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牌照租借走向何方
手机牌照租借频遭“红灯”
4月11日，信息产业部召集国内各大手机厂商的首脑在宁波举行了内部会议。会上，信息产业部对搞贴牌、租借、出卖手机生产牌照的厂商进行了严厉批评。
同时，信息产业部相继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移动电话进网管理的通知》(信部电函<2003>128号文件)和《电信设备证后监督管理办法》(信部电<2003>189号文件)。128号文件重新梳理了手机入网管理流程：手机企业申请新型手机进入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之前，必须到信息产业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提交申请报告。
7月7日，信息产业部在青岛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规范手机许可证的管理。并指出，将追究以租借手机许可证牟利的手机厂商的责任，罚没手机商借牌非法所得，并对情节恶劣者处以取消其手机生产资格等处罚。
种种迹象表明，为引领行业健康发展，信息产业部开始整顿市场，连续出拳规范手机许可证管理，而手机牌照租借似乎首当其冲。那么，手机牌照租借者如何支招？手机牌照租借将走向何方？
为何租借者络绎不绝
截止2002年底，信息产业部共发放了49张牌照，而市场上销售的手机品牌却有近百家之多。据统计，2002年共核发手机进网许可证404张，2003年上半年核发的进网许可证又达312张，在1年半的时间中就有700多款新手机问世。如此多的厂商及款式，其手机牌照资源来自何方？
市场显示，为取得生产手机的权限，没有手机生产牌照的厂商或是收购有牌照的企业，或是和有牌照的企业联合，或大搞贴牌生产之外，有不少厂商是以租借手机牌照的途径进入市场的。原因是部分有牌照却没有实力的厂商充当起了牌照贩子，其主业变成了收取“牌照使用费”，这些公司的手机产品均由其他无牌照厂商生产。也有不少有手机生产能力的厂商以租借牌照形式作为“副业”谋利。业内流传的典型是，南方某手机公司，就成了为一些国内厂商提供手机牌照的“绿色通道”，广东、深圳一些知名的手机生产企业与该公司合作，手机产品由自己生产和销售，只是利用该公司的入网许可证，走租借牌照的捷径直抵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与收购、合资、贴牌等形式相比较，以租借牌照的形式进入市场的成本支出要低很多，从而使更多的企业选择了后者。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市场上有数十家之多借牌生产的手机企业。而拥有手机牌照的三十多家国产手机厂商中只有波导、科健、TCL等少数几家没有出租牌照。
尽管在借牌还是贴牌上厂商各持己见，但业内认为，目前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成功的借牌企业有：借牌南京熊猫的上海易美和深圳金立;借牌中电通信的多普达，台湾上奇科技和美国Handspring；借牌深圳国威的托普集团，以及借牌“东方通 信”日前因“历史问题”而突然死亡的深圳科特等。
借牌者，可谓前堵后拥，络绎不绝。2003年初，台湾手机厂商明基声称“无论借谁的牌照，今年我们一定要推出自己的手机”。与此同时，创维也在借牌路上蠢蠢欲动。
租借双方的幸福生活
我国手机用户数年增长堪称高速。据统计，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2001年达到1.45亿户，2002年达到2.066亿，预计2003年，将超过2.6亿。信息产业部最新报告表明，我国手机电话产量已占到全球总量的1/2，移动通信网络规模与用户数量均占世界第一。
即使如此，我国移动电话市场普及率还很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日前，市场调研机构In-Stat/MDR一份调查显示，从现在起到2007年的五年时间里，平均每年新增的手机用户为1.86亿，而在东亚、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以及非洲和中东等手机远未普及的地区，将成为未来几年内驱动手机市场增长的主动力。
由于市场广阔，相对于一个没有开放手机生产牌照的国内市场来说，手机牌照的限量发放，在造成了手机牌照的资源稀缺性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滋生了手机行业的暴利。目前中国手机市场行业平均利润空间在15%——35%左右，单机利润来看更是令人心惊：TCL通讯2001年销售手机160万台，利润3亿元，2002年上半年销售手机200多万台，利润4.5亿元，单机平均利润在225元以上；波导手机2002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约22亿元，净利润为5629万元，单机平均利润在150元以上；ST厦新连年亏损，凭2002年推出的一款厦新A8便一举摘掉ST的帽子而扬名业内，厦新从A8上赚到的单机利润大约在1000元左右。
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在手机牌照的“品牌使用费”即租借费，每台60元左右，若以2002年国内厂家GSM手机销量最少的12万台计，光“出租”牌照，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什么也不干，一年便可坐享净利720万元。2002年CDMA手机厂家的国内平均销量是80万台，按照出借牌照生产来折算，出租牌照者的利润就在6400万元以上。即使一台手机的利润仅按120元计算，即承租手机牌照者与出借者平分利润，承租者的利润也同样可观。
