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迁都潮促动中国经济
约从1996年起，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即公司的总部或重要事业部门纷纷迁往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这亦已成为一股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愈演愈烈的风潮。
双流交汇激大潮
近年来，企业“迁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呈现出双峰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本土企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纷纷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
在南京，作为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电源企业双登集团宣布，将集团管理总部由姜堰迁往南京。此前，江苏就有盐城的美尔姿集团、连云港的正大天晴以及淮阴、宿迁的几家大型酒类企业，将其管理总部或营销总部迁都金陵。
在武汉，日前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东风“迁都”方案悄然启动：今年1月13日，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在武汉向媒体宣布，东风汽车公司总部今年内将搬至武汉，目前新址建设工程正在对外招标。这标志着蜗居秦巴深山长达34年的东风，终于在封闭与开放、保守与前进、大山与城市之间作出了新的抉择。
在上海，在内地企业群落的迁徙运动中，仅家电行业在一年内，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等都先后离开各自的创业城市，将技术总部迁往上海。此外，各地一些羽翼丰满的民营企业，包括四川希望集团也纷纷挺进上海。
从全国范围来看，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江苏的春兰，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将总部迁往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山东的浪潮集团，湖南长沙的创智等将总部迁往北京。
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中国安家落户，并以此为中心，重新调整国际市场战略：
日前，在多元化技术和制造业方面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之一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宣布，其亚太地区总部将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而旗下的四大核心业务部门除航空产品技术产品部门外，也都将转移到上海的新总部。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北方电讯、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ＩＢＭ、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掀起了一股在北京建立大型研发机构的热潮。截止去年年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研发机构已接近60家，由此带来的技术交易额超过15亿元。此外，自2002年7月以来，便频频有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往上海：西门子宣布将手机的亚太区总部迁往上海；摩托罗拉公司则宣布在上海成立其能源产品的亚太区管理总部；还有世界顶级商务软件供应商Oracle（甲骨文）公司以及瑞士ABB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跨国公司。据上海市有关部门日前披露，迄今为止，《财富》500强企业已有300多家进入上海，100余家在上海建立了跨国研发中心，70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其中以信息技术产品公司以及物流、航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居多。
种种迹象表明，企业迁都潮在中国已是蔚为大观，势不可挡。
候鸟企业缘何寄人篱下
企业“迁都”的原因，究其根本，则既是企业自身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庙住不得大菩萨
首先，交通不便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东风蜗居大山，没有飞机场，其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武汉近600公里。从武汉到十堰，乘火车需要9个小时左右，乘汽车时间更长一些，出山进山至少要花费两天时间，此外，即使在十堰最好的宾馆里，也不能通过电话方便地上网。这也导致一批汽车研发人才流失，许多开发项目被搁置，而东风集团的开发研究机构——东风汽车研究院也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东风毅然决定走出大山。
其次，穷乡僻壤留不住人才。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人才对企业及企业形象的价值判断可能有失偏颇，从而导致企业纳贤难。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大城市则是“人才高地”，具有很强的人才集聚效应，“迁都”大城市，无疑可以解决“人才瓶颈”的制约问题。
再次，信息闭塞妨碍了企业的扩张视线。从提高企业竞争力来看，如果企业仅仅局限于某个小区域，那么积累到的竞争经验会比较有限，走出去才是发展的最有力途径。德力西集团进沪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家外国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而这在乐清是做不到的。同时，企业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很容易造成一种集聚效应，在这里设总部的企业愈多，信息愈密集，企业之间联系愈方便，贸易也就更为频繁，如此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要办世界级的大企业，就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
