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古老的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创造了震古烁今、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干旱、洪涝、山崩、地震，几乎年年发生；边境纷扰，外族觊觎；权臣、军阀伺机蠢蠢欲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统治的手段是严密而残酷的。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亚洲，权利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帝王眼中，“商”很容易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孟德斯鸠还说：“在君主统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但是贸易的主要目的却是为贸易国获取一切为它的虚骄逸乐和奇思妙想服务的东西。”
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到了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公开地说要“存天理，灭人欲”。
正是在这种复杂、特殊的环境当中，为了维持农业文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专司货物贸易的人，不管是“行商”还是“坐贾”，就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苟延残喘，在社会的等级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不仅如此，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对这些商人也是大加挞伐，什么“无奸不商”，“见利忘义”，什么“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到了毛泽东时代，因为特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基础，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会的底层。四处游走的商人同样被视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庄严的刑法甚至专为之设定了一个罪名“投机倒把罪”，违反者要严惩不贷。
西方心理学家与社会行为学家认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残，可以被强力压制，但是却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相反，压抑越深，反弹力越大。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市场经济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们社会的神圣殿堂。一时间，被打压了几千年的商潮如黄河决堤，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仿佛一夜之间，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为这个古老帝国的新贵，登高望远，把酒临风，何等喜气洋洋、畅快淋漓！过去人憎鬼厌、“狗不理”的商人们，成了备受民众和媒体追捧的明星，鲜花、掌声、闪光灯此起彼伏。名牌美服，周吴郑王；香车宝马，丽人环绕；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可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最多）。
广东的老板们90%以上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或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妹姐弟众多，初中高中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是文盲。他们可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说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所以最具冒险精神和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和资本。
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和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让他们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和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和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和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这样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他们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是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今天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