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富婆签下“吝啬”协议
她是一个传奇女人：10岁时要饭被火车碾断右腿；10多年来白手起家打拼成数千万元身价，拥有一个餐饮娱乐城、一个牛肉生产基地和一个重庆周边最大的猪牛肉食品加工厂；小学毕业的她却聘请了北大高材生担任总经理；为让子女自食其力，她和子女签定不继承财产协议书；去年春节几个子女被她“撵”上街去檫皮鞋……
此事一出，社会各界的看法褒贬不一，一年多过去了，她们的现状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冉敬芳对孩子的教育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今年暑假期间，她家变成了一个“教育基地”，很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和一些机关里从事行政工作的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家，和冉敬芳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他们希望在这个大集体的影响下，这些孩子逐渐改掉了懒惰、挑食的毛病，养成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
本刊特约记者 赖波
事件
千万富婆签下“吝啬”协议
故事主人翁叫冉敬芳，一个39岁的残疾女人。
今年7月初，在四川广安，显得极其低调的冉敬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右腿几乎没有了、惟一的一只左脚着地，倚在假肢上，她向记者出示了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家庭协议”。
协议用蓝黑墨水写在一张纸上，上面有冉敬芳和5个孩子的签名。协议的内容有以下五条：1、五个子女读书，如果谁愿意读书以及深造，父母必须全力支持。2、五个子女中，如果谁自动放弃读书，就必须投入社会就业，未满16周岁的必须在家参加劳动，家长不做任何经济上的援助。3、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4、五个子女将来交男女朋友时，必须先出示此家庭协议给对方看，表明自己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的权利。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5、父母的财产以及遗产只能由父母支配，任何子女没有权利过问以及干涉。
这个协议的诞生，其实有一个较长的过程。2003年4月份，冉敬芳就向5个孩子提出了协议内容，几个孩子一直没有同意。经过近两个月的磨合后，在大女儿张敏的带动下，其他4人才基本同意。
2003年7月12日晚上，冉敬芳宣布明天全家出发，到500多公里外的她干爹杨道家召开家庭会议。13日下午，他们全家经过6小时的颠簸，来到了杨爷爷家。
杨爷爷是位老教育工作者，冉敬芳特意请他来做协议家庭会议的见证人。记得第一次和杨爷爷说这件事时，他也不理解，后来冉敬芳多次与他沟通，告诉自己的理由，杨爷爷才同意当这个证人。
13日晚上，冉敬芳郑重地拿出一式7份家庭协议，和孩子们一起拿起笔，郑重地在上面签下各自的名字。
冉敬芳告诉记者：“这个协议，是经过几次家庭会议，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5个子女反复磋商后达成的，我曾经联系了公证处，本来准备公证，公证处说由孩子没有达到成年人的年龄标准，不能公证，只好等两年最小的孩子满了16岁再去公证了。”
当事人
“吝啬”母亲冉敬芳：目的是培养子女自食其力
去年暑假，冉敬芳的养殖场里，多了几个特殊的打工仔，他们就是她的5个孩子。从养殖场大门进到牛圈的50来米，需要修一条路，开始的时候，冉敬芳准备承包给几个工人，要花2000来元，后来在大女儿的劝说下，她承包给了5个孩子。挖路基、夯路面、铺石板……一直忙了17天，几个孩子终于将这条路修成了。凭自己的劳动，挣到了一笔工钱。整个暑假，他们都在母亲的养殖场打工，工资跟外面雇佣的工人一样，每天按时考勤，迟到、早退或者工作失误照样扣钱。
采访中，冉敬芳多次强调，等小儿子满了16周岁，就将“家庭协议”拿去公证。她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个女人，只有小学文化，又只有一只脚，做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的。现在好多学生，在学校吃好的，穿名牌，好逸恶劳，我很看不惯。签定这样的家庭协议，我就是要培养子女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一只脚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好脚好手的，为什么不能？我的目的，是让我的娃娃们不能丢了我那种生活的精神！”
根据“家庭协议”，“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记者和冉敬芳有这样一段对话：
“如果孩子们将来做生意，要向你贷款，你贷给他们吗？”
“我不会贷给他们。”
“为什么呢？”
“有几个好处，要增加他的思想压力，因为我贷了这么多款，我要还，是银行的，要是不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孩子跟我借了钱，我贷给他，他可以不还，儿女用父母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用的。压力就不那么大？”
协议签定以后，冉敬芳为了培养孩子的计划性，使他们学会量财而用，通过考察核算，把女儿张兰英和蒋丽的生活费从每月500元降到了300元，这包括她们在学校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还有每月回家的车钱。这个标准比普通家庭的同学还低，而班里花销厉害的同学每月大约要800元。
2004年，冉敬芳的大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开学的时候，她一起去了北京，除了送女儿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实地考察女儿的花销，好制定标准。几天校内外考察后，她给大女儿制定的标准是每月500元的生活费。这500元是这样分配的，每天10元的伙食费，一个月就是300元左右，100元的电话费及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另100元可以买书或者请朋友消费。
