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集体性跌倒谁之过！
从“首骗首富”牟其中、“明星富豪”刘晓庆、“走私首富”赖昌星、“神秘富豪”仰融、“赌命富豪”杨斌到“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些富豪突然失速坠入财富深渊，并拉扯众多“明星”一起堕落法网的悲剧。
一人跌倒，也许是自作孽。集体性的跌倒，则必定是制度有漏洞。对于富豪纷纷陨落，幸灾乐祸不过是一种低级发泄，冷静思考制度漏洞并及时予以亡羊补牢才是上策。
纵观中国的经济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有些人乘短缺经济之机，利用当时的双轨制，刮“官倒”之风，钢材、水泥、化肥等大宗短缺商品的权利性交易是当时犯罪的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告别商品短缺，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易领域也日益被市场所君临，经济犯罪者也鸟枪换炮，纷纷转向土地、资金等在中国依然稀缺的“生产要素”领域，而土地市场、资金(包括股市)市场的各种制度漏洞则好比恐龙蛋上的条条巨形裂缝，吸引着一些蚊蝇般江湖豪客们入缝取血而后快。
放眼看去，我们不难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之新富，大都已经告别商品经营，摇身一变为“要素”经营者。这些“豪客”往往一边经营“地皮”，一边插足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在两边大踏跷跷板交叉“大吸筹码”。制度漏洞中“魔鬼”狰狞显形，不知导演过多少偷梁换柱、移花接木、骗钱圈钱的游戏！
据福布斯的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中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内地100名富豪竞有40%以上涉足地产业。难道房地产真的成了中国的黄金产业？难道房地产富豪的成长真的已建立在规范的市场规则上？其实不尽然。地产界多富豪并为其所趋之若鹜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政府花了不少钱在基础建设上，其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地产商的报表上。
看一看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普通百姓观高昂房价而却步，另一边却是富豪们长袖善舞、待价而沽，食地而肥。我们必须加快土地供应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变革，杜绝这样的现象继续上演下去。
金融的本质原是将资金从富余者那里收集起来，再配置给稀缺者，这中间资金配置的效率至关重要。银行其实就是靠提高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而生存的。但现实中，中国的金融业实在是一个比产业部门更加落后的产业部门。有人说，缺乏安全、审慎原则，一味追求利润而忽略风险，为争夺客户而不择手段是银行业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银行业的真正问题在于体制的缺陷，既无良好的产权激励与约束，又缺乏健全的监管与风险控制，导致银行实际上成了“唐僧肉”，贪官污吏吃一块、低效国企吃一块、银行自己吃一块，大量活钱在此变成了堆堆死钱。
90年代以来银行呆坏账的迅速上升显示出金融业这块“唐僧肉”被啃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6.1%。而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对于中国银行业风险的研究报告表明，实际不良贷款率可能更高。高盛尖锐地指出，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已落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消除政府债务与赤字等领域，银行风险已成为现今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
对应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对于中国市场转轨的大好前途，另一方面则是令人堪忧的制度漏洞，是要素市场国有资产和国家金融资源令人痛心的流失，是锈坏的力量对于增长前景的可能羁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我们不能引起警惕，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制度创新堵塞漏洞，那么，就像许多人已经警告过的，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式的“债务泥潭”就有可能在中国程度不同地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遭受挫折。
更低的入门价和更高的财产税，这是在西方广泛使用的一种土地使用模式。简单说，就是申请人可以用远较“土地批租”模式更小的代价申请到土地，其后，国家通过比较高的财产税来分享土地使用者因地价上涨而带来的收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用这些业已被成熟市场制度证明成功的方式？
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多人在呼吁放开民间金融，国际金融专家则呼吁强化监管和风险控制。落后于时代和中国改革的金融业不加快改革，更待何时？
“吃一堑，长一智”。让我们居安而思危，像健全心爱的肌体一样健全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像麦田的守望者一样勤恳地守望中国的要素市场。愿所有的重大制度缝隙都能在21世纪前半个世纪被堵上，愿中国人的致富快车安全而健康地行进在合法、正义与规范的正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