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可以是知识分子吗？
我知道我即将经历一次冒险。可是这的确是一个必须被澄清的理念，目前中国商业界及知识界很多的困扰，都是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浑搅而产生的。
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更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理念人”的角色，萨义德把它刻划成“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直存在着歧义，其中不乏极端对立的分歧。
出版了《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的法国评论家班达为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很著名的定义：他们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而与班达极端对立的观点来自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Ｐ·约翰逊，他曾经写道：“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务所能提供的合理见解，至少不亚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关于中国文人的反思，自古以来也缕缕不绝，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般的壮语，也有“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式的讥嘲。
尽管有种种争议，可是在更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理念人”的角色，萨义德把它刻划成“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增多导致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新演变。纯理想主义的认知开始让位于更现实的界定。
葛兰西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家，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传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以引导消费者和选民的意见，赢得赞同。他们一直在行动，在发展中壮大”。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与葛兰西较为相近，他将知识分子区分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和“特殊的知识分子”，前者他列举的人物是萨特，后者则是主持了原子弹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福柯认为，奥本海默式的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萨特式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的运动之中。
企业家：那些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对任何一位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比他创造的企业更为重要，也没有另一种标准比创造盈利更让他有成就感——我们很难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
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那些有机的或特殊的知识分子在改变世界的商业活动中，有没有可能同时将自己演变成企业家？譬如，发明了灯泡的爱迪生、发明了汽车的亨利·福特以及发明了集成电路然后创办了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宜斯，他们还应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至少在西方思想文献中，我们没有读到肯定的答案。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有过任何犹豫。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出版了《理念人》，它被认为是过去一段时间对知识分子命题梳理得最为清晰的著作。科塞用相当的篇幅对“美国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剖析，他将他们分为五大类：“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华盛顿的知识分子”以及“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
很显然，在科塞的视野中，企业家没有被当成考察的对象之一。
2001年，美国当今最好的商业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罗出版畅销书《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他为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最杰出的七位企业家作了生动的列传，其中包括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汽车之父亨利·福特、ＩＢＭ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以及当今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等。他如此描述这些创造了令人咋舌的财富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冒险家、变革家、实干家，他们都有超常的自信，这自信或来自于内心的安全感，或来自于对别人判断的不信任，无论如何，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经验证明这种自信是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种想法有时会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狂妄自大。
泰德罗进而写到，企业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情，“我上去了，你就下来了”，商业就是竞争，它能挖掘出我们最好的东西，可有时也会让人性的丑恶在瞬间膨胀。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都曾经在某些方面打破过某些规则，有时候对规则的破坏让世界获得了加速度的进步，而更多的时候，它也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会轻易地发现，对任何一位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比他创造的企业更为重要，也没有另一种标准比创造盈利更让他有成就感——我们很难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或许，战争时期是一个例外，你可能为了国家的命运必须抛弃企业的私利，而在和平时期，对任何企业家来说，几乎都不存在这样的选择。
也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大社会角色间的精神分野线：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反对的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知识分子以真理追求为惟一目标，而企业家则是资源的配置者，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萨义德语），企业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知识分子看来“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却“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后者有现实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量化的利益诉求，而前者生存的价值则要抽象得多……
最不可能的知识分子
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这似乎是两个必然对立的族群，如果说有哪些职业是无法产生知识分子的话，企业家可能是最容易入选的一个。而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索罗斯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读出其中的艰辛和荒谬。
出生于匈牙利的索罗斯（1930－）在国际金融投资行业的声望仅次于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过去30年里为投资者带来最高获利的基金机构。索罗斯早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渴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即便在他为了“糊口”而踏入金融界也不改此心。
在所有的企业家角色中，金融资本家大概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及运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凶猛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利率、货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对各国经济成长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别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甚至在某些时刻左右了它的中长期兴衰周期。因此，拥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资本的金融大鳄往往需要拥有全球性的视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观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发通过资本手段改造社会的冲动。
而索罗斯可能是最有此类激情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是一个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应该用强有力的管控机能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他还猛烈地抨击政府的弱势。在成功运作量子基金之余，他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政治家”，他写过《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一系列政治性专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称，“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资大师，索罗斯却深深地陷入了企业经营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挣扎，“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但是，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在股市上，成与败可以用金钱的增减来衡量，这毫无困难，可是如果人们行事纯以结果论成败，就会远远地偏离公共利益。往往固有价值与市场价值南辕北辙，市场是竞争性的，而其目标就是要赢，而固有价值则有其自我存在的异议。就市场的参与者，我希望做个赢家并以一个公民或人类的身份增进公共利益。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两个角色。”这样的言论充满了矛盾、徘徊和无法宣泄的郁闷。
1979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ｕｎｄ），他把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进开放的社会更开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他便透过这个基金开始放飞他的知识分子梦想。用他的话说，“基金会做了许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间力量，并帮助建立法治及拥有独立商业领域的民主国家，每个基金都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主持，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当地的优先急务。”