此种情况下，手机牌照犹如一架印钞机。拥有手机牌照者，如果自己具有手机研发生产能力，一年便可赚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即使没有研发生产能力，通过出租手机牌照也相当于拥有了一笔巨额财富，一年少则赚几百万，多则达千万，要量化手机牌照的价值，其价值便是1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由此可见，对于手机牌照的“出租者”与“承租者”来说，手机牌照租借无疑是一种双赢;一方不用任何付出就能拿到不菲的“使用费”，有的还可以丰富自有品牌；另一方则绕过诸多的限制，低成本进入手机暴利行业，赚取丰厚利润。
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何手机牌照申请者与承租者一浪高过一浪，绵延不绝了，正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据悉，截至目前，欲申请手机牌照者又已达数十家之多。
牌照租借波澜不惊 “监管大棒”解读各异
信息产业部手机许可证监管大棒的再次挥起，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从各大媒体来看，手机牌照租借市场反应冷淡，出租者与承租者处变不惊，大多数未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动作，依然我行我素者有之，甚至有“逆风而上”者，表现得更多的则是对信息产业部政策的“自我解读”。
多普达很乐观地表示，信息产业部此举对多普达没有任何影响。原因是消费者根本不关心这些，他们关心的是手机的质量和功能。并且强调，多普达与中电的合作是获得了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与肯定的，多普达一向支持国家主管部门所做的决定，认为加强管理有利于行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多普达仍在按原计划忙着推出 新机型：8月15日，多普达如期推出全球首款基于微软Windows Mobile Smartphone2003中文版的智能手机——多普达515；9、10月，将陆续推出两款带有蓝牙、Wi-Fi和内置摄像头功能的新机。市场上甚至传出多普达准备甩开中电单干的信息：其新机上打出的只有多普达的Logo，而此前手机上的中电标志踪影全无。
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总裁杨兴平认为，在查处借牌和加强入网后管理两者之间，青岛会议强调的似乎是后者。他认为，从质量监控和入网监控等处加强管理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熊猫移动总经理马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镇定地回答：“信息产业部挥起的‘大棒’，要对手机行业把市场‘准生证’变成下蛋鸡的现象处以极刑，打的不是我们，对我们影响不大。”“这跟我们毫无关系，熊猫的产量也不会缩水。”南京熊猫有关人士认为，上海易美，深圳金立均是贴牌，而非借牌。上海易美今年计划做到2%的市场份额，以去年市场总体6000万部的手机销量来算，2%意味着120万台，其月销量要从现在的3万台增长到10万台。据称，该公司正在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新要求做出积极的调整。深圳金立则正高举“实用主义”旌旗，勇闯手机市场。
据有关报道，即使是7月份信息产业部发出严查借牌企业的号令后，因历史原因突然死亡的深圳科特也曾考虑收购一家有牌照的厂商——“托普国威”，以推出自己品牌手机。并且，科特经过多方论证，仍然认为手机这块蛋糕“还能做”。
有厦新人士也谨慎认为，此举对其他国产手机厂商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最终将极大地规范市场。
手机销售巨头苏宁电器副总孙卫民甚至认为，信息产业部此举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借牌生产的手机企业，而贴牌生产的企业是不受限制的。他认为，如果是手机品牌前面没有提到注册厂家，如只提易美而不说是PANDA易美，那才属于“借牌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称，此前不少宣称要进入手机行业的厂商大都选择了沉默，或者表示正在想办法，而一家已经悄悄租借牌照进入手机市场的VCD厂商则干脆停掉了手机。
手机牌照租借缘何遭打？
对于加强规范手机许可证的管理，众说纷纭。专业人士认为，目前手机行业的价格战已经有步家电行业后尘的迹象，信息产业部此举，明显是为了维护手机市场的规范有序，保护整个手机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国内手机产能已严重过剩，重复建设趋泛滥之势。手机年产量达1000万台的厂商日益增多。2002年，波导产销量突破1000万台，年产能已达到2000万台；TCL声称2003年要做到1500万台；海尔也早在2002年将手机生产线增加到4条，年产能达到1000万台。出于对2003年手机市场的看好，熊猫、南方高科、中科健等国产手机厂商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年产量均达到1000万台以上。据统计，2003年，国内手机产能将达到２亿部，而市场只能容纳8000万部左右。2004年，内外资手机企业的产能将达到2.3亿-2.5亿台，而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2004年市场需求也仅有1.7亿台，也意味着8000多万台手机将变成库存。我国国产手机供需矛盾严重，大大超出我国的消费能力。