对自己财产以后怎么处理，冉敬芳说，将用来回馈社会，资助残疾人事业。她说，自己是残疾人，一只脚上山割过牛草，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20年来一只脚起早贪黑地做生意，备尝了残疾人的艰辛。她准备将更多的关爱，投向残疾人事业，计划今年在自己的几个公司内，将残疾员工的比例扩大到40%，“尽量给他们一个能吃上饭的机会。”
委屈儿女：最终接受母亲的做法
冉敬芳自己有3个孩子，离婚再婚时丈夫又带来了2个孩子。身家数千万元的她，却要求子女签定“不继承”的家庭协议，子女们怎样看？能够理解吗？记者采访了她的几个孩子。
大女儿张敏今年21岁，去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文静、内向的她告诉记者，当时家里商量这件事时，自己也没有当真，后来连续讨论了几次，自己才当真。在四川某武警部队当兵的儿子蒋军说：“当时我觉得是开玩笑的吧。”二女儿张兰英当时“难以置信”，小女儿蒋丽“有点想不到”。
等他们冷静下来，明白妈妈不是“开玩笑”的以后，5个孩子就拒绝签字。反应最强烈的是冉敬芳的三个亲生孩子——张敏、张兰英和张远洋。20岁的大女儿张敏对签协议最感委屈：“妈妈做生意时我跟着她吃了许多苦，4岁时我就帮着妈妈淘米、洗菜、洗衣服。14岁时，重庆暴雨，妈妈的牛皮被水泡烂，家里赔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出平时存下的零花钱去买米、买菜，记得当时妈妈动情地说以后一定要让我们3个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而15岁的小儿子张远洋从小觉得反正妈妈有钱，可以花高价读好学校，干想干的工作。没想到妈妈设了个财产不继承协议，把他的美梦完全击碎了。
张敏说，春节发生了一件事，自己才理解母亲的苦衷：今年春节的时候，母亲给5个孩子安排了一件事，自己去挣压岁钱。“由于在广安这地方没有什么挣钱的途径，最后在母亲的提示下，我们和另外3个孩子就在母亲的娱乐城楼下，摆了摊子擦皮鞋，先前买的鞋油、鞋刷等的钱，还是向母亲借的，大年初一到初二擦了2天，还了借母亲的本钱，我们5个小孩每人分了23.5元。”
张兰英说：“第一次擦皮鞋的时候，抓着人的脚，有一点不好意思，还有点儿委屈。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是花钱从妈妈的饭店里面买的盒饭，最便宜的那种，1元5角，就白饭和咸菜。我们5个孩子当时就站在吧台、收银台那里吃，妈妈坐在我们旁边1米远的地方，吃的是鲫鱼和海鲜。我们看得到她，她也看得到我们，他们在那边吃得特别的好，我们吃得特别差，心里特别委屈，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流到了饭里面。”
擦皮鞋事件后，孩子们开始理解冉敬芳。张兰英说：“妈是有钱，但她一个残疾女人，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她的辛苦外人是无法理解和体会到的。我很佩服我妈。虽然她文化不高，但她的毅力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我们5姐弟做事情的意志，恐怕永远也达不到母亲的程度。”她表示，自己长大后不会依靠母亲，将自食其力。张敏也表示，大学毕业以后，将靠自己的劳动挣钱，不会依附母亲。
声音
市民看法 称赞、怀疑、否定，褒贬不一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父母供养子女、为子女忙碌奔波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小时候要供子女读书，长大了要操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处处少不了经济上的支持，比如结婚买房、带孩子等等。
对冉敬芳的做法，为人父母的市民们的看法则是褒贬不一。
彭先生说：“对我们来说，一直的观念里都是为儿女挣钱，一切的奋斗还是为了儿女，一生就是为儿为女忙碌。我不理解冉敬芳这个人，我太接受不了她这个思想了。中国大概没有很多像她这样的人，这种想法太少太少了。”
严女士说，她对冉敬芳十分佩服，“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各种农活我都做过。一个只有一只脚的残疾女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挣下几千万元的资产，非常了不起。我最佩服的还是她对子女的教育方法，用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意志去教育孩子，只要她的孩子学到了她的意志，那将是孩子一辈子的财富。”她专门把登有冉敬芳报道的报纸拿给儿子看，还想把儿子送到冉敬芳的养殖场打工半个月，“不要工资也可以”。
一个孩子的母亲说：“冉敬芳与孩子签订《不继承财产协议》，让孩子走上街头体验生活，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面对人生的能力，是每一位有见识的母亲应做的工作。一个母亲，她最大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是为社会创造的最重要的财富。“
专家呼吁 富人教子更应有“危机意识”
四川教育学院教授李太斌认为，中国的富人们有钱之后就希望孩子不要再吃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对孩子有求必应、百般迁就，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孩子骄纵、任性、为所欲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中国人的观念是“再穷不能穷孩子”，而西方人崇尚“再富不能富孩子”，西方富翁们意识到让孩子拥有一种天生的金钱优越感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通常只给孩子很少的零用钱，并鼓励孩子自己去打工挣钱，由此让孩子明白：金钱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价值的财富要靠自身的努力去积累，积累财富的过程或许比财富本身更有价值。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原先打算给自己的孩子留下1亿美元，1999年8月修改遗嘱，改为每人留下1000万美元。
他这样做，是出于几方面的担忧。一是担心留下的财产或留下较多的财产，会成为助长孩子依赖的拐杖。二是担心孩子的品行能否驾驭得了这些钱财。
“初看起来，冉敬芳的做法似乎不近人情，对孩子太苛刻了。其实，冉敬芳是清醒的，为了防止孩子成为好逸恶劳的人，其良苦用心实在令人称道。冉敬芳与5 个子女签下 ‘ 不继承 ’遗产协议，表明中国的富翁觉醒了，开始考虑财富的处置了，这种选择体现了社会的一种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