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捉贪曙光乍现
联邦调查局特工押送移交
记者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了解到，余振东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护送移交中国警方的。此前，余在美国被内华达州联邦检察官起诉犯有诈骗罪，并于4月8日被拉斯韦加斯地方法院判处144个月监禁和3年监管。美方法院认定的余振东犯罪事实包括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盗用资金约4.83亿美元。余振东贪污的钱款被没收，包括此前已由美国返还中方的部分赃款。
美国驻华大使馆透露，根据一项申诉协议，余振东此后由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搭乘飞机回中国。这项申诉协议是余振东于2004年2月18日向美国司法机关提出的，根据这项申诉，美方承诺在余被移交回国前，中美双方就余的罪行惩处达成协定，商定如余在国内被起诉，刑期不超过12年，即不超过美国法院判处的刑期，不会被判处死刑。
2002年12月19日，余振东因使用欺骗手段获得签证在洛杉矶被捕。此次拉斯韦加斯地方法院对其作出判决时，根据申诉协议，余的非法移民行为未被起诉。为保证余振东被顺利移交我国，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合作，保证余一旦被判有罪，在刑期结束后不得请求避难或取得其他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身份。
专案小组与美方协商两年多
据了解，中国司法部门2001年成立了专案小组，与美方进行了2年多的协商。协商中的主要困难在于两国法律体系不同以及如何说服当事人。其间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办案人员曾6次赴美国谈判。办案人员见到了余本人，对他做了艰苦耐心的说服工作。最终，经过权衡，余答应归国受审。
余振东是第一个由美方人员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贪官，以往美方对中国贪官最多是驱逐出境。余的归案，有助于彻底查清开平支行案件，也对外逃贪官形成震慑。
余振东现已被押解回广州，可能在原审理开平银行案件的广东江门市被起诉。记者电话联系江门市检察院公诉处，工作人员表示尚未得知余被移交该院起诉。知情者称，美方表示将定期关注余在中国的服刑状况和待遇。
开平银行诈骗案和转移赃款
余振东是近年来出逃外国的涉嫌贪污的官员之一，据此前媒体报道，余在担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副行长、行长期间，从1993年至2001年伙同原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经理许国俊盗用中国银行资金炒汇和转移到海外共4.83亿美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监守自盗案。
由于当时中国银行联行清算系统的缺陷，各分行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存在时间差，许超凡等人将其平日盗用各科目的资金额打入联行资金项下，将亏空反映成对总行联行系统的欠款。然后，利用欠款确认的漫长和不确定过程，以新账补旧账，寅吃卯粮。直到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这一天中国银行正在集中的各分支机构的电脑中心反映出来的账目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案发地被确定在开平。10月15日，时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的许超凡突然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广东中行的两名支行长余振东和许国浚除余振东潜逃美国外，许超凡等人隐匿于加拿大。
据美国大使馆介绍，在盗用银行资金过程中，余振东等人向美国转移了大量款项，如2001年1月2日，从香港一银行账户向旧金山花旗银行转移资金20万美元；2001年10月2日至2001年10月7日期间，从香港向拉斯韦加斯恺撒王宫赌场转移了200万美元；2001年10月15日，从香港向沙漠王宫赌场的账户转移约859万美元；同一天余振东还从香港银行账户向旧金山转移了355万美元。据报道余等人在香港共有256个账户。联合调查组已发出了逮捕状，现二人仍在逃。加拿大当局已冻结了许超凡等人存在加拿大三家银行的600万加元。
司法部司法援助外事司国际处处长张毅曾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起草。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已成功跨国缉拿余振东等多年在逃重大案犯，但是，鉴于《反腐败公约》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的各项条款刚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目前它们尚不能成为我国缉拿外逃贪官的“利器”。
《北京晚报》供本报专稿
核心提示
fbi局长昨向周永康承诺协助中方遣送外逃嫌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２０日上午在中南海会见了应公安部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一行。
周永康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美执法合作，双方应通过进一步加强执法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合作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他还就中美反恐合作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问题与米勒进行了交谈。
米勒表示，美中执法部门在建立互信合作，加强情报信息交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美国联邦调查局愿意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和执法人员交流方面与中国公安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助中方将潜逃到美国的犯罪嫌疑人遣送回国。
4月16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在首都国际机场被美国司法人员移交给中国警方。余振东涉嫌参与金额为4.83亿美元的贪污大案，他的归国受审意味着我国通过对外司法协作打击外逃贪官取得重大突破。余振东归国的具体情节如何，在当前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又有着怎样的法律和社会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各方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