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连环生死劫
实为创业之本，达则兼济天下，实达这个名字的由来也真实的反映了当年实达创业者，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类别办企业的人不同。
实达也正是靠着一群有技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才把企业办起来，几经人事变革和权力变局后的实达没有轰然倒下，靠的这群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为实达续命。
但实达却最终没能成为知识分子办企业的成功样板，相反，却不可回避的成为知识分子办企业的失败标本；本刊记者历时两个多月，遍寻了解实达的知情人士，力求还原实达这个创业神话背后的真正的历史，也力图解开外界对实达的诸多猜测：该如何评价胡钢的离去，为什么会出现三次倒叶？历任实达总裁更迭的背后之手是什么？实达的下一步将会怎样？
我们的答案未必是最冠冕堂皇的，但希望是最能接近历史的。我们真诚的希望，中国以后的高科技公司，中国知识分子办的企业，不要重走实达的老路。
胡钢时代
创建实达
1982年夏天的一天，福州，从海峡那边过来的微风充满了凉意，一个叫胡钢的年青人迎风而立。再过几天，他就要去福州市内某计算机所报到了。这位刚于毕业于福州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小伙子，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88年，一种叫“股份制”的分配方式传入年青的胡钢耳中，据说通过“股份制”办公司，很容易挣钱。“股份制”宛如妖艳的罂粟花，让胡钢着迷而冲动。
这位表情不够形象生动，语调也少有抑扬顿挫的年青人决定出来自己创业。
与胡钢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叶龙、黄奕豪、卢如西……这群志同道合的年青人很快达成共识——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由于资金拮据，他们找到了当时福州有名的国有企业——富闽公司的董事长——朱刚。
行伍出身的朱刚，其实也早就对“股份制”充满着兴趣。1987年5月，朱刚去锦州出差，偶遇一个曾经是局长的私营企业家，他告诉朱刚，他的企业搞的是股份制。当朱刚向他询问如何分红时，他说了一个数字：433，就是企业留40%，持股职工分红30%，福利奖金30%。一个企业还能这么搞？这对身为董事长的朱刚来说，股份制就是一个金矿。
胡钢对朱刚很坦诚：我出技术、出管理，你出钱。你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我们创办一个股份制科技公司，既报国，又挣钱。两人一拍即合。
1988年6月22日，星期三，福州温泉大饭店M3会议室，以朱刚、胡钢为首的创始人全汇集在此，向世人宣告实达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之所以取名“实达”，取意：实为创业之本，达则兼善天下。同时，“实达”与英文“START”谐音，胡钢们希望公司永远处于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在公司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胡钢们提出了三点初衷：尝试一种体制，使知识分子通过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创造一个机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树立一个品牌，参与国际竞争，赚外国人的钱。并很快明确了公司股权结构，第一批股东为：富闽贸易公司30%、省电子振兴办15%、省电子研究所25%、员工30%，其中胡钢1.25%。
实达当时的第一批员工有16名：胡钢、周家驹、叶龙、卢如西、陈小杭、许成健、黄奕豪、 林学杰、何泉、赖国有、林奋、顾照丹、邱群华、蔡光辉、林文、苏用平。
胡钢VS朱刚
实达的发展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仅1988年，公司就实现销售收入528万；1989年，实现销售收入1036万，利润30.4万；1990年，实现销售收入1830万元，利润154万；1991年，实现销售收入5221万元，利润702万元，销售电脑终端8000台，名列全国第一；1992年，员工达到162人，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利润1700万元，销售电脑终端3万台，实达首次跻身国家电子百强企业的行列，名列第89位。
1992年，胡钢还获得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的最高荣誉，其个人的声望达到一个巅峰。
实达在开始发展初期，董事会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管理模式，给了胡钢很大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实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壮大，出于利益的趋使，董事会开始介入并干涉经营，并且这种行为越来越明显。实达人士古培坚说：“那时董事会开始觉醒了，因为一段时间里，实达董事会就是‘签字董事会’” 。
对于以朱刚为首的董事会这么积极介入公司经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当时朱刚面临从原单位退休，他希望通过虚职介入实达，在具体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总裁的胡钢与作为董事长的朱刚的关系日渐微妙起来。
面对董事会的所为，胡钢是不满的。他有他的理由：实达当时号称以25万资本起家，实际上只到位20万元，第一大股东富闽贸易公司只投入了11.25万元，现在每年利润数千万，大股东的收益已很不错了。公司财富其实是员工创造的，应根据贡献大小对股份进行调整，对员工有所回报，财富应重新分配，照顾新的骨干。
随后，胡钢在北京领取“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时，在北京的宾馆中对包括朱刚等几位大股东的领导提出：把公司的国有股份（共70%，其中朱刚代表的富闽公司占60%，马尾科技园占10%）中的一部分拿出——比例为20－30%，卖给员工。
胡钢的提议受到了大股东及董事长的反对，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富闽公司拿出6%，马尾科技园拿出2%，总共8%重新分配。胡钢的股份由原来的1.25%变为2%。
让胡钢没有想到的是，新增加的0.75%给自己带来了无法辩解的口实。一种流言在实达很快传播开来：胡钢想买下整个实达公司。
2001年，胡钢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抑制不住愤怒，称这种做法纯粹是政治斗争的手法。
实达首次陷入了内部危机。
胡钢出走
实达内部出现危机，带来的恶果就是经营团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朱刚为首，一派以胡钢为首。面对这种局面，朱刚显示出了曾经作为一个军人的铁腕，有些事情朱刚直接越过总裁办公室自行决定对外投资。
