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业：大公司，大麻烦
近两年，这个关乎健康的古老行业显然没跟上疾病的步子——可怕的是，它们还在盲目长大
医药公司也曾牛气冲天，全球成年消费者都知道“伟哥”划时代的意义，其它一些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抑郁症、慢性哮喘之类的药品，也给不少人带来福音。
辉瑞(Pfizer Inc.)、默克(Merck & Company Inc.)、安万特(Aventis S.a.)、拜耳(Bayer AG.) 等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当之无愧成为高增长和高回报的代名词，让投资者们相信，只要拥有了它们的股票，资产的前景就会变得很美妙——在那个医药业的黄金年代，任何一个大公司的新药产品面世都会相应带动股价上涨，甚至在这些新药产品投放市场之前。
除此之外，该类公司也一度是各地政府受欢迎的对象，因为大量的岗位需要为政府减低了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开支。
然而这毕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如今，虽然投资者依然相信该类公司的前景，但是制药公司的环境却变得大不如前，舆论开始批评这些公司产品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政府也因为税收问题考虑重新修订和它们的关系，甚至连投资者自己，都开始怀疑公司每年大笔的研发费用是否恰当。
这是投资者和医药公司高层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点——医药业的高速发展（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和美国的制药公司有必要放下架子调整自己，以适应公众更为挑剔和复杂的口味，否则，即使全球制药业重新洗牌，也是换汤不换药。
收购：毫无玄机
不少分析人士相信，近期一场酝酿中的欧洲最大并购案可能导致医药业格局的再次变动。
1998年在美国上市的法国最大制药厂安万特公司和本国竞争对手赛诺菲圣德拉堡(Sanofi-Synthelabo SA)是这场并购案的主角。前者因为经营不善，加之其产品对人体健康不利的消息屡屡传出，不得不考虑寻找买家以求重生，后者的规模略小于安万特，但是其产品却在市场大受欢迎，比如治疗脑血栓的Plavix，治疗失眠症的Ambien/Myslee——正是这些产品带来的丰厚利润，让赛诺菲圣德拉堡有足够的底气出价480亿欧元向安万特发起恶意收购。
尽管法国政府希望这两家本国的公司合并，甚至法国财政部长弗朗西斯·梅尔(Francis Mer),都在公共场合表示，如果两家合并，将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它将造就全球第三大制药公司，排名在美国的辉瑞公司和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之后，也将和两者在全球展开竞争。但是安万特却不这么认为，这家传统的欧洲公司曾表示寻求“白衣骑士”来抵御这场恶意收购，截止本文收尾时的最新消息是：安万特公司董事会否决了此项收购，但这很可能不是最终结果，因为拒绝的原因是对方“显然低估了安万特的价值”。
事实上，无论这场收购会以何种形式收场，都不可避免地形成这样一种结果：一直落后于美国的欧洲制药业开始有了另一支抗衡的力量，尽管它本身也困难重重。
不过多少让制药业感到尴尬的是，左右这场收购的并不是这两家公司，而是来自其他行业的公司——一家石油业巨头和一家化妆品公司：道达尔(Total SA)和欧莱雅(L'Oreal SA)。观察人士认为，对这两家都持有塞诺菲大量股权的大型法国公司来说，收购结果可以忽略不计，两家公司终能获利：如果塞诺菲能以480亿欧元成功收购安万特，道达尔和欧莱雅就会更容易兑现在新制药巨头内的持股，投资者们多年来一直在敦促它们抛售这批股票；如果塞诺菲落败，自己就会一夜之间成为被收购的目标，那么道达尔和欧莱雅所持的塞诺菲股票就会增值。
实际上，对道达尔和欧莱雅而言，唯一不利的局面是：塞诺菲收购成功，但它们违背投资者意愿继续持股，同时新制药巨人的股价大幅下跌，但是这样的局面基本不可能出现。
CDC Ixis资产管理公司驻巴黎的欧洲市场及新兴市场股票部门主管英伯特(Laurent Imbert)进一步分析了原因，他认为，如果塞诺菲收购安万特进展顺利，其股价就会飙升30%；如果收购失利呢？塞诺菲就会实力大减，无力抵挡其他公司的收购，而这反过来也会推高塞诺菲的股价。英伯特管理着大约300亿欧元的欧洲股票资产，其持股也包括道达尔、欧莱雅、塞诺菲和安万特。
道达尔和欧莱雅分别持有塞诺菲24.4%和19.5%的股权，价值约为100亿欧元和70亿欧元。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将于今年12月到期的协议，其中规定，不得到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出售所持塞诺菲股票。但鉴于它们自己的股价表现不佳，加之塞诺菲收购安万特会推高它们所持股份的价值，而且还更容易兑现，这样抛售塞诺菲股票就会是一个更诱人的选择。
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了现今制药业的一个致命现实：对投资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股票已不再是医药公司本身，而是幕后操作者，事实上，从华尔街反映的情况来看，很多聪明的投资者都开始买进道达尔和欧莱雅股票——在分析人士眼中，这是医药行当发展减速在资本市场的佐证。投资者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会真正考虑医药公司的持续发展——如果将其替换成IT之类技术型公司，或许不必大动干戈，然而对关系公众健康的医药公司来说，这样的局面出现，确实不能让人高兴起来。
廉价药：欧洲之累
当然，事情也没有完全恶劣到这种地步，对安万特这样的欧洲公司来说，虽然同类产品比美国生产的要便宜，但是它们的利润率并不低。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政府的定价原则：一般来说，处方药都会有统一的价格，不会因为成本的变动而改变，此举迫使欧洲企业想方设法在消减成本上下功夫，美国公司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基本不考虑成本问题。统计数字说明，1992年，欧洲药业整体的成本比美国要低30％，到了现在要低60％，光是2003年，同类产品的成本就节省了1600亿美元，而从1992年开始计算，整体大概是一万亿美元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两家以生产低成本药著称的法国公司合并，将会对全球医药界带来重要影响的原因。
