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中国经济备忘录
中海油并购尤尼科之战
2005年8月2日，中海油正式宣布退出这场总金额达185亿多美元的收购战。从年初1月始延续至8月底的这场漫长的跨国婚约，最终以胜利者雪佛龙低调拜访中海油以谋求天然气领域的合作——这样令人不解的情节戏剧性收场。
国人感叹：商业毕竟是商业，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海油的傅成玉被比喻为一个失意的真心英雄，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对2005年中国激进的海外能源战略的一个合理注解。
这一年，中国的能源供给从单纯石油安全的高度升级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央甚至搁置下对垄断的石油业体制大动手术的计划，开始关注国有巨头匆匆走出去的步伐。
然而感叹之余，也不由得让人费解：既然是商业问题，为何引发两国政府人士之间的唇枪舌剑，中国对能源的需求真的让世界感到颤栗了吗？
对于中石油来说，这也许不成为问题。在中海油折戟的20天后，它成功地将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收入囊中，创造了41.8亿美元的中国企业最大海外收购案。一个月后，它又联手中石化再度出击，截获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价值14.2亿美元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
三巨头的迥异遭遇，实际上折射出国际上对中国能源扩张的复杂心态。正如一位美国能源专家所指出的，中国供给了世界原油的价格，却不可能同时贡献出份额。
天津滨海开发区获批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月下旬，天津就申请了第二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正等待国家批准。而10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建议》首次在国家战略里将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相提并论。
上天从来不掉馅饼的。1994年3月，天津市提出用10年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并将新区定位于“中国北方的浦东”。在11年自主建设的过程中，天津市一直试图向中央“讨要”一顶和浦东一样的“国家级新区”的帽子。
“为什么外商花10年时间把投资重心从珠三角转移到了长三角，却下马落鞍自此不北上了呢？”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者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
在他们看来，上世纪80年代深圳率先改革，带动珠三角；90年代浦东率先开发，带动长三角；新世纪前10年，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进入“国家战略”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下一轮区域看点，或许就是看滨海新区如何带动环渤海的跨越发展了。
虽然天津有着良好的金融基础和工业基础，并且在2005年初，滨海新区的工业产值已超过浦东，但这顶“帽子”始终没有要来，而北京首都近在咫尺所带来的阴影却一直存在着，压得天津翻不了身。
与此同时，作为东北大开发的前沿阵地，目前北方地区的体制和机制都不如南方活，市场发育也不比南方，吸引投资方面自然略逊一筹，天津也不例外，因此滨海新区成为打破这一体制的希望点。
按照滨海新区人的想法，这里是天津作为地方政府自费发展的产物，是在政策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只是希望获得“追认”，这究竟是复归旧体制还是一种思维创新，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了。
联想以及上汽的意义
相比石油业的征途波折，“made in china”的全球化道路要来得顺当一些，胡茂元领军的上汽集团在“收购”英国老牌汽车厂商罗孚的过程中，甚至用了些许计谋。
2005年4月7日，随着英国政府宣布罗孚进入破产程序，这个“英国病人”终于放弃了被上汽整体收购的梦想。由于上汽曾与罗孚汽车达成6700万英镑的交易，有权反对罗孚汽车资产及其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知识产权的出售，这让上汽在收购一案中占尽了主动权。
在此之后，罗孚寻求其他买家的想法卡在了知识产权上，而其接管方普华永道出售资产的努力也冰释玉熔于此，最终上汽在罗孚破产之后宣布“放弃对罗孚业务的全部或部分收购”，只“保留对破产后罗孚进行资产处置的可能”，成功地实现“择优选取”而不“背包袱”的战略。
与其类似而不相同的是，联想收购ibm的pc事业部却引来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层层审查，当然，联想的高科技企业性质为它赢得了信任从而顺利合并成功；更重要的是，联想搭上了全球制造业重心转移和ibm战略变化的顺风车。
此后通过一定的会计手段和行业惯例，合并后的联想成功地实现了一年盈利的奇迹，但事实上，好大喜功不应该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时应该具有的特点，在这方面，中国的服装制造业可以引为镜鉴。
千万不要以为联想、上汽走在前面，中国企业就可以从此在走出去的战略下顺风顺水了。温州哈衫的王建平在去年收购意大利鞋业知名品牌威尔逊公司之后，变得更加低调了。灰色清关加上烧鞋事件频发，令他的海外投资旅程倍感艰辛。他需要国家出面来理顺一些海外关系，可他不知道找谁，因为中国的外交资源似乎历来只为大型国企开放。
