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场”暴利惊人
近日，鼓楼区检察院依法对涉嫌雇凶砍人的犯罪嫌疑人刘禄银提起公诉。这件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行凶者和受害者身份的特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害者是河西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赵辉，主要负责渣土管理；而行凶者却是在河西私设渣土场的老板，是受害者的直接管理对象。
因为赵辉所在的执法大队对渣土场的严格管理，断了刘禄银这些土场老板的饭碗，于是刘禄银花了4万元雇了一帮打手，想给赵辉一个“教训”。打手们在几次尝试失败之后，终于在第三次行凶中将赵辉打成重伤。事发后包括刘禄银在内的一干行凶者都被抓获归案，即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刘禄银冒着坐牢的风险，花那么多的钱，跟一个执法人员过不去？所有的材料只是一带而过：赵辉等人取缔私设土场使得刘禄银每年损失几百万。那么每年到底有多少黑钱流到土场老板的口袋里，让他们腰杆这么硬，胆敢以身试法？
短平快，私设渣土场暴利惊人
记者首先走访了南京市管理工程渣土排放和弃置场地的专门机构——南京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据该处土场管理科的工作人员介绍，南京现有的正规渣土场都需要到他们这里备案，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进行渣土的倾倒，条件比较苛刻，手续比较繁琐。因此有不少土场都没有经过备案和审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私设渣土潮。
对于正规的渣土场，每接受一立方的渣土，政府补贴他们2万～2.5元。原则上除此之外是不允许土场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随着南京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土场的经营成本在不断增加，再加上南京土质较差，需要动用大型机械平整土场，现在的土场往往收取平整费每车3～5元。这样算来，每倒一车土，土场老板能收到23～30元左右。而私设土场肯定是拿不到政府补贴的，那么他们是怎么盈利的呢？
“无利不起早”，私设渣土场只有能赚钱才会有人干。记者找到了一位正规土场的负责人臧老板，据他介绍，南京的私设渣土场原来多在河西、板桥一带。那些老板通过关系，在郊县租到便宜的土地或者是废弃的矿山、鱼塘，赚的就是快钱。比如南京中等的建筑工程出土量大概是20万立方米，私设土场的收费大概在每车30～50元，一般每辆运土车能装10立方米，但是现在没有一辆车不超载，按每车装15立方米计算，仅这个工程，土场老板就可以赚到50万。而20万立方米的土，顺利的话二十几天就倒完了。这样算来除去土地成本，私设土场一年赚个300万是轻轻松松。像刘禄银的土场就是属于这种性质。不过刘禄银在南京做渣土生意已经六七年了，他的土场规模较大，每年的利润应该不止这么多。
抢逼围，黑土场无本万利
臧老板告诉记者，还有一种“黑土潮严重影响着行业秩序，他们就像恶性肿瘤一样防不胜防。虽说私设土场是为法规所禁止的，但是他们私设土场至少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黑土潮根本就是在空手套白狼。有些活跃在河西的“活闹鬼”一旦发现没人看管的建筑工地就私自圈起来，跟四周的建筑工地打招呼，让他们把土倒过来，收取每车30～50元的费用。建筑商如果不同意，他们就召集一帮人把建筑工地围起来，不过来倒土就不让动工。这些“黑土潮动作更快，顶多倒3个晚上，钱到手后连土都不推平，留下一堆堆烂泥扬长而去。通过这种“抢土潮、“逼倒土”、“围工地”的做法，“黑土潮拿走了暴利，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
利益驱使，劣土场驱逐良土场
通过计算不难看出，把土倾倒在非法土场的花费要远高于倾倒在正规土场，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非法土场倾倒渣土呢？臧老板认为距离的远近是关键。
一般来说，建筑商都把渣土清运工程整体承包出去。由这些承包渣土清运的“土老板”负责运送、倾倒渣土。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成本就是付给渣土车司机的驾驶费。驾驶费是按照工地与土场之间的距离来计算的，南京的行情大概是每公里10元。在承包费不断下降的今天，减少运输里程就是“土老板”考虑最多的问题。而现有的正规土场多在栖霞、雨花台两区，与多数工地的距离都在12公里以上。正规土场距离远，那些距工地只有两三公里的非法土场就成了香饽饽。省下的运输费用扣去付给土场的，“土老板”还能赚上不少。那些远在郊县的正规土场自然就比不过非法土场了。
根治非法土场还需各方努力
这些非法土场既影响行业秩序，也不利于监督管理，为什么还能一直存在呢？主管部门也有苦说不出。固管处的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没有强制执法权，他们查处非法土场只能是罚款、扣车。对于不按指定地点倒土的渣土车，一般是罚款2000～5000元，对于私设的渣土场，罚款最多只有10000元。这些罚款对那些日进斗金的土场老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甚至有的土场老板为了吸引司机来倒土，连他们的罚款也一起“买单”。而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黑土潮，根本找不到人，制度对他们来说不起一点作用。
“我们一直在努力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联手打击非法土常两年前私设的土场一车土只能收到10块钱，现在最高已经涨到了50块，如果还让他们继续这样肆意扩张下去，难保这些老板不会做出比砍伤执法人员更恶劣的事情来。”固管处的工作人员对此忧心忡忡。（16版《经济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