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是美国公司嫉恨欧洲的原因，美国食物和药品管理委员会（FDA）海外部门的负责人马克·麦客林曼（Mark McClennan）说：“美国药品昂贵的原因是厂商把新产品的研发费用都计算在成本内，而这当中，有些研发不一定就能出成果的，这种做法其实让不少美国人生气。”
但另一方面，在欧洲内部，节约成本的做法却遭到反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欧洲咨询公司的负责人本（Bain）和他的合伙人保罗·罗森博格(Paul Rosenburg)在最新的研究中说明：“如果欧洲的政府和公司持续这种策略，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失去创新能力，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到那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可能导致不理性的投资放到本来就落后的研发上。”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在不断需要研究新产品对付各种疾病的医药行业，大量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医药巨头们虽然为成本伤透了脑筋，但持续的研发，让它们一直在新品领域领先欧洲。十年前，欧洲和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整体投入差不多都是100亿美元，而现在美国几乎一年就是300亿美元，欧洲则不到200亿美元，而且呈现下降趋势；投入最少的德国，每年研发费用的比例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反映在成果上，在1993年到1997年，欧洲新发明的化学药品有81个种类，而美国只有48个——但是到了1998年至2002年间，情况却倒过来了，两者的数字是44和85。
另一个直接的好处是，高投入的研发费用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根据本和保罗·罗森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到2001年，美国这方面新增加了42％的工作岗位，而且都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这些人为美国医药巨头们创造了121亿美元的价值，相反在欧洲，这方面新增的工作岗位少得可怜。
所以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尽管欧洲的廉价药依然有强劲的利润，但是也面临着失去市场的风险，欧洲的消费者开始愿意在选择药品时对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而只有如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依然保持对廉价药的兴趣。
这不能不说是欧洲药业在大整合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尽管葛兰素史克的总裁让·皮埃尔(Jean-Pierre)不认为这是欧洲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的结果，但事实却是，欧洲依然在新处方药投向市场时，制定坚硬的价格原则，此举多少扼杀了公司们对新品研发的热情。
当然，在分析人士看来，保守的价格策略到底如何影响研发是一个复杂的原因，本和保罗·罗森博格就认为这要根据每个公司不同的定位、以及研发的实际力量来决定，而且也不见得每个欧洲公司在这方面处处落后。比如葛兰素史克就想到了一个即减低成本又保持一定研发水平的办法——他们把一部分研发机构搬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在那里工作人员的薪酬不高，而研发水平并不比总部的其他地方差。尽管这种全球化的做法和欧洲传统的国家主义原则有出入，但是这对他们尽快把研发变为产品，并迅速投入零售市场有好处。
整体而言，欧洲公司做的努力还仅限于个别领域，过去的十年，美国已经和欧洲拉开了距离，而且从现在来看，距离越来越大。虽然在美国，药品投放到市场也会经过FDA的检验和监督，但是速度却比欧洲快了很多，对欧洲公司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题。
研发：美国的悖论
凡事皆有长短，尽管美国医药公司在研发和市场速度上优于欧洲同行，然而它现在却陷入了另一个窘境——五年前，这些公司还是为每一次新药的诞生而兴奋不已，而现在它们却在公众眼中成了任性的坏孩子，因为和其他任何行业相比，它增长的速度实在让人觉得这是不折不扣的暴利，甚至在苛刻的批评人士看来，高投入的研发费用也是其“变坏”的表现：大量的钱花出去了，最后却变成了如同电影《黑客帝国》中被复制的特工一样，不少新药和以前的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零售领域，医生和制药公司“勾结”起来，为患者开出不必要药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连医院日益昂贵的费用也是因为药品价格提高所致，而这部分的承受者依然是普通的消费者。
当然还有国际组织对它们的谴责，不少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美国公司把一些并不先进的药品销售到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国家，但是往往还制定和发达国家一流产品一样的价格。 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真正让公众不安的原因不仅是医药行比其他领域更容易赚钱，而且赚钱的方式也不那么光明。
