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CEO该下课？
大多数国家表现差劲公司的老板们都敞开着大门，但是，CEO们却不走，糟糕的业绩，下降的股价，
以及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死亡证明已经签署了。歌功颂德的话也已经写好了。风笛也已经吹响了。亲爱的人们，一切都准备好了。CEO统治的时代已经正式结束了。由于这个时代羞辱地结束了，今天CEO受尊敬的程度只相当于一个互联网证券分析家。他们有同样的工作保障。
在6月份，Freddie Mac解雇了公司里以C开头的领导班子中的许多人——CEO、COO、CFO。另一个最轰动的辞职是美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Donald Carty，因为他在要求女乘务员和飞行员承受巨大的工资削减的同时，没有为高层管理人员设置奖励基金，于是他被迫选择离开。
因为千禧年的超额开支，许多管理人员丢了自己的工作。这些天，老板看见的都是差劲的工作表现（想想吧！）。只要问问福特（Ford） 的Jacques Nasser（ 2001被扫地出门 ）；Vivendi的Jean-Marie Messier（ 2002）；EDS的Dick Brown（2003 ）；美国在线（AOL-Time Warner）的 Gerald Levin（2002）、Steve Case（2003）。
业绩最差的20%公司里，78%的CEO在过去五年里都被更换了。“现在按照这个方法管理的公司还不止这个数字，” 从Booz Allen Hamilton退休后仍留有头衔的高级副总裁Chuck Lucier说。“如果一个管理人员今天再不完成任务，那么他就被会被炒鱿鱼了。”
也许这些CEO们该下课！
《Fast Company》决定看一看其余22%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管理公司的老板。我们和政府图书馆（Brain & Co. The Corporate Library）和媒体通用财务服务公司（Media General Financial Services）在过去五年里合作分析过一些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的股票不管是在经济繁荣期还是在经济萧条期都在市场上表现欠佳，而在这五年里，他们的CEO居然还安稳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也去寻找了符合以下条件的CEO：公司管理严格、赔偿合理、投资者也相信他的确是犯了错的。
结果，我们的发现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显然已经在他们豪华的办公室里扎下了根。不但我们觉得，而且那些已经逃走的股东们也觉得，这些管理者再待下去显然已经不受欢迎。但是他们依然是面带笑容，一副很清白的样子，好像自己对这差劲的业绩、股票的下跌、战略失误和错失的良机根本没有任何责任。
让我们和Michael Eisner开始一场讨论。Michael Eisner是个少年得志的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挽救了迪斯尼公司。但是后来最终没有成功地使迪斯尼重振雄风，重拾昔日的辉煌。还有摩托罗拉的克里斯托夫·高尔文使公司陷入了利润下降和竞争残酷的沼泽。我们发现Robert Waltrip，这位国际服务公司72岁的CEO也陷入了一场麻烦的官司。还有保险业的巨头Aon Corp.的CEO——Patrick Ryan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的业绩在上升而自己在下滑。Peter Karmanos Jr.是Compuware Corp.的创始人和多年的CEO。在他任职期间，公司股票价格从4年前的32美金降到6美金后一直徘徊不前。这些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些CEO当中没有一个人因为贪污公款或者造假帐而受到起诉。他们大多数试图把他们搞砸的事情摆平，但是结果都是深不可测的。如果时代已经改变或者时代根本就没有改变，那为什么他们得以保住了饭碗？那么在裁判员宣布他出局之前，他究竟要挨多少顿打呀？从他们身上我们有没有学会一些公司生存的策略？
责任在董事会？
甚至在最近的丑闻风波之前，董事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不仅需要充当一个诚实反馈的提供者，还要做一个时刻警惕麻烦的监督者。一些已经在充当这个角色，其他的在继续充当一个受委托的执行人，一个无法和CEO的权利相抗衡的角色。
事实是：在无耻的公司欺诈行为使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已经陷入害怕上帝惩罚的恐惧的同时，而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们并没有按照Sarbanes-Oxley法案的要求独立地进行财务调查，而是对董事会的行为基本不发表什么看法。但是只有股东有权力任命或撤换董事的时候，管理层不会有太多附加的压力。
