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之变，向谁问责？
对于倪润峰此番“退休”坊间流传多个版本：有在产权改革上跟政府博弈的“失败说”，有重新出山数年但并没有摆脱长虹颓势的“业绩说”，更有认为是长虹“战略迷途和路线之争”说，更有“60岁大限”之说。尽管观点纷纭，但更多的声音倾注于对倪润峰这位中国家电业一代枭雄，没有分享到象老冤家李东生那样享受大量企业产权而叹腕和鸣不平，为其没有享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激励而呐喊。
笔者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和产权制度改革多年，以笔者观点，当这些类似于倪润峰、赵新先等创业型企业家因改制、业绩、战略等陷入瓶颈，甚或使企业因此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的谢幕而叫好，即使没有让人眩目的激励。在叫好之余，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长虹之变是谁的责任？以笔者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可推卸的：一是倪润峰重新上任后的经营思路和企业战略；另一个则是政府的对企业的干预和政府决策的失误。对于前者，需要进行企业家“问责”，而后者则需要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身角色的“归位”。
企业需要赢利，而能够给企业带来赢利能力的，一个是经营决策，一个是生产的组织协调，两者是资源投入企业获得增值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能力归根究底就是企业家的能力。中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的产权结构导致了其没有承认企业家的能力，也就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价值。目前国家推行的“国有股减持”实际上就是要改变目前这种产权结构的“低效率”，承认人力资本，让企业家的才能和价值的回归。TCL产权改制成功，就是国有资本代表人对李东生等企业家能力的承认，是一种巨大的正激励，产生了“双赢”的结果。此时，公有制的代言人充当的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举起手的赞同和支持”，即国有股份的代言人对企业家才能的“买进”。
当然，倪润峰也同样对长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似乎也当给予其相应的产权激励，政府应该对其企业家能力“买进”。但四川省国资委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布其退休，对倪润峰的企业家能力采取了“卖出”的方式。多数人是不能理解的，但放眼看来，综观8年来长虹发展的历史，我们可能会更加释怀。1999年长虹业绩开始下滑，中间虽有起色，但尤其近几年企业仍然问题重重：海外营销受阻，产业升级乏力，改制一再破灭，应收帐款高居40亿元不下，企业发展徘徊不前。即使行业排名也由电子行业的龙头被排挤在第十名。如果说，产权改革是倪润峰无法左右的，那么其他方面却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在国家开始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制”后，对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却没有进行过多的关注，即企业家的责任该如何追究？自身的能力不能领导企业发展了，不能与时俱进了，可以选择“辞职或者退休”，为什么还要老当益壮呢？由此，倪润峰的“退位”当在情理之中了。政府只有通过引进新的企业家才能，改变这种低效率经济组织，才有可能发挥企业家的火车头作用，带动企业再度飞速向前。显然，倪润峰等人的退出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对旧企业家才能的“卖出”，对新的企业家才能的“买进”。当竞争对手在飞速发展的时候，长虹却只能算得上原地踏步，产权激励还能提得起来吗？毕竟我们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是分享国资的“盛宴”！
其实，在是否要对倪润峰进行产权激励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谁在折腾长虹？四年前政府宣布老倪引退，赵勇上台，四年后再次上演了老倪引退，赵勇上台。用四年的时间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也是当地政府对五年前决定老倪“退居二线”之后的决策的“否定之后的再否定”，然而对于企业来说，五年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企业的产值和利润没有起色，应收帐款急剧膨胀，遭遇反倾销，企业面临着内忧外患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失误”决策所支付出来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企业在这四年“试错”过程中，所支付出来的机会成本（相对TCL的国际化和其企业的经营突飞猛进，相比于海尔进军500强来说）。长虹在停滞！倪润峰2001年复出和今天的“谢幕”，毫无疑问的说，都是当地政府起着主导因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地政府让“老倪”当年的复出，无疑是把长虹的前途“赌”在了这个枭雄之上，而这一赌竟然是四年。我们试想，如果换成另一个企业家上任，而不是倪。那么国资委给予他的时间肯定不会是四年。至于决策的过程我们无法去考证，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该决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没有遵从市场规则，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新旧交替。从这个角度来说，长虹是“冤枉”的，长虹的三万职工是“冤枉”的。他们承担了决策的“失误”而支付的代价，当地政府也要对自身决策的失误而承担责任。从这一点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如何摆正自身的角色，政府如何保证自身决策的正确性，政府如何履行出资人本应该“履行”的角色。企业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培养和推出合适的接班人都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应该说，地方政府和长虹本身都缺乏这样的流程和制度。
倪润峰已经离开，赵勇带着寄托上路。让我祝福长虹继续背负“中国造”的大旗一路坦途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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