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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为何与“寡头”无缘?

谁是出局者

  入夏,产经界有两大新闻:一是长虹进入了后倪润峰时代;一是空调价格大战拉开序幕。

  第一条消息是伴随着绵阳市委市政府5月15日宣布倪润峰不再担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而只担任董事长职务,总经理一职由原公司副总经理袁邦伟出任,袁邦伟同时担任集团副董事长出现的。而在这个人事变动的背后,无疑又与长虹今年的业绩相关。一直作为上海证交所的蓝筹股的长虹,1999年交出的答卷是不理想的。长虹1999年每股收益仅为0.24元,在主业彩电行业中,从最高峰的1998年市场占有率35%下降到了行业第五,被老对手康佳、TCL甩在了后面。

  空调价格大战则是由另一个巨头挑起的,这个巨头是春兰。从今年4月10日开始,春兰宣布对19个型号的主打空调器进行特价销售。而今年的特价销售,着实让春兰“火”了一把。在春兰空调生产基地,春兰电器公司日平均发货量超过6000台(套),平均日销售额近3000万元。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重点城市的春兰自营星威连锁店,4月份销售回笼资金分别是去年同期的642.86%、200.45%、160.26%、571.33%。在南京、无锡等地,仅春兰自营连锁网络销售的春兰空调,就占了整个商场零售业近40%的市场份额。

  在公众的注意力都被媒体“倪润峰下岗了”和“空调价格到底哪里是底”的惊呼所吸引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从4月中旬开始,广东格兰仕公司再次使出价格“撒手锏”,中高档产品价格一律大幅“跳水”,所有800瓦“新世纪”系列机型的身价均跌破了900元大关,其中最大降幅竟高达60%。格兰仕这次的行动非常明确:即通过全面降低中高档产品的价格,从而打破竞争对手放弃低档产品市场、专营中高档产品的营销策略。

  由于格兰仕从1994年以来,已经多次降低低档产品的价格,处于规模劣势的国内中小微波炉生产企业根本无法在价格上抗衡,为了生存只好将经营中心放在价格和利润相对较高的中高档产品上,满足的是一些不太注重价格而希望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高收入家庭。而格兰仕此次降价的产品则都是技术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产品,售价从去年初的1300多元,降到了800多元,从而一下子在市场上同档次的产品中占据了绝对的价格优势。

  由于彩电、空调和微波炉三个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和成熟的时间不同,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正好是市场竞争的三个阶段:产品出现的开始,生产商们各做各的,扩大自己的市场,然而市场是有限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商们开始了竞争(空调市场处于这个阶段),然后强者和弱者逐步出现,强者总是企图把弱者赶出市场(微波炉市场处于这个阶段),最后决出胜负,而长虹在彩电行业中的拼杀,到现在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

  垄断的诱惑和长虹的悲哀

  长虹是谁?长虹是一家初始生产能力只有8万台彩电的军转民企业。但是在1987年,长虹首先打破计划经济的约束涨价,一举赢得了数以亿元计的原始积累;到1988年,长虹又主动降价,甩掉了数万台的库存;1996年,长虹再次降价,与国内数家大彩电企业联手,把国外几大品牌的彩电挤出了中国市场;到1998年,长虹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35%,距离市场寡头已经仅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竟是如此之难,曾经放言说要以50%甚至70%占有率垄断这个市场的倪润峰,最后不得不采用垄断上游产品——彩管这一有些出格和极其危险的手段来迈出这一步。那么我们要来看一看为什么长虹有这么大的动力一定要走出这一步呢?

  在西方经济学中其实已经说明了,由于大量竞争者的存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行业的利润是十分低的。学者们早已指出,如果按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租金、人力获得工资、企业家获得管理报酬的方式去计算,那么在自由竞争市场中,标准技术和规模的企业将没有利润。因为产品价格将会被正好压到这些企业没有利润的水平。这一点,其实也说明了为什么新产品出现在市场上以后,一段时间内价格总是会下跌。

  但是,价格战也不是到了上述的那个水平就停止了,而是还要打下去。为什么?除了技术进步的原因以外,作为技术和规模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希望通过价格战及其他手段,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从而使自己进入竞争的另一种阶段——寡头竞争或者是垄断。在这个阶段中,寡头或是垄断者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事实上,我们不要为企业在这个阶段的行为戴什么高帽子,“天下熙熙,皆为利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在个人行为上还有例外,那么到企业重大行为这一层次上,例外的可能性就更小了。问题在于这样的行为本身带给市场的是什么。

  中国有没有寡头和垄断?有,而且很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就构成了一对寡头;民航总局就构成了垄断,虽然民航下属有很多家航空公司,但是原材料购买(飞机的进口)和产品定价(机票的价格)权都在民航总局手里。客观地说,民航总局应该算是一家企业才对。

  但是这样的寡头是由政府决定的。

  寡头和垄断者好不好?对于市场来说,不好。因为它们妨碍了市场的效率,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妨碍技术的进步,这在中国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从政治经济学中都学过。没错,所以美国政府要把微软拆了,把AT&T拆了,原因是美国政府认为它们的存在会妨碍效率。

  但是市场经济靠自身力量产生寡头或垄断者的过程却是“好”的,这里尤其要强调“市场经济靠本身力量产生”这一点。像中国电信和中国民航这样的寡头和垄断者,我们说它是天生的,其对市场的妨碍,已经有太多的人说过太多的话,我们已经不必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在从有众多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市场发展到寡头或垄断的过程,是一个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标准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残酷的,谁跟不上就出场。