在经营者与资本的对抗中，处于强势的总是资本。这一点不仅朱刚胡钢两人清楚，叶龙、卢如西、黄奕豪他们也心知肚明。权衡利弊，他们站在了朱刚一边，推波助澜，助朱倒胡！公司的一些中层干部会议甚至瞒着胡钢召开。
与曾经在国企中长期担任董事长、经验老到的朱刚相比，胡钢还是显得有些书生气。局面向不利于胡钢的方向发展！
1993年12月初，胡钢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内部危机：第一个方案是自己辞去总裁职务，去负责实达新的投资项目；第二个方案是把实达当时的14个分公司，由朱刚挑7个，他来负责余下的7个，各管一半；最后是自己走人。
对于胡钢提出的“离开”方案，公司董事会并不当真。他们更多是把该方案看作是胡钢要挟董事会的一个砝码。
1993年12月15号的福州，寒流从北边袭来，让人生出阵阵寒意，瑟瑟寒风中落叶萧萧。朱刚和胡钢在福州温泉大酒店开始了最后的摊牌。胡钢要朱刚辞职，朱刚的反击非常犀利：要走的不是我而是你，股份制是老板选择经理。
对话以胡钢同意离开结束。望着外面灰暗无比的天空，胡钢觉得就是此时自己心情的真实写照。
朱刚很高兴，立即在温泉大酒店点了两桌酒席，召集人开董事会。董事会随后又召集公司所有中层干部开会。这是一次开得很长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多钟。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与会的公司中层为胡钢的去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结果大出朱刚意料，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公司中层认为实达离不开胡钢，如果胡钢离开，实达会损失很大。朱刚很快就托人把会议结果传告了胡钢本人，并要求胡钢次日去一趟董事会，商量对这件事如何善后。
胡钢在董事会的胜利让助朱倒胡的叶龙、卢如西、黄奕豪等人非常吃惊，继而不安。由于担心遭到胡钢的报复，他们决定找胡钢面谈，希望以前的事能得到胡钢的谅解。
当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叶龙等人打电话到胡钢家，提出和胡钢见面。胡钢以已经睡下为由婉言回绝了他们。可是到了凌晨2点时，叶龙等人再次给胡钢打去电话，并说他们已经在胡钢家门口了。胡苦笑着回忆：“这个时候我还能说什么？来的人包括叶龙、卢如西、黄奕豪、古培坚、陈小杭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实达的高层人物。那时我家连开水都没有，只好给每人一瓶啤酒。他们找我谈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希望我留下来，最好不要走，甚至谈到等实达上市后，跟着我一起走；二是表示对我‘效忠’。 原来反对我，都是受别人挑拨。”
当天凌晨，胡钢送走叶龙等人后，胡钢的太太对胡钢说了一句让胡钢至今记忆犹新的话：“胡钢啊，你看看，你做了实达这么久，你带了一帮什么样的人？晚上8点钟主管单位承认不对，他们就非得今天见你不可。”
看到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利益面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胡钢非常伤心。胡钢知道，实达曾经那种大家团结一致、单纯做事的和谐氛围已不存在，再与这群人一起做事，他已做不到了。本打算留下的胡钢决定离开。
1994年初，胡钢决然出走实达。跟随他一块出走还有10多人，其中有原实达总经理助理王晶、原实达工会主席林学杰、原实达香港公司老总何泉、原实达房地产公司老总许成建、原实达贸易公司老总顾照丹等。他们创建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公司——新大陆集团。
胡钢虽然已经离开实达，可他的名字在实达至今仍被频频提起。一位1997年加盟实达博士说，尽管胡钢离开已近10年，但他的气味却像弥漫在实达上空的幽灵，挥之不去。
胡钢走后，叶龙接替了他在实达的职位。
胡钢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时主管单位希望我留下来后，不要伤太多的人。不过如果我留下来，一定会处理3个跳得非常高的人。”不知这3个人中，有没有叶龙！
叶龙时代
叶龙上台
朱刚与胡钢的争斗，最大的胜利者不是朱刚，而是叶龙！
福建古田长大的叶龙，出生于一个浓郁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师。叶龙性格内敛，说话慢条斯理，神色腼腆。1984年，叶龙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分配到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福建分公司。那时的叶龙21岁，风华正茂。
令个性内向叶龙没想到的是，单位领导居然让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去市场经营部搞营销。叶龙不负厚望，一个个城市跑，一家家客户串，逐渐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1986年，他一人的成交额就达500万元，是其他同事的几倍。
营销工作，让叶龙这个一介书生成为一个生意奇才。而且就在那种大好形势下，毅然下海和胡钢等人一道创业，其勇气实属可嘉。
在实达，叶龙很快干出了令人刮目的业绩。作为主管市场销售的副总经理，叶龙亲自领着一班人马走南闯北，1993年初，叶龙兼任实达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把销售额一口气干到1亿元以上。
1994年1月8日，叶龙接替胡钢出任公司总裁。
至于为什么接替胡钢的是叶龙，而不是其他人，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一说叶龙业绩出众，胡钢走 后众望所归；一说其他在策反胡钢的过程中表现积极，得到了朱刚等人的许诺；一说由于叶龙的隐忍性格，让朱刚觉得容易合作的控制。
叶龙的上台，应该是胡钢突然出走后朱刚唯一的选择。毕竟，叶龙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上台，多少可以弥补老实达人对胡钢离开的惆怅，稳定军心。
坐上总裁位置的叶龙，以不凡的业绩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和经营能力：
1994年，实达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利税6000万元；1995年，实达实现销售收入逾5.4亿元，利税9000万元；1996年，实现营业收入12亿；1997年，完成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2.5亿元。
1996年8月8日，实达电脑股票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
暗逼朱刚
在以叶龙为首的经营层的带领下，实达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企业的辉煌为这位不善言谈的年青人赢得了大量的荣誉：