索罗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体系和普通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另一个乌托邦式的集团。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也确是这么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东欧基金，随后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前苏联、甚至海地等31个国家组建了基金机构，竭力于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体系的确立。他还出资创办了中欧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每年至少为之支付3亿美元以上的经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爆发此起彼伏的政权地震时，几乎在每次动荡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罗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袭泰币，引爆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突然彻底解体，当局被迫对卢布进行强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罗斯日日往返于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穿梭于美国财长鲁尼与俄罗斯总理丘拜斯中间，扮演了一个上蹿下跳、无比兴奋的角色。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耸动性文章，提出一揽子解决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方案。而结果却是，美、俄双方都把他当成了金融解体的替罪羊，舆论更是对他唾沫乱飞，尽管他指天发誓，“上帝作证，在这其间，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众多的金融行为中，他有没有让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兴风作浪的那些地区和国家里，他收获到的几乎全是道义上的大失败。而这正与他的初衷形成了如此鲜明而富有讽刺意义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罗斯背负无数恶名、两手空空地回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在心情无限沮丧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中他回顾了这段充满了戏剧性的心路历程，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抨击了恶俗的现实政治和经济，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勉为其难的辩解，最后他充满无奈地写道，“我不愿公开作辩，因为我怕被人指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并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这么做。”
索罗斯最后讲了实话。“生财有道”是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索罗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惟一前提。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摇摆中，在一条无法穿越的“悖论之道”上，索罗斯侥幸逃身。
1998年以后，索罗斯似乎收敛了很多，他开始热衷于 “比较传统的美国慈善工作利益的领域”——弱势群体的福利、未成年怀孕、支持安乐死、反对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2003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业家名单，索罗斯以24．31亿美元排在微软的比尔·盖茨夫妇及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之后，名位第三，据该刊称，索罗斯所捐占了其个人资产的68％。
索罗斯回到了“金融家的轨道”，尽管他是如此的不屑于“用乐善好施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儒商”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迄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此刻，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这个充溢着济世情结的正在转型中的东方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迄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各自的责任进行过界定，相反的，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不知形成于何时的“儒商”一词是将之浑搅在一起的“经典之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大批习惯于在书斋里过平静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焦灼不安的躁动，他们成批地跃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业。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群人的“知识分子幻想”，而他们自己也似乎始终以此自居，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改造中国企业家群体”。
2000年前后，随着ＩＴ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全球的方兴未艾，一个“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横空出世，再度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为“知本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 “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文章）。进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了中心”。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这种貌似呼应的社会期望，终于让中国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乱的窘境。在已经尘埃落定的企业家成长史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两则很有典型性的案例：
牟其中——这位至今身陷牢笼的前南德集团总裁仍然是迷雾缠身，上个世纪60、70年代，牟因创作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蒙冤坐牢（值得对照的是，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叫杨小凯的吉林青年因写作同样题目的长文而入狱10年，他后来潜心经济学，现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后，牟其中跃身商海，一度成为大陆首富，然而在此之后，牟其中的救世情结极度膨胀，他提出要改造一万家国有企业，要打造北方香港，要劈开喜玛拉雅山脉引入印度洋暖流，这些远离了企业家经营追求的构想最终让他陷入了财务和人文的双重危机。牟与索罗斯颇为相似，后者无非比他稍稍幸运一点而已；
刘波——这位14岁考入大学、出身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典型，他凭一部《传世藏书》凭空生出5000万元的资本，从此在资本市场上翻手风云，将诚成文化包装成“中国第一文化概念股”，有报道称，刘波平日好穿对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时候绝不穿皮鞋”，他的总裁办公室满架皆书，一室斯文，他还长期包租名人别墅，常常夜宴宾客长欢达旦，大有名士风范。在很多报章上，他都被视为“新儒商”的标板人物。而其结局却是，以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实，诚成文化因业务旷缺而遗留下无数黑洞，刘波不得不逃亡海外，身后留下40亿元的贷款包袱和满天的谩骂追讨声。
牟、刘两人都以儒商自居，且公众也以儒商视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几近欺世，总之都不伦不类，终而无法为世间所容。在某种意义上，“儒商”一词实在值得大大地商榷，或儒或商，其实根本无法表里。如果儒是代表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业家，那么，在可以考据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儒商”。在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角色来完成，反之，企业家如果不抛弃“知识分子幻觉”，则永远不可能实现职业化的改造。
牟、刘现象在当今中国决非偶然也不是仅有之例，它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浑搅以及模糊，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企业家“定型”。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都将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
企业家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路径
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并非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基金托管人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当泰德罗用这样的语气为美国的企业家写下颂词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发出不屑的笑声。也许在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在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亨利·福特们逊色。
将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进行彻底的剥离，甚而使之对立，是历史的宿命，是各自更为有效及理性地承担责任的必须。这样的割裂看上去有点严酷，但却是一个无法妥协的事实：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
那么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是否便是一个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决非如此，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而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
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目前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广活动。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软、惠普、思科、英特尔等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在这个国家，任何规模的重要文化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金会的影响。”
据科塞的观察，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项对20个大型基金会组织的托管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多数来自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半数具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学院受过教育。从职业背景看，37％的人来自企业界，19％来自法律界，只有14％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
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一般倾向成为基金政策及其在文化视野上的影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
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他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在华人企业家中，最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诚先生设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积逾港币50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本世纪初，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他还投资延聘张艺谋拍摄了一套“知识改变命运”的电视公益广告片并投放巨资播出。该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计划、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外交教育及科研、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研究、中国敦煌研究等众多人文项目的主要赞助方。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99万元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纯学术月刊《读书》设立长江读书奖，用于奖励当年度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及书籍。结果在首次评选中，由于评委之间的相互角力，竟爆发出一场有关评奖规则和程序的大风波。各方学者自占山头，一时间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及其基金会并无一言发表，秉持了出资方的超然立场。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的时候不惜为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
在这个转型的大年代，我们都有属于各自的责任。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4-03-01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