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五大经典“死法”
强势变成平庸，平庸拼搏强势，这就是市场中永远的游戏规则。然而在近些年的中国，既出现了一夜暴富的“明星”，也不乏因“非正常原因”迅速坠落的“流星”。从早些时候的周正毅、仰融，到后来的张海，再到现在的“资本之神”顾雏军，几年再回首，《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俨然成了一些富豪的“追魂榜”。沉浮中的“问题”富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环境下经济发展的缩影。他们曾经的辉煌和败落，似乎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们在财富排行中迅速消失的呢？记者采访调查后发现了五个最主要的原因。
多元化泥淖
专家分析，在富豪的财富蒸发故事中，多元化往往扮演着一个致命杀手的角色。一位企业家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应该选择主业已经能够在市场上称强甚至称霸的时候拓展，而该富豪在市场上还没有站稳脚跟就仓促上阵。
在内地其他省市，由于深陷多元化泥淖而导致企业崩盘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德隆，其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德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事实上，多元化之路并非不能走，而需要根据企业实际状况谨慎行事。否则，将成为财富蒸发的“最直接渠道”。
股市作弊现形
中国的争议富豪显然“充分”利用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不完整性或缺陷，采取股市诈骗的手段，东窗事发则财富一泻千里。
仰融，老谋深算地通过华晨控股客车、资本运作使国有资本私有化，涉案财富70亿元；周正毅，通过农凯集团虚报资本并操纵证券交易，涉案财富31亿元；钱永伟，操纵新万泰香港夸大盈利、蒙混上市，等等。
富豪们“玩弄”股市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财务造假，制造企业经营假象后上市圈钱。步骤大致可分为炒作概念－财务造假－上市。通常炒作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正是有了种种光环，才得以一步步前进，但问题一旦被揭露，股价即刻崩盘，一泻千里。
另一种是借壳上市，通常是与巨额的银行骗贷联系在一起，在成功使财富虚增之后，通过并购交易把自己的业务或资产并入到一家已经上市的企业中，并在并购后的头年制造“辉煌业绩”的假象，在资本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
金融诈骗败露
代表人物是名列“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曾经被财经界惊呼为“黑马富豪”的荷兰籍华人杨斌。2003年6月，在对杨斌的6项指控中，仅伪造金融票证一项，涉案的数额就高达17亿元人民币。
陈克恩的神龙集团是又一个典型金融诈骗的例子。集团高层曾向员工授意说：“不要做什么贸易，就给我专心贷款融资好了。每个员工只要从银行贷到款，就给3％－5％的奖励。”神龙集团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贷款，而且整个集团在福建的所有资产都被法院冻结或者查封，已经没有任何资产可用来抵押贷款了。
金融骗贷通常与房地产结合在一起，如通过勾画圈地蓝图－落实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拿到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批文－以承建单位资金铺垫－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完成收益周期。或者是虚增资产，以“滚雪球”的形式达到暴富。如买进一块地皮－以高于原价评估抵押贷款-再买进地皮－再抵押贷款－以“滚雪球”的形式使资产剧增，期间配合各种声势炒作，从而骗取更巨额的贷款，然后进行资本运作，一旦资金链断裂，财富便如雪崩。挪用巨资事发
去年9月16日，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被逮捕。对于今年年初才荣登“胡润资本控制50强”第一人的顾雏军来说，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步第一届榜首德隆唐氏兄弟的后尘。
随着顾雏军的被捕，近来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创维黄宏生案、金正万平案、科龙顾雏军案，最终都走上了被惩罚的道路。
包括顾雏军事件在内，不少类似的富豪落马尽管情况比较复杂，但是，作为民营企业家，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对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民营企业而言，“发展为王”与“治理为本”并重更加重要。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所言，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的控制人往往拥有多个企业，更容易通过关联交易，来操纵利益和掩盖实情。而且大民营企业践踏公司治理规则，会大面积地造成小股东、债权人、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成也官商勾结败也官商勾结
曾在2001年进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的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于2003年9月被捕。有消息说，周正毅案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为其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的危机。
据报道，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规划开发面积63万平方米。周不仅能在该项目中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还获得一系列的支出优惠，节省资金成本一举超过数亿元。
周正毅经营房地产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报道，周正毅玩得最多的其实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周非法获得大量地产项目，然后以此抵押贷款，再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在沪港两地之间又涉嫌外汇非法流出。由此，成立仅5年的农凯集团，才能由5亿元的资产迅速膨胀到2003年初的200多亿元。
事实上，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地看到类似周正毅案中之“腐败官员＋金融犯罪＋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犯罪组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负责人仲大军认为：“中国改革20年来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私有化进程，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结这种非法的寻租行为，使非常多的官员捞到好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捞到好处。”“这些民营企业家连连出事正显示出他们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们自身因素与制度缺陷双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要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
经济学者巴曙松指出，中国富豪分布最集中的行业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政府的管制造成了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在这些行业出现问题富豪的概率也越高。“只要政府管制还广泛存在，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那么，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支付这些租金，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
“问题富豪”：转型体制的照妖镜
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问题富豪”的出现具有标本意义，显示出中国社会制度的正反双向演变。从“问题富豪”聚敛的“黑金”数额上看，仅排名在前50名者的资产总额已近700亿，相当于一个省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像一个劣质、起反作用力的杠杆，大到如此份儿上，对某些地方经济社会的操纵力可想而知。此外，“问题富豪”狂吞国有资产和公共财富的手段极其毒辣。
违法违规视为常事，偷税漏税不在话下。如被称为“蚁王”的广州“走私大王”郑洪钧，纠集数百只走私“蚂蚁”疯狂走私柴油，走私额高达14亿元，渔船、运沙船、飞机仔、地下油管油罐、专业油库……其专业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令人触目的是，“问题富豪”拥有的几乎全是“权贵资本”。没有一个能与官场绝缘，其中多半是官员或者其嫡亲，有的是染指官场的黑恶势力。他们发财的秘诀是权钱置换，因此发家暴富速度和陨落速度同样惊人。像成克杰、马向东这些官场“老板”，同时又是身为亿万、千万的富豪，他们主政的地方，某些领域的公共权力也呈现出可怕的市场化和涉黑化。
他们用权力这只“草船”借到“金箭”后，还要进一步稳固手中权力，觊觎更高的权力，把更多官员拉入“腐败同盟”，以保证腐败手段隐蔽化，达到安全与合法化的目标。因此只要有“问题富豪”浮出水面的地方，都有大批官员栽进去，都会造成官风败坏、世风堕落的后果。除了经济方面捅出的大窟窿，它给一个地方造成的政治地震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使这些地方在修补地方形象、官员作风和人际关系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见，“问题富豪”的价值，就是他们用不规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体制漏洞，政策缺失和市场空间，而付出的成本是权力的寻租、法律的尊严、社会财富的转移和消耗、社会心理的失衡，以及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投入远远大于产出，整个社会所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