1994年11月，叶龙当选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1995年，叶龙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1996年，在第一届实达法人股基金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叶龙当选为理事会主席；1997年6月份，叶龙当选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8月份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成为获国家级特殊津贴的青年专家，成为IT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在1997年，实达的业绩和叶龙的声望均达到了巅峰。
此时的叶龙，不再是扶上马背的阿斗，他有了可以向更高权力迈进的资本。在可以成为老大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选择老二的位置，翅膀硬了的叶龙，同样也不愿意再受别人的支配。取代朱刚，彻底掌控实达显然已列入了叶龙的议事日程。
叶龙很聪明，他想到了一个能够逼朱刚让权而又不直接发生冲突的方法——舆论造势。
在叶龙的授意下，1997年实达开始运筹为实达写书，并于1998年6月正式出版。这本书，就是后来在业界造成很大影响、由《羊城晚报》记者刘勇撰写、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蓝色通道》。
“16人创造16亿”，这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响亮口号，成为实达最耀眼的标签。记者为此翻阅了大量公开资料，发现最早提出“16人创造16亿神话”口号的，正是这本《蓝色通道》。让人有不解的是，16人中有胡钢、卢如西、黄奕豪、包括叶龙等一大批实达元老，而作为实达创始人之一、第一任董事会成员、第一任董事长，朱刚竟然被排除在“16人”之外！毋庸置疑，刘勇当时效力的对象是叶龙，书的内容更多是遵照实达主管领导——叶龙的意见，这期间自然有不少人为操作空间。16人中没有朱刚，可以想象当时叶龙与朱刚两人只可意会的微妙关系。同样情况的还有林则钦，16人中也没有他的位置，这个从福建省财政厅出来的、能力出众的实达元老，因为对朱刚忠心耿耿而被叶龙视为的潜在最大对手。由此可见，实达“16人定义”的划分，有很大的人为因素。
不少人认为，《蓝色通道》是羽翼已丰的叶龙打算和朱刚分道扬镳的最明显标志，而这一举动，也深深地刺伤了朱刚。所以后来朱刚一再联合其他力量，誓将“倒叶”进行到底。
首次倒叶
被称为实达精神领袖的朱刚自然不是好欺负的主，不要说叶龙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即便是没有，只要不听招呼，朱刚都不能容忍。
第一次倒叶事件发生在实达上市后的1997年。在一次董事会议上，时任董事长的朱刚与总裁叶龙发生争执。一位当时在场的一位实达高层人士描述“不善言谈的叶龙情急之下，用粗话骂起朱刚老先生，相当不尊敬”。
看着自己扶持起来的人日益骄横，曾为军人、已经退居幕后的朱刚决心“清洗门户”。一个“还政于董事会”的方案迅速开始秘密实施。朱刚取得了第一大股东福建富闽经济发展总公司的支持，并内定以林则钦组阁来代替叶龙。
董事会的动作很快为叶龙所察觉，并迅速化解了这次人事危机。一位当时经历了此事的实达高层人士到现在也想不通，叶龙是如何平息这一风波的。他只知道，当时第一大股东富闽公司的领导一开始同意了换掉叶龙的决定，后来变成了同意叶龙在一次组织会议上公开道歉。
人事风波平息后，叶龙为了更好地控制实达，将林则钦派往香港负责实达在香港的业务。而另一个当时总裁的热门人选卢如西则被派往北京，去负责实达北京软件公司。这两人暂时远离实达权力核心。
朱刚退位
令叶龙等人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7月22日，到香港的林则钦仅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把实达和富闽公司在香港的一些业务整合起来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当时该上市公司叫做福达万国。福达万国控股75%。
为了获得在香港的这块资源，叶龙一直和林则钦谈条件，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直到1999年2月实达走私事件被披露，林则钦被作为犯罪嫌疑人逮捕起来，叶龙才控制了香港的业务——如愿以偿地出任香港实达董事长，并随后把上市公司福达万国的名字改为实达科技。2003年3月27日，林则钦被判有期徒刑8年。
林则钦出事后，叶龙的“大实达”概念得以顺利推行。叶龙派出陈建文、古培坚分别任福达控股（香港）的总裁及董事。第一大股东富闽公司派出的陈云鹤任福达控股董事会主席，但不久主席的职位就被叶龙亲自代替了。很明显，叶龙清楚林则钦带来的威胁，剔除林则钦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回是上天赐予了叶龙一个机会。
日益坐大的叶龙加快了取代朱刚的步伐。而对朱刚来说，年龄成为他最大的敌人，1999年，他就年满65岁了，退出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1999年4月15日，春光灿烂，鸟语花香。西装革履的叶龙更是满面春风，虽然进行了克制，但喜悦的心情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仍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实达集团1998年度股东年会在福州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实达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同日，实达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一致选举叶龙为董事长。随后经董事长提议、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续聘了以叶龙为首的高级管理人员。
也许为了彻底摆脱朱刚的控制和影响，1999年10月30日至31日，实达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离开福州、移师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召开，会议再次续聘叶龙为总裁。
集董事长与总裁于一身，叶龙是实达第一人！
对于朱刚交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朱刚自己主动退出董事长之位，其原因在于林则钦走私一事，据说与朱刚有所牵连。2003年3月，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林则钦的审判会上，实达高层没有一个人出席，但朱刚还是拖着他67岁的身子，亲自前往现场。朱刚如此关注林则钦一案，难免其间没有隐情。
二次倒叶