  这个过程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效率提高的过程;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价格下跌加速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好”的过程。至于寡头和垄断者出现以后怎么办,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本身还没有创造出寡头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学习对待像中国电信这样的寡头了,所以有理由相信,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创造出寡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很成熟的办法去对付它们了。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没有能力创造出寡头来。长虹的悲哀在于它试图冲击这一层玻璃天花板,但给人们留下的,却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案例。

  打不垮的对手

  巨头的对手无疑是那些中小企业们。说句笑话,在很多集中度应该很高的市场上,这些中小企业就像我们早期电影中的好人一样,总也打不死。给了七八枪了,他还有句话要交代;一个不留神,他还能给“坏人”再来一枪,“同归于尽”。

  我们来看一看市场里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一个大企业开始崛起以后,它的生产成本比小企业要低了,也已经把很多小企业逼到了成本高于价格的亏损边缘上了。然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

  对于大企业来说,首先是来的记者和官员多了,要吃要喝其实都还是小事。报道增多了客观上也是为企业做代价较低的广告。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人都会伸出手来向企业要一样东西——经验。到现在几乎所有成规模的企业,都有自己完整的“经验体系”。另外,赞助、宣传都会自动地上门来,会有很多场合让企业家出面,最后还会有中高层政府领导出现。

  总之用两个词大概可以概括所有这些客人的动机:“要钱”、“给面子”。

  其中最具有破坏力的是“给面子”,在很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利益驱动,而是面子驱动了。比如说:巨人集团的巨人大厦。

  而小企业呢?小企业困难了,也会有很多领导出现,他们的语调往往是严厉的,但是出手却是大方的:财政给补贴(现在用得少了)、给贷款、给政策(种种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往往是这时候出笼的),现在还有两种很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给上市指标或者帮助找合资对象。

  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角色,都是或者说至少大部分是没有恶意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做得心安理得。

  但就在这所有的心安理得中,市场被破坏了。因为对于市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平竞争。也就是说,除了产品本身的成本以外,企业的其他社会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现实中,来自企业以外的社会力量,客观上却让大企业付出了产品以外的成本,而小企业得到了产品以外的利益。

  不垮的途径

  在几年中,仅仅在彩电这个行业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家竞争中的弱者:数源科技、福日股份、深华发和西安黄河,事实上后两者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上市使它们的消亡大大放慢。前两者,虽然在竞争中步履蹒跚,但是股民的资金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却使他们有重生的机会。比如说,数源科技公司在几年前就率先推出了数字电视的概念,之所以说是概念,是因为实际上数源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电视数字化。所以在一阵风过去以后,数源还是没有摆脱困境。

  另一条路是合资,事实上,在1992年被民族彩电企业挤出国内市场的国外品牌,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着合资这条路在国内又出现“还魂”现象的。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苏州的“菲力浦”彩电,就是该公司与原来生产孔雀电视的苏州电视机厂合资的结果。事实上,国外产品的劳动力成本高,其自身的价格组成因素与国内的厂商本来存在着差距,但是,合资使这一差距变小。从而使国外品牌有了重出中国市场的机会。

  当然,上市和合资是一种合法又合理的途径,虽然我们可以说它损害了市场效率,但是还不能说它有什么不对。

  地方保护主义是市场竞争中弱势企业不死的另一种强大因素。这在与地方税收密切相关的烟酒汽车等行业表现尤其突出,而且经常出现合法不合理,甚至是与理法都背道而驰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在某地不准销售外地酒;用本地产香烟来代发教师工资;北京上海等地对本地产汽车和外地产汽车在上牌手续上的不平等……如果说地方政府在像彩电这样的行业中采取保护更多是为了减轻本地的就业压力,那么在这些行业中它们就将有更强的动力,因为这些本地企业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钱包——地方税收。

  呼唤市场寡头

  不,这绝不是疯话。确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到了太多垄断的苦涩,比如说中国电信、比如说民航。以致于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出台反垄断法。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几乎所有现在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产物,是一种行政性的垄断。而真正从市场中拼杀出来的垄断,现在我们并没有见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见过那种对市场和利润有充分了解的、高效率的企业;没有享受过由于大规模生产而带来的成本下降和以后的消费品价格下降,虽然我们已经在一些消费品中享受到了价格下降的乐趣,但这可能远远不是全部。

  让该垮的垮掉吧。虽然从短时间看,我们有了失业和生产力的闲置,但是从整个社会看,把人和生产资源长期地配置在低效率的弱势企业中,其损失会更大。

  让大的再大一些吧。对于世界市场和即将来临的WTO风暴,我们的企业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只要它不是行政性的空心恐龙,只要它在竞争中给消费者带来益处,那就是为社会带来效率,我们又为什么要那么怕它大呢?不必因为害怕出现垄断就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我们这些市场经济的产物离那一步还早呢。

  不要再嘟嘟囔囔地反对价格战吧。在培养市场巨头的过程中,价格战是如此有效。以致于哪怕有地方保护主义,价格战还是无情地淘汰了很多弱势企业。而且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从价格战中获得了好处,为什么总有人忧心忡忡地对价格战而不是地方保护主义说这说那呢?难道价格战培养的不是钢铁一般的市场强人吗?

  或者说,让我们更宽容地对待企业吧。不要总是对企业指手划脚,不要试图给他们出好主意。事实证明,再高明的主意,也不如企业现实竞争中所产生出来的需要有用。也许我们只需宽厚地对待企业就可以了。所有企业以外的力量,最好不过的就是为企业制订一个切实可行而且是公平的游戏规则。做到这一点,已经是相当不容易,而且也已经足够了。

  让我们等待中国市场中寡头的出生。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00年第7期,总第1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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