其次，信息产业部严格手机的质量检测和入网证的发放，意在阻止不成熟机型进入市场，提高手机质量，从而促进手机研发能力的增强，真正提高民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国产手机厂商发展模式缺乏核心技术的隐患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借牌者往往为抢占市场仓促推出新机型，他们大多数又没有相应的资质和技术，甚至连最基本的品质控制流程都没有，只是进行简单的“拧螺丝”，充当一个“组装者”的角色。况且，既然是借来的牌照，大多数企业对于品牌的维护不放在心上，根本不考虑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只图捞一把便走。当然，这些手机的质量何从保证？此前也有媒体报道了“手机作坊”的存在。这些作坊在质量和售后服务上根本无从保障，让消费者蒙受了很大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市场。据中国消协统计，消费者投诉众多商品案例中，手机产品质量问题位居前列，而有质量问题的又以国产手机为主。
由于租借牌照利润丰厚，这几年来，不少有研发生产能力的手机厂商甚至虚报产量获取大量的入网许可证，以图借牌牟取暴利，且此风愈演愈烈。另一些有牌照的厂商则无心生产，只是想着租借牌照坐地收钱。
显然，手机租借牌照的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内手机产业核心技术的提高，未能有效促进国产手机走自主研发、制造这条健康之路。
第三，手机借牌生产经营混乱。这可从日前缘起规范手机许可证管理的“贴牌与借牌之争”可窥一斑。何为借牌？何为贴牌？业内人士认为，贴牌是对方生产非自己品牌的产品，如摩托罗拉在世界上有几十个贴牌工厂，但售后都是摩托罗拉的；借牌是将品牌、生产、销售和售后全部包出去。也有人提出，“持牌企业品牌+非持牌企业品牌”为非借牌，前面未有“持牌企业品牌”则为借牌。概念似乎清晰明了，然而，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却并非那么泾渭分明。
上海易美于此似乎是一个典型例子，上海易美和熊猫之间没有直接的资本关系，上海易美在生产、销售、市场推广等都是独立于熊猫体系单独运作，只是在生产的最后流程上必须加入熊猫商标，并由熊猫的工厂保障质量监控和监测，熊猫则利用易美的手机丰富其产品。上海易美以特价经销商的身份与熊猫进行每台手机结算，而特许价便是“贴商标”的“加工费”。由此可见，上海易美的经营模式独立于熊猫，偏重于“借牌”，而其产品却标有“PANDA易美”，符合“持牌企业品牌+非持牌企业品牌”似乎为贴牌。因而，其究竟是借牌还是贴牌，似乎让人难以言说。有意思的是，若以“持牌企业品牌+非持牌企业品牌”,为标准定性“非借牌”，则市场上借牌者寥寥无几，如深圳科特也是称东信Ｑ’tel，且借牌者只要简单地加个“前缀”——持牌企业品牌，便可轻易地从“监管借牌的大棒”下溜走，而“借牌与贴牌”则陷入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游戏”之中。
究竟是借牌还是贴牌，从手机牌照拥有者的自身情况看，也不能固守概念不放。手机牌照的拥有者，有些是有手机生产研发能力的，而有些是徒有牌照却未有能力研发生产手机的。未有生产研发能力者，借牌之情形简单，而有研发生产能力者借牌似乎变得复杂起来，牌照出租者与承租者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关系在借牌与贴牌之间游走。利益驱使，拥有牌照者运用自有能力为对方提供诸如技术或是售后服务之类支持等。正因为利益关系便难以理清，其对市场的不利影响便不言自明。然而，应当肯定，拥有手机牌照且有能力研发生产者无疑也是乐于凭租借牌照谋利的。
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总裁杨兴平也认为，在最初的借牌厂商中，运作还是非常规范的，但在后期的盲目跟风热潮中，市场的秩序开始紊乱，不少手机出了许多问题，消费者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于此，信息产业部显然也意识到再不刹住租借牌照这股“歪风”，准入管理几近毫无意义。
租借能否“守得云开见日出”？
手机牌照制度的根源是1998年12月31日信息产业部和前国家计委发布的“5号文件”，该文件提到“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同时“对移动通信产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由信息产业部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出计划，报国家计委列入国家年度指导性生产计划，外经贸部根据上述计划批准生产所需配套件及零部件进口，并从严控制移动通信产品(含移动交换机、基站、移动电话)的进口。”
