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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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