用“成也业绩，败也业绩”来形容叶龙在实达的轨迹是再合适不过。实达真正的巅峰时代其实是在1997年，随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可是由于叶龙的操纵，这些情况在当时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来，从而给外界以实达还在蒸蒸日上的错觉。
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叶龙虽然集大权于一身，但在实达，他却一直没有成为像胡钢和朱刚那样的强势人物。1999年年报报亏不仅揭开实达管理黑幕的一角，也引发了董事、大股东们积蓄已久的不满。
第二次倒叶来得迅雷不及掩耳。2000年3月4日至5日，第一大股东富莱德实业（原富闽公司股份全部划转富莱德）和实达外部设备厂（原福建省电子厅资产）联手，再联盟其他股东，在福州马尾召开的实达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突然免去了叶龙的董事长职位，富莱德方派出明德平任董事长。
行伍出身的明德平，1992年曾参加联合国柬埔寨维和军事行动，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获联合国远东维和司令部荣誉勋章两枚。1994年退役后，赴深圳经济特区寻职，先后在两家大型投资公司任公司领导。1999年任实达电脑集团董事。这个有着20多年军旅生涯的上校，被推上实达的前台，或多或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
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个结局的叶龙在会上虽然一言不发，但与会的人却明显地感觉到其抵触情绪非常强烈，非常的想不通。仅一年的功夫，叶龙的董事长的梦就做完了，这让一帆风顺且好面子的叶龙非常受不了。
这一次倒叶虽然是集体意志的结果，但实质上朱刚的功劳不小。其时朱刚虽然已黯然出局，但幕后的他在实达依旧有相当影响的话语权，正是他的穿针引线，倒叶才得以成功实施。
明德平出任董事长之后，首先开始的就是对实达进行家底清理，结果发现亏损数额远比想象的要高。当年5月，明德平就动了想换下叶龙的念头。据说富莱德对叶龙的评论是工作敬业，但对大企业的整体运筹和管理能力一般。
这项计划却因为福莱德的股权转让而被搁置。当时富莱德将部分股权转给了中国华润总公司等公司，股份降至14.65%而成为第三大股东，而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跃居第一大股东（16.58%），实达工会成为第二大股东（15.54%）。
此后富莱德积极联合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倒叶，并在2000年5月23日的实达集团社团法人股基金会议上达成共识：董事会决定在5月30日召开董事会，弹劾叶龙，罢免其总裁职务。
但又一件让董事们至今也想不清楚的事情发生了：福建省原电子厅撤销并入信息产业厅，实行政企分开，这个转制工作突然加速在5月27日完成。而福建省原电子厅下面的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也因为上级部门的变化，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让第三大股东富莱德实业回天无力。
第二次“倒叶”流产，一位知情者在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时，仍不胜感叹：就差2天，就可以倒叶成功。
引入盛邦
虽然叶龙在屡次人事危机中化险为夷，可是其权威与权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其中实达实施的母子公司运作模式更是让叶龙这个总裁有名无实。
由于集团业绩的滑坡，实达董事会2000年初决定对集团的内部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组建了三大子公司：在原实达终端设备公司基础上组建实达网络科技公司，由黄奕豪领军；在原信息产品事业部基础上组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由蔡智康负责；在电脑与消费产品事业本部基础上组建实达电脑科技公司，由贾红兵运作。
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均由实达董事直接任命，从而绕过了公司总裁叶龙。而且子公司也设立董事长，实行董事长负责制，企业的经营决策基本上由子公司自行决定。子公司只是需要象征性地向集团方面报批一下年度计划。
深陷权力危机但仍挂总裁职务的叶龙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他开始主动寻找资本合作者来抗衡董事会——他找到了北京盛邦的蔡晓东。
2000年，实达的业绩下降更加明显，亏损额达到了2.5亿。面对如此困境，持股的创业骨干感到变现已迫在眉睫，他们私下开始按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让股票。叶龙已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失误肯定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连员工兑现的请求再得不到满足，这部分技术骨干，有可能会很快流失。
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焦头烂额的叶龙找到了北京盛邦的代理人——同样出身福建的蔡晓东！而北京盛邦之所以选中蔡晓东全权负责收购实达的员工股，是考虑到实达人的排外心理，作为福建本地人的蔡晓东能消除实达人的这种顾虑。
其实，作为一家投资公司，北京盛邦对入主实达早就垂涎三尺，只是在等待时机的成熟。与其说是叶龙主动找到他们，还不如说是他们设了个套，让叶龙主动钻了进去。不过那个时候的叶龙，一门心思只想救急，根本就不会考虑北京盛邦进来是何居心。叶龙甚至还一厢情愿地希望北京盛邦是其保位的重要筹码。
2001年4月26日，实达工会将其所持有的5000万股以每股1.9元的价格悄然出售给北京盛邦投资有限公司。
表面上，北京盛邦只持有14.22%的股份，只是实达的第三大股东。其实，早在收购实达工会股之前，擅于资本运作的北京盛邦就通过福州奔达投资公司持有了实达2.80%的股份。相比较于占有16.72%最大股份的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而言，北京盛邦才是实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大股东。
这次股权转让，令这个曾经以“员工占有重要股份，员工股是企业发展动力之源”IT企业悄然变色，从此实达不再被实达人掌控。所有权的改变，可以称得上是实达的基因突变。也正因为如此，叶龙与盛邦的这次合作，才被以朱刚为首的老实达人怒斥为“内外勾结、出卖实达和自掘祖坟”，叶龙也被朱刚痛斥为“实达事业的叛徒”。
叶龙最终出局
盛邦的入主，不仅没有像叶龙希望的那样助其坐稳实达总裁的位置，反而加快了叶龙的出局。
代表盛邦的蔡晓东在入主实达前被告知公司亏损额为1.1亿元左右，可是真正进来后才发现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亿元左右。盛邦由此对叶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而曾经力主让叶龙下课的第三大股东富莱德更是初衷不改，其代言人明德平公开表示：“（换叶）现在只差一层窗户纸，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当时实达的股权结构，只要盛邦与富莱德这两大股东联手，叶龙出局就大局已定。更何况本来态度暧昧的另一大股东福建外设厂此时也对换叶投出了赞成票。