最后，资金来路狭窄的问题难以突破。来自宁波的企业家吴国迪对上海与家乡的区别是用资金规模来衡量的：“（中国银行）总行对宁波分行和上海分行的授权不一样，宁波分行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就要报总行，而上海分行的额度却是3000万美元！”由于当地银行实在无法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他才决定“迁都”，来到上海后，他创办了埃力生集团，进出口从零做起，但仅去年一年就达到了7亿美元的规模。一正一反，“迁都”的好处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企业迁都最实质的东西就是“把触角伸出去”，“借地发展”，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从这一意义来说，华侨大学市场营销系系主任曾路先生也认为，企业搬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大城市必然会变成企业的管理中心、产品研发中心以及营销指挥中心，原来的总部则降格为生产基地之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凸现磁场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秀山教授认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他们选择某个地区投资或设立总部，首要的是该地区要有稳定的大环境、良好的经济运行态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其次要求是这个国家的大型中心城市，且它对全国乃至周边国家都有较强的辐射力；第三，该城市要有过硬的软硬件条件，即资讯、服务、交通等。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强的辐射力成了吸引跨国公司筑巢的最大动因。
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经济中心，其感召力与日俱增，强烈地吸引着跨国公司们将决策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移师中国。日本理光（Ricoh）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总裁樱井正光道出了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目的：“借此统筹在华业务，与快速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以家电企业为例，其选择的立都之地基本上都是上海与香港，前者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后者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不言而喻，上海与香港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国际业务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家电巨头们拓展企业的金融业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城市笑脸”的诱惑
事实上，优惠的政策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对一些大企业落户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在这方面运足了气力，以便筑巢引凤。
为吸引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落户，并解除当地政府的后顾之忧，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这成了吸引外地企业进入上海的“催化剂”。而如今面对外地企业的“迁都沪上潮”，上海又在努力实现从“政策效应”到“服务效应”的大跨越。市政府已要求工商、财税等职能部门加强服务意识，并推行“一门式”服务。更重要的是，上海经济运行将有步骤地实行社会化管理，在工业和贸易领域内都将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实行大行业管理，以早日形成高效、规范、配套齐全的城市综合服务网络。这一切的改变，使原本一些持观望态度的企业，终于下定决心把总部或销售、结算中心搬到了上海。
在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对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员工实行优惠的土地和房屋租赁政策，而今年3月18日，以成熟的金融环境及强大的金融服务为背景的时代金融中心隆重开盘，这标志着深圳对“总部经济”的高度重视。
利益之间的博弈
据报载，2002年8月，私企纳税大户远大集团要从长沙出走！这一消息是远大通过非正式途径向外界透露的，而长沙市政府则保持了沉默。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种微妙的僵持中，双方仍然在暗自较劲。据有关人士分析，远大所仰仗的是税收、就业机会等，而政府所把持的，是包括政策在内的所有经济资源。据悉，远大扬言“出走”，跟在当地申请不到创新基金有关。此外，从长虹的股权结构、人事调整等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手无时无刻不在企业里挥舞。因此，远大的“搬家风波”也好，长虹的“迁都异动”也罢，有人认为，这是企业向政府索要某种资源而进行的“博弈”！
“总部经济”提升中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赵弘先生认为，在“总部经济”中，总部集中的区域一般具有区位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向该区域流动。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着“高端”地位，能够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这不但能够补偿其较高的费用成本，而且能够提升本区域的产业水平，扩大本地区经济总量，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
而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国内一些经济集中的地区，已有建立总部经济区域的发展趋势，如北京、上海浦东(金融产业)，广州、深圳(以外贸为主)已初具总部经济区域的规模及趋势。
那么，总部经济的效应到底有多大？总部经济的崛起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首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潘名山研究员评价说，“总部经济”可以成为上海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因为“总部”在自身创造大量产值和税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促进上海第三产业的壮大，并拓展各产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事实上，一些外地企业或境外企业“借上海之梯登高”的同时，上海也开始感受到这些企业的“推力”。有资料显示，1998年后，外地驻沪企业拉动上海市GDP增长0.7—0.9个百分点。
其次，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同步刺激跨国公司本土化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双赢进程。众所周知，跨国公司是在群居中生存的，有自己的“生物圈”。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跨国公司不能成体系地进入中国。自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将加快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并从制造业进入到服务业、金融业，构成群居链。发展总部经济就是要创造条件，让跨国公司的群居链条能够在我国延伸。由此，跨国公司将这里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内资企业在这里找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发展总部经济是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企业接轨国际企业的必然选择。
