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避税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随着国家税制的完善和征税的正规化，我们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减轻企业负担，“合理避税”在实施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合理避税”又称“税收筹划”。它来源于1935年英国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当时参与此案的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对税收筹划作了这样的表述：“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如果依据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缴税，那就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收。”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税收筹划的规范化定义得以逐步形成，即“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取得节税(Tax Savings)的经济利益。”这一定义表明税收筹划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合法性表示税收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业务，属逃税行为。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纳税义务人要依法缴税，税务机关也要依法征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实中，企业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常常有多种税收负担高低不一的纳税方案可以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决策选择来降低税收负担、增加利润，税收筹划成为可能。
二是筹划性
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企业交易行为发生后，才缴纳流转税；收益实现或分配后，才缴纳所得税；财产取得之后，才交纳财产税，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纳税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另外，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税收规定则是有针对性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不同，税收待遇也往往不同，这就向纳税人表明可以选择较低的税负决策。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额已经确定再去图谋少缴税，就不是税收筹划，而是偷逃税收了。
三是目的性
表示要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选择低税负。低税负意味着低税收成本，意味着高资本回收率；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有别于违反税法规定的欠税行为)。纳税期限的推后，也许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如避免高边际税率)，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不管哪一种，其结果都是税收支付的节约，即节税(Tax Savings)。从税收筹划的起源和定义可以看出，税收筹划不仅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方式，更是企业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这也正是税收筹划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普及的根本原因所在。总之，税收筹划是在经营中寻求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意图的最佳结合点，成功的税收筹划往往既能使经营者承担的税收负担最轻，又可以使政府赋予税收法规中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即使站在政府宏观调控(比如产业政策等)的立场看，税收筹划活动也是应该鼓励，至少是不可禁止的。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存在的。这种客观条件在目前看来至少包括政府依法治税的水平和税法变动情况两类因素。
首先依法治税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税收筹划是以现行税制为基础的，如果某一地区的实际税收经营不是以现行税法为依据，而是以其他类似收入指标的因素为依据，那么进行税收筹划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前提条件已经消失，这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由于税法作为一种法律既有稳定性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变动性，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应该时刻关注税法的变化。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税法调整较为频繁的现阶段，此点尤应重视，因为税法一旦调整，税收筹划的依据可能消失或改变，筹划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与当初进行筹划的预期相反。换言之，企业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应当重视税法的变化、调整，据此相应调整税收筹划的策略和方法。任何一个税法的调整，其内容本身就可能是新的税收筹划的基础，但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因地制宜地运用税收筹划手段，来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
“合理避税”又称“税收筹划”。它来源于1935年英国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当时参与此案的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对税收筹划作了这样的表述：“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如果依据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缴税，那就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收。”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税收筹划的规范化定义得以逐步形成，即“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取得节税(Tax Savings)的经济利益。”这一定义表明税收筹划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合法性表示税收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业务，属逃税行为。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纳税义务人要依法缴税，税务机关也要依法征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实中，企业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常常有多种税收负担高低不一的纳税方案可以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决策选择来降低税收负担、增加利润，税收筹划成为可能。
二是筹划性
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企业交易行为发生后，才缴纳流转税；收益实现或分配后，才缴纳所得税；财产取得之后，才交纳财产税，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纳税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另外，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税收规定则是有针对性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不同，税收待遇也往往不同，这就向纳税人表明可以选择较低的税负决策。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额已经确定再去图谋少缴税，就不是税收筹划，而是偷逃税收了。
三是目的性
表示要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选择低税负。低税负意味着低税收成本，意味着高资本回收率；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有别于违反税法规定的欠税行为)。纳税期限的推后，也许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如避免高边际税率)，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不管哪一种，其结果都是税收支付的节约，即节税(Tax Savings)。从税收筹划的起源和定义可以看出，税收筹划不仅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方式，更是企业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这也正是税收筹划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普及的根本原因所在。总之，税收筹划是在经营中寻求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意图的最佳结合点，成功的税收筹划往往既能使经营者承担的税收负担最轻，又可以使政府赋予税收法规中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即使站在政府宏观调控(比如产业政策等)的立场看，税收筹划活动也是应该鼓励，至少是不可禁止的。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存在的。这种客观条件在目前看来至少包括政府依法治税的水平和税法变动情况两类因素。
首先依法治税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税收筹划是以现行税制为基础的，如果某一地区的实际税收经营不是以现行税法为依据，而是以其他类似收入指标的因素为依据，那么进行税收筹划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前提条件已经消失，这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由于税法作为一种法律既有稳定性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变动性，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应该时刻关注税法的变化。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税法调整较为频繁的现阶段，此点尤应重视，因为税法一旦调整，税收筹划的依据可能消失或改变，筹划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与当初进行筹划的预期相反。换言之，企业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应当重视税法的变化、调整，据此相应调整税收筹划的策略和方法。任何一个税法的调整，其内容本身就可能是新的税收筹划的基础，但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因地制宜地运用税收筹划手段，来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