国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必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即如何能够承受来自世界要求其开放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中国能够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利用其现有的优势和其国际化进程中的优势，扬长避短，发展经济。
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强烈批评。确定适当的汇率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谈到人民币汇率，斯蒂格利茨博士说，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强烈批评。美国认为中国制定的人民币汇率低于其货币应有的价值。在中美贸易中，美国一直处于巨大的贸易逆差之中。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讨论货币币值和汇率时，不能只考虑双边贸易，特别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双边贸易，而应从全球范围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美国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赤字规模相当于gdp的5％。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通常将这两个赤字称为“双赤字”。当财政赤字上升时，贸易赤字也随之上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实行了一项庞大的减税计划，减税的后果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那时对美国存在巨额双边贸易逆差的国家是日本，因此那时日本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巨大的压力。当时里根政府把日本当成“替罪羊”予以指责，因此今天日本很高兴中国成了“替罪羊”。
与那时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演讲时提到，美国现在从2％的财政盈余转为超过了5％赤字，其主要原因是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为5000到6000亿美元，规模相当于每天向国外借款近20亿美元。其实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出现逆差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布什政府来承担，是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还要靠借外债来维持经济生活。
确定适当的汇率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考察这一问题有多种角度和侧面。比如在贸易逆差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很多金融危机源于贸易上的逆差。因此东南亚国家开始尽可能避免巨额的贸易逆差，而且已经开始有了小幅度的贸易顺差。尽管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消失了，很多人怀疑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很多人认为保持现有的贸易状况会有很多优势，比如出口工业的快速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最重要的是社会福利的改善。
斯博士说，他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3.8%。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是降低失业率，因为这样可以把一些原来被排斥在就业大军以外的人重新融入社会，从而减少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犯罪率的下降。犯罪率的降低将使城市更适合市民居住，而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又将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原动力，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改善贸易收支平衡，调整汇率只是改善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法，不是唯一方法。比如说，可以通过调高出口税率来达到贸易的平衡。调整税率自然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样政府就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并不只是要提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是要改变现行的汇率体制，即将现有的汇率体制改变为浮动汇率体制。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曾强烈呼吁中国不要实行浮动汇率体制，以保证货币的稳定。那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浮动汇率体制会使汇率更加不稳定，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劣。浮动汇率确有一定的风险，问题是市场经济能否把这些风险吸收；另一方面，固定汇率也有一定风险，如阿根廷所面临的汇率危机。其实任何一种汇率都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问题是如何在变化的过程中进行调整。中国现行的汇率是管制下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是否适合中国，还有待于研究。
中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追赶发达国家。但是有必要对高速经济增长保持足够的警惕性。
斯蒂格利茨博士谈及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时指出，这要从两方面来讲。首先，中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才能追赶发达国家，增加就业，减少贫困。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他们降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很多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如巴西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率在5%－6%之间维持了很多年，而现在如果能达到2%或3%，他们就兴高采烈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率计算，他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生活水平才会提高，贫困人口数量才会下降。
当我们提到经济过热时，往往指的是需求过剩。这种过剩的需求会表现为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贸易逆差。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贸易赤字是非常适度的。最近的一些报道还说明中国贸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从经济理论讲，上述情况不是经济过热的典型特征。有时人们担心经济增长率是不是太高了。其实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不存在太快或太高的说法，而是是否存在过剩的供给和过剩的需求。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经济效率和效益与世界上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空间仍然还是很大的。没有任何理论和定理对经济增长率和效率提高的幅度加以具体的限定。从历史经验看，增长率提高的速度一般是3％—6％，但是过去20年里中国却突破了这个记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7％－10％左右，我们还无法预测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将持续多久。
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像中国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很低的国家而言，一旦通货膨胀率上升，市场机制可能会将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调低；当需求下降时，通货膨胀率自然下降。
斯博士说，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过热是指供给过剩。供给过热现象往往表现在房地产的供应方面。过去不断有人讲，高速增长会带来供给过剩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高速经济增长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过快也不会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考虑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差别。要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战略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各地区之间的增长差异，就要采取相应措施来调整，如通过税收来进行调整。由于瓶颈效应的存在，也需要制定一些新策略，例如在具体操作中，对劳动力流动放宽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少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确实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要注意提高效率，并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
谈及中国经济的哪些领域可能优先得到发展，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而言，作这样的预测是很难的，很难预料市场经济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按照传统的习惯，可能会计划一下市场会朝哪个方向走。但是建设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决定，也就是资源朝着回报率最高的方向流动。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同时依据中国这些年发展的经验，就会找到是否有一种比较优势，也就是找到中国具有优势的行业。