在资本的操纵下，叶龙下课的传闻很快就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国内的大小媒体上。曾尝到舆论相助甜头的叶龙，此时也品到了传媒倒戈的苦涩。
看到大势已去，6月13日，自尊心极强的叶龙也不得不主动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
2001年6月21日，在福州召开的实达临时董事会宣布同意叶龙因工作原因辞去总裁职务，同时聘请贾红兵为新总裁。当天下午，实达集团隆重地举行了有董事会成员、总部各部门主管及有关人员近30人参加的新旧总裁交接仪式。
在集团总裁交接仪式上，叶龙望着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动情地回忆起创业之初“大家在卧湖桥的公司办公顶楼上挂起一大串鞭炮庆祝” 实达第一个自有产品获奖的情景时，已经没有人耐心与他一起回忆了。
积极倒叶并最终成功的明德平则在讲话中字斟句酌，先扬后抑：“叶龙在实达的发展历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对近年来的失误负有领导责任。叶龙同志出于集团今后发展的需要，正式向董事会提出辞去集团总裁职务。”董事会则“从集团发展考虑”接受了其辞呈。
令叶龙没有想到的是，福建省委组织部原定其去澳大利亚学习的计划也因这次下课而被终止。
下课不久的叶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两段让记者记忆深刻的话。第一段是叶龙认为自己在任职期间个人资金积累太少，“企业家不能只是创业，还要考虑生老病死，早一些作选择和安排。我记得几年前业绩很好时，董事长奖励我30万元现金，我一分没要。现在快离开了，结账时，才对钱有了感觉。”
谈话时的叶龙虽然衣着整洁，可是话言中却不自觉地将心灰意冷的沮丧情绪透露出来。看着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记者想到了物是人非。
而随后叶龙的“我还是实达的董事，还在决策层，不是说被逼得什么职务都没有。我不排除过两三年回来做董事长的可能性。”则将其爱面子的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贾红兵在此之前就公开对传媒称：“叶龙还是实达的董事，欢迎他回实达工作。但要让他出任总裁，我看我们董事会是没人会答应的。”
贾红兵与叶龙的话到底谁对谁错很快就有了结论。
2002年6月30日，这天的福州异常的郁闷，而比天气更郁闷的，应该是叶龙的心情。在实达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叶龙被宣布不再担任实达董事。叶龙残存的最后一丝实达梦彻底破灭。
实达董事职务的丢失，标志着曾经执掌实达将印7年之久，将实达送上巅峰又打回低谷的叶龙彻底出局。也标志着实达叶龙时代的终结。
事后媒体对叶龙的出局作了一句评价：盛邦的进场起因是叶龙权力保卫战，平衡的结果是叶龙的出局。不知叶龙听到这句话时，有何感想？
盛邦时代
过客贾红兵
人事变动就仿佛杠杆运动，总是随着一方的跌落，而使另一方崛起。2001年6月21日，叶龙从总裁位置的跌落让贾红兵一夜成名。
叶龙的出局是迟早的事，让谁来取代叶龙却成了董事会难以决定的问题。董事会当时圈定了三个人选：外设公司负责人蔡智康、网络公司负责人黄奕豪、PC公司负责人贾红兵。
如果按利润贡献的比例，蔡智康应该是实达新总裁的最佳人选。外设公司的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八成以上。
如果按资历，则非黄奕豪莫属。作为实达最初的16个创业者之一，他掌管着实达增长最快的网络业务。
可是，董事会最终选择的却是外界最不看好的三人中最年长的贾红兵。
对于贾红兵的临危受命，实达临时董事会向外公布的理由是，贾红兵为人豁达、开放务实，有过长期的IT业从业经验，有清晰的战略眼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坚强的意志力。
不是“战略眼光”，也不是“经营能力”，而是“为人豁达”成为贾红兵当选实达总裁的第一要素。这对急于摆脱困境的实达集团来说，的确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1985年就开始涉足PC产业、1997年加入实达的贾红兵在IT界有较高的知名度，为人义气，有“IT剑客”之称。
对董事会的任命，贾红兵有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在他的领导下，新的经营班子对过去的遗留问题进行了清理，很快制止了经营持续下滑的局面，并在中期实现了扭亏。
2001年7月20日，实达集团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了名为“新团队、新战略”的中期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邀请了中央及北京各大媒体近100人，贾红兵亲率自己的团队首次集体亮相。在会上，实达董事会秘书通报了2001年上半年，实达集团取得了1000多万元的净利润。这是实达持续两年亏损后，首次盈利。
不过，踌躇满志的贾红兵很快就发现，实达的问题，并不是只通过创造好的业绩就能够顺利解决的。大股东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董事会与经营团队的冲突，令不谙权术的贾红兵感到总裁职位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去意萌生。而2001年10月24日所发生的事件，让贾红兵下定决心，离开实达这个争斗生生不息之地。
当时，实达董事会向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了3个议案，决定由实达以9500万元购入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限公司剩下的25%股权，同时将其中的75%股权以4500万元转让给北京实达电脑软件集成有限公司，另外由实达出资4000万元、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将北京实达电脑软件集成公司增资到1亿元。
为这3个议案，股东们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虽然大股东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强烈反对（贾红兵对议案也投了反对票），但由于北京盛邦和富莱德联手，议案最终全部得以通过。
议案的通过，让贾红兵感到北京盛邦有意将实达资产北移，与自己力主发展实达IT主业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而贾红兵与董事会的不合作，也让北京盛邦极为不满。
2001年11月下旬，关于贾红兵离开的消息在福州盛传，实达利用传闻来操作人事变动的手法在贾红兵身上再一次上演。2001年12月14日下午，贾红兵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公司董事会请辞总裁职位，辞职原因是“个人身体原因”。