上述政策决定了整个手机产业的发展方向。客观地说，手机牌照和入网审批制，为促进国产手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打破跨国大公司的垄断、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事异时移。
一方面，厂商对手机牌照制度持异议、要求放开者颇多。据说，5号文件并不是针对国内的，当初制定文件的时候是为了保护民族产业，但有厂商怒称，牌照实际上是保护了洋品牌，原因是洋品牌只要有地方政府批准就可办厂生产。并且，手机牌照制度在市场上形同虚设，其存在已无意义：如前所述，跨越政策的合资和兼并使得一些没有牌照的厂商进入手机市场，通过贴牌、借牌进入手机市场者亦不乏其人。更重要的是，市场的选择，使如今在市场上承担起向外资品牌挑战的主角的，甚至是一些后来以贴牌、收购形式进入手机市场的边缘角色。对此，业内人士如是评价，既然牌照已经无法准确地发到真正需要它的企业手中，那么，它也就该走到尽头。
创维老总黄宏生认为，现行手机牌照制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可以进行一些改革，重要的是放开生产许可。他认为手机牌照制度有三个缺点：某些企业倒卖牌照获利，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少数企业把持市场，致使手机价格偏高；不利于高新技术进入市场，束缚手机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手机牌照发放制度与WTO规则相抵触。顺应WTO规则，手机零关税自今年起正式执行，国内市场竞争的全面国际化，是手机产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5号文件的期限也快到了。
对消费者而言，一旦牌照放开，手机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因为一张牌照背后交易的价格达1200万元，如果能将这1200万元省去，可想而知消费者可以从中得到多少实惠。
当然，对放开手机牌照持疑虑者也有之。他们认为，首先，没有核心技术竞争力，如果放开生产许可和市场准入，美国、欧洲、日韩及台湾各地大批拥有雄厚技术实力和市场经验的品牌势必大批冲入国内，将对国产手机生产厂家不利，甚至危及手机产业的发展。其次，希望进入手机市场的企业实在太多，手机牌照放开后，一大批没有厂房、没有研发、没有售后的厂商会涌进手机市场，他们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手机质量既得不到保证，市场价格也一片混乱，会让本已呈现一定无序竞争局面的手机业重蹈彩电业过度竞争的悲剧。2002年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手机定点生产许可制度的出台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和WTO原则是违背的，因此长远来看会被取消。今年4月，信息产业部内部人士也曾透露，信息产业部正在和国家计委商讨手机审批制度取消的时间表。但是，7月青岛会议上，信息产业部旋即指出，“5号文件”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专家认为，手机牌照的放开是大势所趋，放开只是时间的问题。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也认为，“准生证”本身就带有浓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怎么没听说彩电生产要牌照？这本来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为什么要多个婆婆来管理？”
如此看来，手机牌照制度的取消尚待时日。然而，手机牌照租借能否“守得云开见日出”？
手机牌照租借之“未了情”
显然，信息产业部明令禁止手机厂商将自己的生产许可证借给无证者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些有志进入手机市场的有实力厂商，它影响的将是整个中国手机产业。
理性的业内人士表示，应由市场规律决定企业在竞争中的结果。信息产业部应该制定一个手机市场进入机制，让那些只想混水摸鱼的有牌照厂商、或者做得不好的厂商退出市场，而重新接纳一些有实力的厂商参与进来。他们指出，尽管7月份信息产业部明令禁止手机借牌行为，但借牌之风绝不会戛然而止，“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信息产业部的手机牌照制度导致了手机牌照的资源性稀缺，从而造成了手机行业的暴利，而手机行业的暴利又诱使厂商走借牌捷径挺进手机市场，信息产业部为规范市场又要对牌照租借施以颜色，这似乎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部顾此失彼。退一万步来说，只要手机行业的暴利存在，即使“此借牌”在监管下消失，也会有“彼借牌”的出现，因为“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商人”。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手机牌照租借，是“堵”还是“疏”无疑是信息产业部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如此众多的手机生产商。
原文发表于《智囊》2003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