顾雏军事件
2003年7月，时任科龙董事局主席的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不要把运气不好的人当骗子。”
恰好两年之后——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被拘，羁押在广东顺德市看守所，运气很不好的他开始被媒体称为“国有资产的骗子”。
最初因传播自己在学术上引起争议的顾氏制冷理论而踏入商界的顾雏军，在短短5年时间里，通过格林柯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制冷厂和资本市场完美故事的演绎，假借种种财务做账手法和资本整合方式，迅速而悄然地收购了5家名牌国企——包括4家上市公司，侵占了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利益，为自己积累财富。
也许是因为资金链出了问题，或是假账做得不够好，科龙电器发布2004年度财报时，竟然将前三季度2.15亿元的利润总额和第四季度2.79亿元的巨亏放在了一起，这一明显的漏洞很快令证监会下了立案调查的决心。
当“整合国企、整合产业链”成为在资本市场上“整合资本”的借口之时，商业逻辑便不复存在了，风险便紧随其至。
当然，如果把顾雏军和德隆放在一起，他肯定会很不满意。早在去年年底，他就托媒体带话：“我不是资本运作高手，我也不会资本运作……我们和德隆系不是一回事”。然而，仅仅过了半年，这句话就露出了背面。
厉股份开始“转战”农村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有“厉股份”之称，而这个称号背后的中国资本市场，与城市经济密不可分。做了近20年的“厉股份”之后，这位备受世人争议的老者向农村出发了。
在即将过去的2005年中，走访了10多个省的农村，发现了三大新现象：新型合作化、科技特派员制度以及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三者就是所谓劳动入股、技术入股以及资本入股的农村自发版本。
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关注新农村建设自然有其背后的深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位列中共中央对未来5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的条文，在毛泽东时代它就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据说在这一提法酝酿过程中，中央曾派考察团到拉美考察城市化问题，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这些专家们回来后形成了“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和“关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两份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我国奉行的是“以农补工”的政策，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效应，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人为的贫富差距。现在，反哺的时候到了。为此，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趋向。
这一政策的转向，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几十年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城市又回到了农村。
期铜交易事件
2005年9月，刘其兵动用各种市场渠道——包括一些具备参与海外衍生产品交易的大型国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开出近20万吨的卖出期货合约，国际铜价受对冲基金推动异常上涨，所有这些的后果是：12月21日，国储局将面临着合约到期日低卖出上万吨储备铜再高价补仓所造成的损失。
刘其兵和陈久霖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后者是航母级央企——中航油的前总裁，而前者充其量仅仅是国储局的一个小小的交易员，负责海外期货的操盘手。然而，他们却对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抱有共同狂热的兴趣，这也将成为两人面临类似结局的唯一见证。
高风险并不一定总出现在金融资本领域，即使是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所谓的经常项目里面也往往潜伏着危险，而这种被政策和制度本身所隐藏着的系统风险更为可怕。今年1月因巨亏10亿而被曝光的中储棉，其总经理雷香菊便是败倒在通常认为是拥有政策屏障的进出口上——作为一家肩负着调节棉花余缺、平衡市场供求职能的政策性公司，中储棉却在2003年年底，利用手里掌握的配额进口了几十万吨以经营性为目的的商品棉，打算加价后卖给国内棉纺企业牟取暴利。
然而，雷香菊却输给了国家2004年的宏观调控，随着配额的增加和信贷的控制，中储棉不堪重负，损失惨重。
按照媒体的评价：作为政策性公司的中储棉公司，它参与了一场不属于它的游戏。其实，中航油和国储局又何尝不是呢？
尽管对于刘本人进行期货交易是否获得国储局授权还存在疑问，但10年前巴林银行由于一个交易员而宣告破产的教训远在天边，中航油国际“炒油”巨亏5.5亿美元的事实近在眼前，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中直系统其风险内控的薄弱程度值得担忧。