与公众不同，医药公司的股东们眼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形：公司的销售和研发人员想尽了办法，但是利润却在下降。于是股东们开始抱怨，真正的原因还是药价偏低——如果他们的抱怨成立的话，那他们又和公众陷入了对立的局面。
也许让这些医药公司陷入这种两难境地的原因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对这些美国人来说，医药只不过是一种商品，不需要承载太多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不重视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也毫无同情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说。
而且在开发新药的过程中，它们也显得急功近利，一位曾在默克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回忆，最初从确定要开发一种新药，到研发、生产等诸环节要经过严格的考证，一般会要求五年以上的时间，而现在哪怕只是在某种药品上有一点点小的改进就会马上投放到市场：“并且现在很多药的研发都会以试图改变人类基因来冒险。”
对这些公司来说，制定一个长期的新药品计划是迅速改变形象的最佳做法，不少业内人士建议把公司每一笔研发的计划和费用在不泄漏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公之于众。他们举出欧洲同行葛兰素史克的例子，这家公司在不久前公布了一个用水果做实验品的新药开发过程。如此一来，有助于公众判断新药定价是否合理，而不只是在看到药品单后抱怨价格高了。
不过这些好的建议现在仍在口头阶段，几乎所有的美国公司们都受到过类似的忠告，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它们大多数还是沿用老一套的做法，不到FDA等监管部门来干涉的话，或者普通消费者出现强烈的抗议时，它们不会做出自我调整，更极端的说法是，它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置若罔闻。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药的昂贵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仔细考量医药公司的价格体系，可以看出，它们实际没有对不同疗效的药品做出分类，更没有对不同类型的药品做出定价的划分，如果用“混乱”一词也可以形容现在美国医药价格市场的情况。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国会身上，据称，要求制定分类标准以便让药品价格清晰起来的法案正在美国国会审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不久后会通过。■（黄河/文）
久治不愈的抑郁症？
你可能是下一个——
想想看吧，如果突然有一天被告之，你一直服用的某种药品实际没有任何功效，它起的作用只是心理暗示，因为你相信它在说明书上所说的一切。而买这些药，你又花了大笔的钱——你该怎么办？投诉还是自认倒霉？
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选择了等待，他们希望医药公司能在舆论的攻击下，公布隐瞒事实的原因，但是依然有人把状告到了美国食物与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FDA)，后者立刻做出了反映，在二月份它们开展一项关于这类药品——主要是抗抑郁的药品——是否适合在十八岁以下人群中消费的调查，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药品会对自制力差的年轻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英国在去年就颁布了法令，禁止这类药品在未成年人中销售。
抑郁患者仿佛看到了盼头，但是FDA做出这种调查的同时，还在为以前的医药销售原则开展激烈的讨论，这有可能促使整个西方社会对奉行了二十余年的医药市场开放准则做出修正。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以促使医药公司的产品能迅速进入市场，此前，这些药品要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医生的严格求证。而法案通过后，药品进入市场则不需要这些烦琐的程序。在分析人士看来，这项法案二十年来催生了一大批一流的医药公司，然而也让医药公司开始确定一切以市场为导向的策略——根据人类每一次出现的新病种而开发新产品，而不像以前考虑更多的是人类的福祉。
现在看来，这种“市场第一”的导向多少出现了问题，研制出那些实际没有功效的药品不说，而且也让不少私人医生——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为患者着想的——变得无所适从，因为私人医生实际上也没有在药品上市前检验的权力，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向患者推荐各类药品，然后让患者定期回馈疗效，看看这些药是否真的管用。
舆论的火力集中在Lilly 公司生产的Prozac、 葛兰素史克生产的 Paxil和Pfizer的Zoloft上，这些都是抗抑郁的药品，虽然依然对很多消费者有吸引力，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些药品中含有的复安栓对平衡人体机能有作用，但更多时候，它们还是无法让患者安静下来。
Paxil更是早在1996年就被发现有安全隐患，但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在市场上招回，这段时间，葛兰素史克一直拒绝就此发表声明。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当《洛杉机时报》的一个记者去询问简·莱斯其利(Jan Leschly)——Paxil药品核心的研究成员之一——时，后者的答复是，公司并不想误导大众，那只会对公司不利。但是被问到为什么不在说明书上写明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副作用时，简说，“有些人并不会看完说明书，现在我有个律师正要谈论这个问题，我必须走了。”
原载：《环球企业家》2004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