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道德学家”
道德学家，不能说是中国的原产，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产了，至少他们已喋喋不休了几千年，现在也没见有停嘴的迹象。曾有人跟我说：现在中国人的私生活不丰富，就全因宋朝出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道德学家，把人性给框死了。这个我来不及深入考证，不敢擅自表态，但当时我就想：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道德崩溃，弄到要惊动总书记出来提倡“以德治国”，是不是因为80年代出了以李燕杰为代表的讲演团，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教我们如何讲道德？
那时候他们的风头之劲，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好在现在有了经济学家做示范——诸位如果对经济学家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他们有多忙了——私下认为中国的篮球不咋样，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空中飞人”做了经济学家，不去玩篮球了。我参加过不少经济学家的讲座，他们的开场白通常是“我前天在哪里参加了什么研讨会，昨天在哪里给某某企业做了报告……”总之，不忙得一塌糊涂是停不下来的。他们总是如此之忙，以至于我在台下都替他们和他们的夫人担心：还有没有时间搞搞别的？比如学问呀、娱乐呀……
我所在的那家国有保险公司财大气粗，所以时不时就请些经济学家过来“指导指导”，对于我们提出来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都会很快找到症结所在，并开出治理方子。那“自信心”和“煽动力”，丝毫不亚于陋巷深居中坐诊的老军医，而且连效果也差不多没两样：老病根不但没根除，新毛病又来了，有些还是服药后的并发症。当然，也有服了药方后见好的，但只限于局部，未见全局的，有的还像如下这样的笑话：某人父亲驼背，他听说某地有个名医治这个很了得，于是就把父亲背过去求医。名医在房间里给他父亲背上绑了两块直木板，推到地上，然后跳到身上猛踩。听到他父亲痛苦地哼了几声后，名医叫他进去，说治好了，交钱。他一看，父亲给治死了，就质问名医。名医说，我只管治他的驼背，其它的我不管，快交钱！
以我身在其中的观察，我们公司的症结并不在其它，问题全在于人——我甚至也不认为在时下千夫所指的所有制问题：君不见，同是国有的新加坡企业就搞得风生水起，经济学家所说要努力的方向，如什么“MBO”、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已经这样做的国外企业这些年倒下去的还少吗？
说到人，有些人马上就会说，是呀，我们的福利待遇不行啊，你看看人家的CEO，动不动年薪就上百万。其实，这也是错觉，就拿我们的头来说，虽然明拿的不多，但暗中的补贴，如全免费使用的豪华轿车，及私下可以动用的经费等资源也是难以估量的，加上在这个位置上所得到的社会地位，对绝大多数那些有才华的人的吸引力都不可低估。我说的症结，就是对于每一个级别的人来说，他对属下都有绝对的权威，没有人可以不绝对服从，由此引致上面的考核失灵，成独立王国，但他自己的未来却无制度保障，通常把握在他的上级手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类似封建社会的藩属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层内，他听不到别人的真实意见，只能做自己目光所及的事情，加上未来的不可把握，做短期见效的事情就成了首选，无暇顾及长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公司的毛病就出来了。
对于这点，在公司干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我——一个从公司中层干部干到底层员工的都知道，相信从底层干上去的领导也深明此道，只不过关系到切身利益，所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明说而已。之所以还要请经济学家到公司来指导，主要目的无非是想搞搞“企业文化”，面子上沾些光罢了！
对症下药，才是根治的唯一正确方法，其他一切，只会添乱。
楷模、师表式的道德学家，如孔夫子，我们是需要的，不然社会说不定真的“万世如黑夜”；目光锐利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我们也是需要的，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功莫大焉”。但人类之所以有时产生一个“人云亦云”的道德学家，并不是因为人类并不知“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产生很多“包治百病”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企业不知道该如何经营和管理——身在其中的人，大多并非“不知”，而是“不为”、“不能”也。倒是这些道德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出现，迷惑了某些不知情的人，以为别人还真的不知呢，认为他们开出的是灵丹妙药，却让那些讳疾忌医的人得以将整个社会或企业的病情拖延，以至病入膏肓，终于无法疗治。
其实，他们的出现和活跃，只是因为他们掌握“话语权”的缘故，就像我小时候，因为大和蛮，做了小孩王。我对手下那帮小孩说：我是你爸爸。他们答：是。我跟着说：我是你爷爷。他们也跟着答：是……如此类推，反正能占便宜的角色我全做了，但究竟我是他们的什么，那时我也闹糊涂了。后来长大了，我终于明白：我并不是他们的爸爸，也不是他们的爷爷，只不过是跟他们一起混罢了。
——如此而已。
原载：《智囊》2003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