即使董事会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要使更好的管理产生更好的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董事们都愿意掌握财经知识，和管理人员或其他的董事会成员自由联络，对自己对投资者负什么样的责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董事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走上正轨、改变企业文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不思进取的员工扫地出门。“我们依然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政府图书馆（Corporate Library）的编辑Nell Minow说。“而且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渡阶段。”
一些发展缓慢的公司董事会对任何变化都视而不见。优秀管理的支柱之一就是把董事会主席和CEO的工作分开。William Pasmore是Mercer Delta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兼咨询专家专为CEO提供领导艺术和变化建议。他说，因为如果CEO同时身兼董事会主席的头衔，要与他的权力抗衡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在对付那些差劲的CEO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利益上存在潜在冲突是另一个管理上的忌讳。Compuware的Karmanos也许不需要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考虑办公室外面的两个董事工作分配是否合理。Compuware从事软件和服务，在过去五年里已经经历很多事情。它已经在和IBM的那场知识产权的官司里投入了两千万美金，销售能力也因为企业重组削减了不少，收入也在下降，而同时公司还投资三亿五千万来建造一个新的公司总部。“我认为不会有股东感到不安。”Clover资本管理公司的经理 Matthew Kaufler说，他拥有Compuware一千三百万美金的股份。
在迪斯尼公司，Eisner的董事会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考虑管理混乱的公司应该有的正确管理模式。它的“外部”成员包括Eisner的私人建筑师、他小孩就读学校的校长还有演员Sidney Poitier。因为赏识Eisner早期辉煌的成就，这个董事会就任命他负责股票方面的事务。从1998年开始，Eisner成为收入最高的管理人员，身价是五亿七千万美元。后来因为几部电影投资失败，还有ABC抢走了电视观众，他的收入又开始下降，回到了1998年的收入水平。
外界给Eisner的压力还在上升，直到3月份召开的公司全体讨论大会上这种压力达到了顶点。Eisner和董事会解雇了他的校长、建筑师和演员Sidney Poitier。然后雇佣了一名管理专家，并宣布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来缓和这种紧张气氛。毫无疑问，里面有一些举措相当不错，但是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年的时间才制订出来呢？
7月31日，迪斯尼公司报告：第三个财政季度收入上升了10%，一些大胆的投资者预言这个期待已久的好转即将实现了。因为与Pixar动画工作室合作了一个项目，今年股价也上涨了35%。尽管迪斯尼和Pixar合作是否有利可图还不明朗，Eisner和Pixar在一个新的协议上还在进行谈判，大部分的观察家认为这个协议对Pixar更加有利。迪斯尼的所有者之一Stan Dinsky说：“我们在让适合的人做应该的事，公司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公司的发言人说迪斯尼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9·11以后的经济衰退，Eisner已经决定用迪斯尼的财产进行巨额的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损失。
CEO，魔鬼！
在CEO上任了很长时间以后会发生一些很好玩的事情：人会变得不求上进。在这个害怕承担风险的商业社会里，勇于承担风险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董事会面临的陷阱之一就是：当你有一个相当好的CEO，但是不够聪明，他不能很好地执行一个好战略，也不会制定一个好战略，” TIAA-CREF抚恤基金会的领导John Biggs说。“董事会往往在应对这种情况时反应迟钝。”