建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05年10月27日，香港联交所。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行，率先实现海外上市。
这意味着，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国有银行的改革，终于有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典例，而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背水一战”也被赋予了具有路径价值的实质内容。
自2003年底，国务院注册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到次年元月汇金宣布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再到今年4月财政部注资工商银行，国家帮助四大国有银行完成了改制的第一步。
此后，随着皇家苏格兰银行和美洲银行的频频光顾，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然而，在此期间却不时可以听到关于“国有银行被贱卖”的声音。业界的看法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参照系，银行的股权交易与未来上市流通后势必存在的价格差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起来，而到了上市确定发行价时才有了比较。但按照盈利预期，战略投资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占了大便宜。
对此，11月28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首度直接回应“贱卖论”，而在此之前，央行副行长苏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都作了类似回应。
事实上，否定“贱卖论”只是一个由头和现象，如此众多的国内金融巨头和监管当局集体出面澄清，其原因还在于要为银行改革的当下路径提供坚实的声援，“这个时候是最不允许打退堂鼓的，因为已经没有后路”。
中瑞进入“赖账黑名单”
因房地产项目融资搁浅而日渐式微的中瑞财团，显然已经不是媒体当下关注的焦点了，但这一温州军团的航母级领队仍在执著地寻找着方向。
2005年11月29日，温州市国土局的消息称，中瑞财团下属子公司——中瑞温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中瑞-曼哈顿”项目至今仍拖欠政府近7.6亿元地价款，这使其高居“赖账黑名单”榜首。
一直以来，虽然伴随着体内强烈的资本冲动，温州的产业始终找不着升级的出路，尾随而来的地下金融泛滥也让监管层伤透了脑筋，特别是当资本遇到房地产这一“烫手山芋”之后，“温州炒房团”开始成为被外地购房人所唾弃的称谓，温州人的名声一泻千里，温州人的创富合理性被反高房价的国人情绪击中了。
中瑞也难辞其咎，此前它以15.09亿余元的价格获得该地块开发权时，刷新了温州国有土地出让的成交价纪录。然而如今，中瑞却遭遇到面世以来首次公开的“滑铁卢事件”。
至此，温州资本在中国各个城市众多产业之间的游走——至少在人们的舆论中——被划下了休止符，“温州神话”被打破了。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个被“妖魔化”的温州将会始终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说出吉化爆炸的秘密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旗下的吉林石化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泄漏的化学物品在松花江中形成了长达数公里的污染带，导致中下游的哈尔滨市不得已停水4天。然而，面对事实，吉化公司却拒不承认这是爆炸所致，直到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公告称：事故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苯、苯胺和硝基苯等有机物，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吉化应付主责。
如果说去年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中，马富才的辞职所表现出来的部分责任感，代表了一种成熟的企业观的话，那么它不会没有理由把这种观念延续下去，但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另一番情景。
更为隐秘的是，据说吉化自建厂始，就因为排污而导致松花江水质逐年下降，其最早的严重污染甚至可追溯至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事实上，此前的苏丹红、特富龙以及光明奶事件，人们或多或少领教过企业说谎的招数，面对自己造成的社会危害，国内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或许还没有养成处理危机公关的习惯和制度。
更重要的是，作为裁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方政府，在企业为危害说谎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知道，当说出真相是要以改变地方经济增长的利益结构和产业集群为代价时，即使是所谓“开发区职业病”这类的小问题，苏州工业园的主管领导也要慎重考虑是否应该发布以及何时发布。
来源：世界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