这一天，离贾红兵正式担任实达总裁还不到半年。而这一次，接替贾红兵总裁职务的是蔡晓东。
贾红兵的匆匆离去和蔡晓东迫不急待的接任，使我们看到了贾红兵当时出任总裁的真正原因。
其实，当时的实达总裁仅仅是董事会随时可以丢弃的一枚棋子，董事会在选择贾红兵的同时，就已经决定牺牲他了。而贾的书生意气和在实达的简短历史，使董事会感到处理起来更加容易和减少震动。蔡晓东毫不掩饰这一点：“总裁是董事会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总裁的要求来选聘的。”
在蔡智康、黄奕豪、贾红兵中，董事会真正选择的，反而是蔡智康和黄奕豪。
知情人说：贾红兵被利用了；知情人说：贾红兵也利用了当总裁的机会。反正要退下来，从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总比从副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要好。知情人说：这是一场复杂的多方博弈，结果当然只能是多方都不满意。
半年换3帅，实达纷争的复杂化与白热化在外界的关注下来了大曝光。
申报ST
资本的力量主导了实达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变革，而导演这一幕幕资本长袖剧的，正是实达实际上的第一大股东——北京盛邦。
自入主实达后，北京盛邦的名字就日益见诸报端。可是，这家公司的真正面目却是一个谜。记者通过资料推测，北京盛邦是一家有房地产背景的投资公司。该公司从房地产起家，向IT投资过渡后，渐渐就把房地产业务甩掉了。据说北京盛邦在北京的房地产生意是以一座烂尾楼告终的。
在进入实达之前，北京盛邦对外号称自己具有丰富的资本运作的经验和业绩，可是记者动用了所有的消息渠道苦苦查寻，仍然找不到其之前曾经投资过哪家公司。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与山东巨力的股权之争，也是在入主实达之后。
可是，资历并不妨碍北京盛邦在实达的资本运作游刃有余。
其实，早在收购实达员工股之前，北京盛邦就通过福州奔达投资公司持有了实达2.80%的股份，但让其他股东和叶龙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盛邦还是占有实达14.65%股权的中国富莱德实业公司的第一大控股股东。
因此，为什么蔡晓东能在1999年底刚进实达就担任董事的谜局就迎刃而解了。
2001年4月，收购了实达员工股的北京盛邦进入实达公司后，立即就和中国富莱德实业公司、福州奔达投资公司组成了实达股权中的盛邦系，其总股权达到了31.67。在股权非常分散的实达股权结构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16.72%）反而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第一个代表北京盛邦进入实达的蔡晓东，将资本的力量魅力发挥到了极致：1999年底进入实达担任董事、2000年出任实达副董事长、2001年底出任实达副董事长兼总裁。蔡晓东三年来了个令人目不暇接的三级跳。
蔡晓东的工作经历是相当丰富的：1963年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先后担任福建四通电信公司副总裁、福建广电网络投资公司副总裁、福建八方科技公司董事、华旭金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闽江大学爱恩实达学院董事会董事长。可是，这样一个业界资深的人物，在悄然进入实达以前，在业界却几乎默默无闻。这种无闻在增加其神秘感的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低调的蔡晓东却是实达真正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蔡晓东入主实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主实达申报ST，其积极性甚至高过申报国家级奖项。
虽然早在北京盛邦入主实达前，股东们因为对如何出台实达2000年年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对待报亏问题上。2000年年报的报亏就意味着：实达电脑这个品牌将被贴上ST标志。这对实达的员工尤其是创业者们来说，不仅是耻辱，更是沉重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如果不能在被ST的当年扭亏，公司股票将可能进一步被PT甚至被摘牌，实达能再次承受这个风险吗？因此年报是否报亏的争论，也成了保住上市公司的捍卫战。
但蔡晓东的态度很坚决：实达2000年年报必须报亏。蔡晓东还认为，实达不仅要在2000年的年报中报亏，而且力主将实达所有的亏损全部体现。大有一次亏个够之势。在盛邦系的游说下，报亏的决定得到了其他股东和实达高层管理者们的支持。
最后，2000年年报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可能产生亏损、或者已经产生的亏损的项目进行了清理、计提坏账准备，主动把亏损和潜亏都挖出来。2001年4月20日，实达报出的亏损额达到了2.6亿元，真正是一亏到底。“实达电脑”也被更名为“ST实达”。
盛邦力主实达报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这种彻底的主动报亏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谁来为这突然冒出来的巨额亏损承担责任，这个人选，旁无责贷地落在了叶龙头上。叶龙的出局已是必然。
其实，实达连续两年亏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实达的三大主业——实达终端与外设、实达电脑、实达网络都生机勃勃，亏损的仅仅是集团内部，这是投资决策和管理出了问题造成的，实达的伤其实是外伤，割除脓疮，甚至壮士断臂之后，伤口止血，就可能康复。
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实达董事长明德平，还是当时的总裁叶龙都非常清楚，只要确保三大主业赚钱能力不失，下决心砍掉那15个亏损的投资项目，就不会再增加亏损。这也是叶龙当初赞成报亏的主要原因，只是他没有想到报亏之日，就是他的下课之时。
这一点，蔡晓东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是改组后新的董事会下决心将这些年积攒的亏损全都在2000年度报表中体现出来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就有实达高层这样说，一次性的将问题都抖出来，干干净净不留任何尾巴，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果然，2002年3月5日，实达发布2001年经营年报，以每股净利0.15元的成绩成功摘掉了ST帽子，距离被ST的时间不到360天。看实达1999—2001年的年报数据很有意思，主营业务收入：1999年21.9亿；2000年32亿；2001年28.97亿。可是净利润却是：1999年-5339万；2000年-2.6亿；2002年5129万。在主营业务收入略有降低的情况下，利润反而达到了5129万，这与当初策略性亏损不无关系。从2001年公司的中报和季报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2000年计提了巨额坏账和减值准备金，才使得2001年亏损的一些项目已不再影响2001年的业绩，公司经营状况走上了正轨。