和一个表现不佳的CEO合作面临的处境是艰难的。是不是只能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改头换面呢？Brain & Co.的董事Darrell Rigby说：“问题是如果我们换了CEO，那么我们会物色一个比他更好的还是更差的人？”
这也许是很多CEO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在过去的41年里，Robert Waltrip在位于休斯顿的国际服务公司（SCI）担任CEO。这个公司是北美最大的葬礼、火葬和公墓供应商。Waltrip先生也为许多著名的德克萨斯人的政治竞选提供赞助，包括乔治·布什的总统竞选。（他也是布什家族的好朋友）。作为葬礼公司的董事，Waltrip看到购买成片殡仪馆的好处。SCI最终投资了几百万美金来故意降低帐面价值，还把最近购买的以非常低的价格卖了出去。
因为许多所谓的违规操作，这个公司发现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98年，因为SCI没有经过当局的许可在德克萨斯使用尸体防腐者，德克萨斯葬礼服务委员会要对它处以450,000美金的罚款。SCI没有交纳这个罚款，还要求在这个事件上举行一个听证会。5年过去了，这个听证会还没有确定日期。2003年5月，佛罗里达首席检察官决定作出处理（没有认罪的情况下），认为SCI在西部棕榈海滩所拥有的犹太公墓保留人体是不合法的，亵渎了陵墓圣地。为此SCI需要支付四百万美元给佛罗里达政府，并向起诉人赔偿两百万美元。在8月份，SCI又在一个投资者提起的诉讼案上花去一千五百万美元。
Waltrip显然要面对他的董事会提出的问题，Waltrip的儿子，曾经在公司任管理者，他的那份非竞争性的协议足以使他可以获得公司支付的到2005年的薪水，即使他2000年以执行副总裁的头衔退休。尽管SCI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了4美元（从47美元开始下跌）。公司也已经跌出了2000年的500强地位，但只是在去年董事会才计划物色一名接班人来接替这位70多岁的CEO。SCI的律师James Shelger说，“管理者之所以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交椅上，是因为董事会认为他们是最称职的。”
在迪斯尼，Eisner不仅仅是董事会认识到的魔鬼，他还是堕落天使。毕竟，在他的任期之内，他把一个生产很多没有票房影片的又小又落后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娱乐工业的泰斗。“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表现一直很差，从来没有好过，这反而很容易把他改造好，”持有迪斯尼股份的保障基金经理Mahoney说，“如果你物色到的人选以前表现很出色，现在没有什么作为，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找了一个不思进取的人。”
创始人的奥秘
甚至在家族式经营模式发展成巨型的跨国集团以后，“习惯过去的思维方式”依然困扰着管理者。举个摩托罗拉的例子，这个企业所创造的神话通过电池的更新换代一直保持到现在。克里斯托夫·高尔文是执掌公司的第三个高尔文，公司是从高尔文的祖父保尔1928年创办的高尔文制造厂发展而来。高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在1959年接管了公司，公司就开始开发半导体、传呼机技术，生产出的第一个用电池手机，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发明之一。
克里斯托夫·高尔文上任之前公司的发展就变得缓慢，这个以善于游说而著称的家伙在1997年从非家族的成员手上接管了公司。他立即着手制订基本重组计划，变卖公司资产，并削减成本。但是没有一个措施奏效。同时，摩托罗拉在移动电话领域失去了全球领先地位。它的半导体生意失去了技术优势，开始严重亏本，公司几乎所有的产品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下跌。在高尔文任职期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政府部门依然向摩托罗拉购买系统来提升国家的安全保障。
在股票上，5年之内下跌了46%，损失了六百七十亿美元。“我们感觉摩托罗拉是个永恒的重组的故事，”McMorgan公司的净资产研究负责人Bob Rezaee说。McMorgan公司是New York Life的附属机构，管理了两百亿美元的资产，并卖出了六百五十万美元的资产，在那一年它和摩托罗拉享有同等地位。“多年以前就应该做出的关键性决定还从来没有做过，”摩托罗拉领导委员会主席Sam Scott回应道：“Christopher Galvin的领导是摩托罗拉转变中期企业文化和公司业绩的支柱。”
在部分董事会成员和普通员工身上有一种的自然趋势：赋予家族领导人怀疑的好处，Sydney Finkelstein说。他是达特茅斯大学Tuck商业学院研究战略和领导的教授，著有《为什么聪明的管理者会失败》一书。
