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商品化与企业家的创新
●要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企业家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组合单元，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部。企业家要使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引进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就得不断地创新；否则，就被淘汰。
这是价值规律所决定的
既然我们的企业处在商品经济时代，就要无条件地遵循价值规律。那些信息灵、科技成果商品化速度快的企业，就可用其“首创”来决定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从而夺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翻开经济发展史，一种重要的工业产品，从构想、设计、试制、到投入商品化生产，有人统计过，19世纪大约要用70年时间，而今天，只要５至１０年。在日本，８０％以上的商品，市场寿命只能维持３一５年。企业要获得市场的生存权，企业家就得创新。如从废墟上靠借贷５0０美元起家的日本索尼公司创业者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正因为不断推出“世界首次”产品，才使其产品名扬全球。创新，也曾使靠摆菜摊出身的台湾企业家蔡万霖名列世界首富；创新，也同样使具有较强商品经济意识的深圳南方制药厂在国内外药品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壮大。
历史总是以正反方向给人启迪。本世纪初，曾为汽车工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福特先生坐吃“Ｔ”型车老本长达１９年之久。当通用汽车公司用其创新产品“卡迪莱克”、“奥尔兹莫比尔”、“雪佛莱”等汽车提供给人们时，他才如梦初醒，但已失去市场，最终于1982年被族外人组成的专家集团接管。我国有不少企业喜欢步入后尘，害怕创新，看人家有得利产品，一哄而上，结果如何？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惊人的库存，导致企业人不敷出，严重亏本。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在人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权，在商战中自然处于被对挨打的地位。
“难”是过渡时期必然的现象
我国目前正处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不过十几年，在人类历史长河冲只是一瞬间。但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里，我们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对产品经济结构的冲击是严重的，使我国计划经济为主导型的
企业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我们不要指望了短期内就孕育成健全的市场机制、合理的分配方案等等，因为任何生产关系的变革都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忍受过渡时期的各种“阵痛”，包括科技与经济结合难的痛苦。
在过渡时期，要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企业家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其创新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面临更严峻的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涉及到骈技机构、裁汰冗员、规章制度和物质利益分配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要是没有体制创新作保证，其他三项创新也就无从落实。
体制创新要比市场创新具有更大的风险和难度，因为企业家本身随时都有被旧生产关系“无情吞噬”的危险。曾轰动一时的“砸三铁”，因起起危及到企业家人身安全的喋血事件，如今已渐渐地淡冷下来。因为体制创新务必要涉及到旧生产关系遗老遗少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会本能地起来反抗。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企业家对旧生产关系作用力越大，得到的反作用也就越大，遭受的风险也越大。不难理解，科技成果商品化“难”，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
企业家，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瓶颈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实质就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上厂长或经理的未必就是企业家，而是授予的“官衔”；企业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决策者、组织者及经营者。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展成为经济大国，是因为日本国民中有一大批像士光敏夫、松下幸助之、盛田昭夫等这样勇于创新、在创新中敢于冒险和善于冒险的企业家。战后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滞缓？科技和经济结合为何那么难？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苯和懒，而是因为中国国民中缺少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勇气”。当然，这里不能撇开历史的原因。
——建国后，我们推行产品经济模式，执行的是全面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用不着考虑经营，只求抓好生产，根本无需企业家型人才。
——在我国经济中，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地方国营企业，绝大部分仍忙于抓产量报产值，很少去顾及市场。岂不知有产品、有产值、未必有利润。在导入市场经济的今天，尽管他们也时时遭到价值规律无情的鞭挞，但“老本”和“靠山”足够使他们招架一阵，再不行，借“皇粮”。诸如此类，产品经济的种种弊端，无法使企业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很少有人愿为企业的生存去冒个人的风险。
——我国教学工作，重分数、不重能力，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缺乏知识广度，又缺乏驾驭知识的能力。这就很难满足作为一名企业家内在科学性的要求。
——中国这块“古老大地”迄今仍弥漫着浓厚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社会意识；小生产者急功近利，小商人投机心理和嫉贤妒能的行为；一味师古，唯恐变革和惯于“传宗接代”的社会习俗；以权欲意念形成的“可变曲尺”竟成了社会的度量衡。凡此等等，严重地窒息了国民中“企业家勇气”的升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就成了中华大地最稀有的资源，也成为当今中国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瓶颈。
培养一大批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随着产品经济结构逐步解体而生，商品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而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社会正在崛起两种类型的企业家。一种是 “经济——科技”型，有些厂长、经理在激烈断竞争中认识到，商品竞争的实质是企业科技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竞争。于是他们主动与科研院所合作，在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过程中，把自己锤炼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如全国劳模、江苏如东县生物化学总厂石瑞祥厂长就属这类企业家。另一类是科技人员主动去创办、承包企业，把科研成果首先在他们自己的企业里转化为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如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法国农林部专项大奖获得者、“辐射井成井系列”五项专利技术发明人、合肥工业大学的宁远明高级工程师就是属于“科技——经济”型的企业家。但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都必须具备“企业家的勇气”，敢于想新，勇于创新。
中国科技成果商品化不能没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但在我们这块“资源稀有”的国度里，就如何保护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和造就一大批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应列为当前体制改革的主课题。
当企业家的“阳刚之气”盛升于中华大地之时，必定是中国经济全面腾飞之日。
本文完成于1990年2月2日，投给《中国科学报》后，因文中不少观点超前而不合时宜，被暂缓发表，2年后才见诸报端。当时发表后有较大反响，有不少报刊杂志转载和引用。不久前整理文本，偶尔得之，10年后再读本文，颇有感触，今将拙作推荐给企业界同仁，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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