再次，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幅度提升都市形象。民营企业进城，实际上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其进城数量的多少、进城速度的快慢，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企业迁都会为其整个形象带来前所未有的提升。据业内专家预测，东风的迁都将会极大地提升武汉的城市品牌，也将会有效地提升武汉的城市功能，刺激其它行业的发展。另据了解，众多国际知名企业进驻上海，以及一些全球性经济会议在上海的纷纷举行，在为上海赢得国际会议中心声誉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
由此可见，企业迁都可谓一业兴而百业旺！
把脉企业迁都之成本
然而，企业迁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是在异地购买或者租借一栋办公楼，再把办公设备一搬了之那么简单，它还意味着要面对大至去与留的人事纷争、撤与建的机构调整，小至夫妻分居、孩子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矛盾。
“脐带”割不断理还乱
一方面，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任何一个地方的支柱企业作出迁址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还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十堰以“车”立市，东风“迁都”武汉，则意味着“十堰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城市”。因此，苗圩不得不顾及离开东风的十堰靠什么来支撑，未来当地的经济如何发展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东风迁都也只是管理层出山，近期不带基地走，收入和税收的大部分目前还是留在十堰。尽管如此，十堰人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大震荡，甚至有人建议十堰与武当山捆绑设市，更名为武当市以应对危机！
另一方面，一些长期依赖地方扶持而长大的企业，自身也感到一时难以断乳。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一些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如果离开所在地政府的扶持或“庇护”，很难继续做大，而企业在壮大的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在纳税和解决就业等问题上的支柱力量。这种相互支撑是多年以来形成的默契，这也是很多企业难以割舍的。如浪潮集团，尽管早在2001年初就将营销中心设在北京，但总部实际上仍在济南。浪潮信息副总裁王恩东解释说：“我们在山东得到的扶持是一个长年积累的结果，到了其他城市就很难立刻得到。例如，浪潮在山东被看作是一个软件企业，其硬件产品中所包含的软件价值得到认可。浪潮由此可以享受作为一个软件企业所能得到的优惠政策，但如果是在上海或其他城市，我们硬件中的软件价值就很难得到承认。软件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与硬件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是有差距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浪潮至今仍把济南作为管理决策和利润的中心。
水土不服的隐忧
企业“迁都”自然也有一个入“都”随俗的问题：尽管这里有许多优越条件，但“人生地疏”的现状却是一时难以改变的。在新环境中经历挫折后，自信心和决策的准确性都大打折扣，从而使得企业元气大伤，最后又不得不打道回府！故此，企业在“迁都”前就必须预先做好心理准备、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和适应性强化训练。同时，也要合理地使用新“都”的“本土人”，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融入到当地的氛围中。
居高不下的安家费
不可否认，中国内资企业迁都大城市，一些成本却相对提高了很多！
以“薪”情为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岗位，在乡镇或在小城市与在大城市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据调查，宝钢集团内的上海矽钢厂，员工年均工资2.6万元，上海矽钢生产热轧硅钢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行业中，全国一半左右的产量出自江浙地带。而江苏淮阴硅钢厂员工年均工资只有8000元左右，浙江诸暨硅钢厂为8200元左右，苏州的一家同类工厂也不过1万元左右。换言之，企业迁都后，仅工资支出就要成倍增加！
其实“迁都”之后，各方面的支出都有可能水涨船高。据媒体披露，台湾中芯国际500多人的到来，使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附近的住房租金一月内上涨了20%！上海的商务成本也就是这样不停地窜上去的，难怪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公开表示：“商务成本的提高令我头痛。”因此，企业在作出“迁都”决定之前，务必要量“费”而出。
文化冲突难以回避
实践证明，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区域性文化，一个企业要想在当地成功立足，要么主动融入，要么高人一筹的引领一种新文化！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迁都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向获得更高价值的目标提升，它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问题。简单搬家会在新的文化、产业和资源环境中形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越高级的文化圈，其所受自由思潮的影响越大，领导的绝对权威就越受到挑战，这就要求领导决策者调整领导管理模式，适应新环境；再如，不同文化圈的企业对规范的认识不同，导致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之间存在沟通上的障碍。一般来说，低级文化圈的企业氛围不适合创新，不能提供足够自由的创新空间。因此，迁都之后的企业还应建立一整套对应的企业文化以调整新规则，否则很难安定人心，甚至还会形成都市里的村庄文化，成为偏离主流的亚文化。
业内专家提出，对于文化冲突、文化差异问题，企业要首先了解自身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再对迁移地文化进行详细的评估、权衡，考虑自身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而达到，以此再慎重地考虑决定迁都的其他有关事宜。
原载：《智囊》2003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