比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更加强大的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依然在领导他们的公司，比如SCI 的Waltrip、Aon的Patrick Ryan。把一个企业从头脑里的一个想法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知名公司是显著的成就。“创始人的奥秘”能给一个好的董事会巨大的惊喜。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之间），对创始人来说，是更加头疼的问题。CEO不是唯一的问题。
但是创建公司的热情通常都不会转化成使公司摆脱困境的智慧。Aon的Ryan通过获得保险佣金来赚取财富。据说，他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一双闪着坚定目光的蓝眼睛告诉人们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种操纵一切的感觉现在得到了加强，因为Ryan掌握了Aon的8%的股份，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因为他的董事会受到了潜在冲突的摇摆。Aon向一个董事拥有的律师行和另一个董事经营的投资银行所提供的法律和财务服务支付了费用。Aon也向Ryan创立的、Ryan的儿子（今年初成为了董事会成员）经营的两家飞行器租赁公司支付飞行器使用费。“这是一间俱乐部，”一个投资者这么说。“他和这些人有私人关系，他们为他做事。”
股东感觉现在应该清理这个俱乐部会所。“当他们买进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整合，” Cochran Caronia（为保险行业服务的研究与投资银行公司）的经理Adam Klauber说。“他们使用Aon公司的名字，但是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公司来运作。”在2000年，Ryan宣布了一项重要的重组决定，花费两亿九千四百万，但是所获取的利润依然比不上竞争对手。Aon的CFO——David Bolger说，计划在欧洲运行良好，只是在美国的零售业出现了问题，现在情况也开始改善。公司经历了9·11事件的沉重冲击，Aon在世贸中心大楼上班的175名员工丧失了生命，但是投资者认为公司远在此前就遭遇了麻烦，而且还将持续到悲剧之后。
自然，Ryan正在努力，不管到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公司一笔可贵的财产，但是这不等于说新鲜血液就帮不上公司的忙。“Ryan是个战略天才，”一个拥有Aon股份的货币经理说。“但是现在需要一个人来运营公司，这关系到管理可信度。”Bolger持反对意见：“现在没有一个人更适合这个领导职位，Pat不仅是个真正的领导，还是个精神领袖。”
尽管大型的投资机构，如共同基金、银行、抚恤基金持有美国几乎每个上市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领导一场反对不合格CEO战役的机会还是很微弱。在最近的调查中，只有刚刚过一半（55%）的美国大型投资机构说，他们对自己控股公司的管理施加了影响。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8%。加利福尼亚的公共抚恤基金CalPERS每年都要列出一张麻烦公司的“黑名单”，TIAA - CREF准备私下和CEO和董事会见面来推动状况的改变。
为什么需要清理CEO的时候，那些掌握有实权的股东却不知去向呢？Biggs说TIAA-CAEF正在研究为什么大型的投资公司不在这个课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我们一直主张，你应该去和公司谈谈，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那就向大众讨教，”他说。Teslik有一个让人备受困扰的解释。“他们在冲突，他们都希望管理摩托罗拉的抚恤基金，”她说。也许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投资机构宁愿去重新寻找一家新的公司来投资，也不愿意试图去改变那些业绩很烂的公司。
现在，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明朗的：看到我们在文章里提到的每一家公司的运营情况之后，肯定还有另一个高级执行官在试图把自己的公司从悬崖边拉回来。因为制度差异、政治阴谋、利益冲突，或者因为董事会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恐惧，而让他们更宁愿任用现在的平庸之才，所以这些CEO依然占据高位。当然，这些首席执行官很高兴在经济载舟的好时代，他们依然有良好的信誉。也许现在他们可以承受一些指责了。
原载:《财致无敌》2003年第1期总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