现在看来，实达主动要求被ST，就是为一年后摘帽而刻意安排的一个局。如果实达不被ST，也就没有2002年的摘帽，当然也就无以证明北京盛邦到位的成功。先抑后扬，抑要抑得彻底，扬才扬得高昂。盛邦的手腕，玩得高明之致！
盛邦迷局
蔡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进入那天起我们就想主导这家公司。”很快，盛邦就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入主计划：
2000年底，代表北京盛邦的蔡晓东和景源正式进入实达董事会，其中蔡晓东的职务是副董事长，景源的职务是董事。2001年6月，北京盛邦董事长王琳出任实达董事。2001年7月18日，实际上的第三大股东中国富莱德实业公司的代表明德平辞去了实达董事长职务，改由景源接任。随着2001年12月31日贾红兵的挂冠而去，蔡晓东出任实达第四任总裁。2002年7月2日，景源以不被提名担任实达电脑董事的形式再次退隐幕后，蔡晓东接任董事长。2002年12月27日，蔡晓东辞去董事长职务，改任副董事长兼总裁，景源复任董事长。仅仅总裁和董事长一职，就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反复的变化。至于实达集团董事、监事和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化更是数不胜数。
景源与蔡晓东职务的反复，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北京盛邦不放心把董事长与总裁的职务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风险太大，叶龙就是前车之鉴。
蔡晓东曾经认为，以叶龙为首的实达管理层在董事会占据70%的席位是不正常的。所以北京盛邦入主之后，很快就对实达董事会进行了大清洗，资本代言人取代了以前的创业者和管理层。清洗的结果倒是实现了以前实达一直没有完成的所有者到位：在实达9人董事会中，盛邦系的人占了7席，董事长（景源）和总裁（蔡晓东）位置皆被盛邦的人把持。其他股东，几乎没有说话的份了。
不过，在实达所有的股东中，有一个股东盛邦是不敢轻视的，这就是实达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隶属于福建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2001年10月24日，在实达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因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强烈反对盛邦的议案而引发了广受外界关注发生的激烈争吵。虽然议案得以通过，但这件事让盛邦心有余悸。如何让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在实达大事上保持缄默，成为盛邦必须尽快解决的大问题。
事件在2002年11月得到彻底解决。实达集团董事会决定将实达网络41%的股权转让给电子信息集团，转让价格2869万元人民币，将实达网络24%的股权转让给阳光集团，转让价格1680万元人民币，剩余25%为员工持股，10%为实达网络使用“实达”品牌的代价。
在实达外设、实达网络和实达电脑三块主业中，以实达网络的发展前景最被看好，国内网络产品的销售业绩仅次于华为和港湾网络。因此电子信息集团的出价对前景秀丽的实达网络来说，并不算高。
由于电子信息集团的股权转让变更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3000万元，也没有超过实达集团2001年年末净资产的5%，这项股权变更也就不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捡了便宜的福建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当然得投桃报李。搞定老子，摆平儿子，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和盛邦系达成妥协也就自然而然。
而实达网络的出让，也使实达网络的董事长黄奕豪成为当年实达16人中最后一个淡出实达集团的人。而北京盛邦则开始了对实达的全面控制。
实达的内部网上有一个“你我说实达”的论坛，这是一块实达员工自由发表对公司言论的阵地。以前叶龙和贾红兵等管理高层都会尽其所能回答员工们的问题。可是蔡晓东担任总裁之后，立即下令将该论坛关闭。从这个指令开始，原先令所有实达人引以为豪的平等沟通的企业文化开始消失。董事会的决定，也不再以实达员工和小股东的意志为转移。
经验丰富的盛邦投资进入实达之后，实达集团最大的变化除了人事变动之外，就是担保和互保金额急剧增加。
仅截止到2002年10月26日起，实达自己公布的对内和对外的担保总额就将近11亿人民币，公司之多，让外界人根本就看不懂。被担保单位的既有实达下属公司，也有董事长景源和总裁蔡晓东曾经任职的福建广播电视网络投资公司和福建四通电信公司。
北京盛邦甚至连自己拥有的实达全部股份都拿出去为青岛丰捷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质押，以便这个公司向当地农业银行贷款。
实达外设被卖风波
与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北京盛邦准备卖掉实达外设（全称为福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相比，北京盛邦的担保迷局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2003年5月12日，香港上市公司实达科技宣布收购公告：收购福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65%股权，总收购价格为2.69亿港元。并将以1∶3比例增发新股集资，集资1.98亿港元全部用于收购实达外设，该供股集资计划在7月10日开始。
此次收购，实达科技打算通过其全资子公司Stepping Stones完成，Stepping Stones将收购晋富控股(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100%的股权，而晋富控股则持有福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65%的股权。
由蔡智康出任董事长的实达外设是实达三块主业中最优良的资产，这块主业对实达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实达网络和实达电脑。一直以来，福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给实达集团提供着80%以上的利润来源，用以平衡其他公司的亏损，卖掉这么赚钱的业务无异杀鸡取卵。
2001年，对销售收入和利润有贡献的三大主力子公司：实达外设、实达网络和实达电脑的净利润分别为8644万元、901万元，-405万元。2002年，由于卖掉了实达网络，对销售收入和利润有贡献的子公司变为两家：实达外设、实达PC。这时实达外设净利润上升至1.01亿元，实达电脑却将亏损放大到3000多万元。