从19世纪到20世纪，历史见证了由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型阶段。现在从全球看，应该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在目前的情况下，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很多产品都体现了这种优势。中国还可以生产这些优势产品，只不过要提高效率。当然，具体的行业是会有变化的，比如电子行业和生物制药行业会有新的发展。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增加，一些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有可能失去优势。人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产品，中国已经将其变成大众产品。这就意味着，虽然生产了成吨的产品，但是最后的净回报可能是很低的。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了必须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生产这种产品意味着采用高科技。在这方面中国还不具备优势，但是通过科研或技术的提高，中国仍然可以在这方面获得优势。
能够吸引投资的优势往往是一些因素的集合。应借鉴那些做的好的地方是如何吸引投资的。
“人们常谈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吸引投资。”斯蒂格利茨博士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应该有大量的资本。中国储蓄率已经达到40％或者更高，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资本的缺乏，而是确定哪些是能够吸引资本的具有高回报的因素。这就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家的才能，研发水平和产品市常吸引投资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还包括技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组织的改进和员工培训等，还有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才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和本国的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实力的企业家，因此吸引资本不应该只着眼于国外资本，同时要着眼于国内那些有实力企业的资本。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国外的和国内的资本没有投到本地来，而是把厂子或者资本投放到了其它地区？这就要借鉴那些做得好的地方的经验。这里可能涉及企业环境问题，也可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
斯博士说，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吸引投资的优势往往是一些因素的集合，比方说它的地理位置，劳动力的素质及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些都体现出优势。对东北来讲，它可能落后于一些发达地区，但这恰恰可能是东北的一个优势。因为东北比其它地方落后，因此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就要低得多，因此在工资方面就要比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优势。
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里获得成功的基矗从长远看，中国应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国内市场上。
“您对出口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怎么看？”斯蒂格利茨博士回答这一问题时说，出口增长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里获得成功的基矗出口的增加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需要有足够的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要获得足够的需求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眼光看，中国应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国内市场上。其中一方面，就是要在外贸引导下的经济和内需引导下的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中国的产品虽然出口到世界各地，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对有些产品而言，世界市场很快就会饱和，可能不再接受中国的产品。以吉林省生产的汽车为例，全球的汽车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了汽车的需求。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在出口方面会取得成功，但在汽车行业里，中国很难同世界上的老品牌相抗衡。但是还应该看到，汽车需求方面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
斯博士说，人们以前常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吸引外国对中国的投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大家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常如果这个潜在市场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内需没有形成的话，外来投资就会大大减少，投资者会把资金投到其它地方去。在未来的25年里，中国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培养内需，培养国内市场上。同样的情况已经在亚洲其它国家发生，比如韩国过去以出口为主，现在韩国国内的消费品市场增长十分迅速。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通过政府操办具体项目来实现的。企业的社会负担应该由国家承担。
“我想强调的是，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通过政府操办具体项目来实现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谈及国人关注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战略举措，斯蒂格利茨博士说。
“我们来看看美国是如何处理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斯博士说，在美国人们把传统的钢铁业和汽车业称之为“生锈产业”。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样的老工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底特律和芝加哥。当时这些地区的失业率达到了15％。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地区实现了再次振兴。这些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信息产业和传统加工制造业结合在一起，用信息产业的科学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信息技术在加工制造业的很多方面可以得到应用。斯博士说，当今的工业厂商如果不能很好掌握信息技术，将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美国，成功的振兴案例都是发生在大学的周围。高校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加州的“硅谷”，就处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围绕麻省理工学院周围的。而在南部地区，则是围绕在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四周。由于大学够创造和提高科学技术，因而在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斯博士认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中会遇到的问题，如原来是由企业负责工人的养老保险，现在就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由国家负责的养老保险体系。过去，中国大企业不仅生产产品，而且还要提供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发放养老金，分配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显然应该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而不是提供社会服务。这意味着，如果企业不提供这些服务，就需要有其他的社会机构来承担，包括安全方面的保障，如社会安全网络和社会保险体系。
只要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承担某些社会责任和义务，就很难评价它的效率如何。有一些企业正在经历着亏损，但并不能因为其亏损就认为没有效率，因其亏损的原因是由于承担了某些社会责任和义务所致。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现在承担的社会责任就非常庞大，特别是承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义务。其中承担的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就是巨额数字。
斯博士说，企业的社会负担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应当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机构或体系，来接管企业承担的这些责任。由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保证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国家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社会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