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奇与巴菲特的斗争
“想通过立法来限制CEO的薪酬简直荒唐可笑。限制这个，又限制那个，为什么不干脆限制创新呢？”6月20日下午，杰克·韦尔奇在悉尼的一次演讲中对美国社会关于CEO薪酬过高的指责和诽谤做出回应。退休后，这个世界最优秀的CEO风采依旧，他的讲话仍富于感染力。他反复强调：现在是自由的市场，CEO凭着自己的能力拿到报酬，这是很自然的事。澳大利亚《时代报》引述他在墨尔本的演讲时写道：“限制CEO的薪酬就像告诉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应该付给贝克汉姆多少钱一样荒谬。” 在美国商界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中，杰克·韦尔奇的现身说法，无疑为备受责难的大公司CEO们带来些许安慰。
众所周知，在一系列大公司丑闻之后，美国开始着力进行会计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近一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开始触及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公司内部的旧有制度和习惯等，其中，经理人员薪酬过高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
自从1993美国国会禁止了工资减税后，各公司开始将经理人员的工资迅速调高，并通过给予股票期权来提高其总体收入。在整个1990年代的“非理性繁荣”期间，公司投资者与高管人员的财富一同增长。这导致在过去的短短20年里，CEO的平均薪酬从一般职员平均收入的40多倍增加至如今的约300倍（2000年最高时达到530多倍）。
可是，在近两年美国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下，大受损失的投资者发现，经理人员的收入却没有随着公司业绩的下滑而下降。比如：SUN系统公司的司考特·麦克尼利2002年的收入增长了31%，达到3170万美元，可与此同时，股东的回报却大幅下降74.7%。在100家美国最大公司中，去年薪酬最多的当属苹果电脑公司史蒂夫·乔布斯，他拿到了7810万美元，可是公司股东的回报却下降34.6％；与此类似，在霍尼韦尔公司，CEO大卫·科特则拿到6850万美元，而公司的股东发现他们的投资缩水了27.3%。
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让投资者感到震惊，而且还使他们大为光火。今年初，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在致公司股东的一封信中义正词严地说，在前几年的股市泡沫时期，大部分业绩平庸的职业经理人眼里只有天文数字般的工资、奖金与期权，却忘了他们对股东们应尽的义务，甚至为了操纵股价而不惜在公司业绩上造假。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过投资而控制着大量的美国公司，其中包括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大公司。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在美国许多公司都有利益。巴菲特的这一态度点燃了多年来埋在他们心底的愤怒，而此信一经公布，也立刻吸引了华尔街的注意。在5月初的公司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更是极力劝说股东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来制止这种趋势，包括中小股东、机构投资者和政府职员等都应该对此施加影响。
显然，杰克·韦尔奇与沃伦·巴菲特立场之所以不同，甚至对立，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美国两大实力阶层：前者是掌握着知识与经营管理经验的公司经理人员，而后者则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股东们。这两大阶层曾经的亲密无间随着美国经济的泡沫一同破灭。在近一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之间表现出了更多的矛盾。而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正在引发更广泛的争论。
巴菲特的行为在投资界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在今年许多公司的年会中，股东们已经开始投票反对过高薪酬了。然而，具体到操作性环节，他们却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依靠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以限制经理人员的薪酬缺乏可行性。一方面，正如韦尔奇所说，在自由的市场上，经理人员会向能提供给他们更高薪酬的公司流动。另一方面，将优秀的经理人员与平庸之辈“一刀切”，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如果这个问题由政府出面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那些立法者并不在行，他们的参与反而会带来危险。
一些管理专家则表示，限制薪酬并不明智，它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因为如果这种方式是为了制止经理人员的贪婪，那么真正贪婪的人很容易找到其他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即使投资者的数量庞大，呼声甚高，他们对经理人员的影响却是有限的，因为后者掌握着公司的实权。这一点巴菲特也不得不承认，就像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指出的：“你之所以无法看懂年报中的信息，是因为这家公司的CEO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这些内容。”很多投资者对如何有效控制经理人员存在疑虑，比如，股东的决议在法律上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所以管理层没有义务按他们说的去做；而即使股东们投票通过了某项决议，管理层也可以对他们的行为不作任何改正。
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真正采取具体行动的是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6月17日，该基金宣布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薪酬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看出哪些公司的管理人员薪酬过高，今后将公布他们的名单。Calpers拥有1370亿美元资产，是美国最大的基金，它通过投资控制着大量的美国公司。这项标准的出台表明经理人员薪酬问题已经进入一个实质上的改革阶段。至于如何限制那些取得过高薪酬的行为，Calpers将力求在今后通过股东投票以及协商来解决。显然，如何把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相挂钩将是讨论的焦点。
有分析家认为，公司应该减少期权的使用，以“受限制的股票”奖励取而代之，使经理人员成为股东而不是期权持有者，这就能使他们注重公司的长期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采取短期行为。对此，韦尔奇立场比较公正，他显然赞成使用期权，他说：“受限制的股票就是钱，即使公司业绩不佳，它的价值降低了，但你仍然可以把它换成现金。”而期权则不是这样，“只有当公司完成任务了，期权才是有价值的。”
在韦尔奇眼里，经理人员完全应该是能者居之，其薪酬也应与能力和业绩挂钩而不是无端加以限制。对于那些没有带来业绩的平庸的经理人员，公司应该直接让他们走人，并向员工说明其离职原因并不是什么“个人原因”。这一点，巴菲特与韦尔奇的观点却是一致的，他这样写道：“董事会应该像18岁的新娘一样有勇气，当85岁的百万富翁老公问她，如果没有钱她是否还会爱他？年轻的美人回答道：‘是的，我仍然会爱你，但我会离开你。’”
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两大阶层之间的斗争似乎正向一种良性的“讨论”和“商议”转变，就像历史上公司制度的形成一样，它可能依然是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而这次的结果也将有益于美国正在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今后，对于巴菲特们来说，也许不可能再那样“无为而治”了，他们必须打起精神更多地关注公司的运营，并建立足够坚强、专业和独立的董事会；而对于韦尔奇们来说，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他们也将担负更多的责任。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金钱是动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本质上是社会动物，需要发挥我们的合作本能来达到商业目的。他批评了美国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和歪曲，他认为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一些贪婪之徒“窃取了资本主义”。他写道：“世界上大多数最具有生产力的国家，是像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士这样的西欧小国。它们是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们也是高度自我约束的社会，有建立在集体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强制力量。”
回头来看韦尔奇和巴菲特两大阶层之间的斗争，我们也可以发现，完全以利益为纽带的组织和社会并非坚不可摧，其内在的矛盾在大环境变化时，尤为突出。而这次表面上的美国企业内部利益之争，实际上却蕴含着整个社会机构和运行方式的一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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