2002年这个利润数字很关键，也就是说，实达电脑的亏损额为实达外设利润的33%左右。这就很容易理解实达为什么不多不少，只出售实达外设65%的股份给香港实达科技。留下的35%正好可以冲抵实达电脑的亏损额，这对2003年的年报书写很有好外，至少可以做到账面比较好看。不过希望实达带来丰厚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股东来说，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了。
记者在采访实达董事会秘书吴波时，希望实达能给出一个出售实达外设的理由，可吴波以无可奉告为由作答，的确，要让实达自己给出一个理由，的确是为难他们。
截至2002年年底，福建实达电脑设备公司未经审核的税后盈利为815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8640万元)，资产净值约为7500万港元。
此次收购实达科技的65%股权的价格，相当于5.1倍的市盈率的价格，以内地股票一般市盈率高于20倍的价格来看，市场人士认为收购有利于买家。
实达科技曾是实达电脑海外资本运作的产物。1996年前后，实达占股30%股权，和其第一大股东福建闽东公司一起成立福建福达控股有限公司。1998年7月22日，由福达控股直接控制的福达万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999年7月15日，福达万国更名为实达科技。福达控股持有福达万国上市后46.51%的股份。
2000年年底，实达科技股权变化，由香港商人史伟和李光强各占50%权益的Leading Value公司，购买福达控股手中33.06%的股票，成为了实达科技的第一大股东。但公告称史伟、李光强为与公司无任何关系的独立人士，此后也没有消息说福达控股13.45%的股票已经出售。
担任实达科技副董事长的叶龙，曾经是A股实达电脑的董事长，现任实达科技董事的赵嗣舜，几年前曾经做过实达集团的董事。
实达科技与实达的这种关系，不禁让人产生诸多联想：
第一种是实达的大股东借此套现，净得2.69亿元现金。
第二种可能是实达外设变相在港上市，迅速实现再融资功能。据国泰君安分析师忻怡介绍，此前A股实达集团曾经做过MBO的努力，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选择在香港上市也有可能是为期权做准备。
第三种可能就是大股东将A股公司优质资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手中，损害A股公司和中小股民的利益，增加自己的收益。
这此收购一旦成功，刚刚摘掉ST帽子的实达将再次被在亏损边缘徘徊。而实达将成为上个上市空壳。
就在大家都认为不可挽回的购计划却风云突变。6月底，实达忽然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要求必须将出售实达外设65%股权作为重大资产重组进行报批。目前实达正准备材料，将尽快报送证监会。据估计，实达电脑准备好所有材料需要十余天时间，审批过程通常需要二十天左右。而该股权转让议案在获得批准后将再提交董事会审议。
7月14日，香港实达科技发布公告宣布，由于收购交易需要更多时间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因此香港实达科技的供股集资计划将延迟。
北京盛邦将把实达引向何处？这次收购结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后记
北京盛邦的入主，让实达从2001年至今不断折腾，新闻猛料频出。先被ST、集团总裁半年内三易其人、景源与蔡晓东更是不断在董事长位置上来回跳跃、巨额担保、转让主业公司……
实达到底怎么了？
从理论上讲，实达已经克服了许多企业产权不清的毛病。实达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应该是持续管理出现了大问题。
实达也有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也能相互制衡。从董事会到总经理都有明确的责任权利和相应的监督机制，但这些都只能解决动机问题：即只能保证董事会是“想”代表股东利益的，总经理也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他是非常“想”把企业做好的。规范的程序、不掺杂杂念的动机仍然可能使决策层作出投资错误的决策，仍然可能使财务混乱，坏账成堆。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以适应市场和产业发展是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永远面对的课题。
叶龙的强权弱势、朱刚的无可奈何、贾红兵的有名无实、蔡晓东和景源的不服众，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中最核心的问题——企业领袖人物的建立。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是需要英雄主义的。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风险很高，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一念之差，而这一念就取决于企业领袖在产业、技术、市场方面过人的洞察力。而这些东西来自一个人的经验、天赋和智能，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决策无法替代的。
英雄的领袖人物，对企业的成功有时是至关重要的。而不论在过去的实达，还是今天的实达，我们看不到这样的领袖人物，所以必然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其实，胡钢曾是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胡钢的出走应该是实达最大的损失。
可以作为实达领袖人物的胡钢的出走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企业中如何确保领袖人物的地位。一是自己能建功立业，通过业绩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一点，胡钢做到了，叶龙也做到了。二是要排除异己，把所有对权威形成挑战的异己都排除掉，不能手软。虽然这会损害企业的战斗力，不过如果把握好实施时机，在权威性和包容性之间求得平衡，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这需要认真修炼。这一点，胡钢、叶龙、朱刚都没有做到、蔡晓东他们倒是做到了。可是，蔡晓东他们却没有让人信服的业绩。
企业家如果过于光明磊落而不能对组织中的各类利益关系了然于胸，没有从容应对之策，那么再光明的事业也非常容易断送。每一个企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内部争斗，领袖人物必须深谙权谋之道。这不是提倡领袖人物把企业变成“权力场”，而是要抑制由于内部斗争给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拥有政治智能是中国企业领袖的基本条件。
原载：《知识经济》2003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