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真我”张朝阳低调回归
今年11月1日是张朝阳回国十周年纪念日，而我们对他的采访也恰在这一天进行。张朝阳喜欢唱卡拉ok，一定很熟悉那首歌——《十年》。十年之前，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十年之后，许多人在谈论他，而他也习惯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1964年出生于西安市；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张朝阳曾被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全球“明日领袖”之一，也曾被授予“年度杰出经理人奖”。
在张朝阳的经历中，有一个数字反复出现——10，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他回到中国也已十年。当人生在不经意间走过一个个十年后，许多人会有岁月催人老的伤感。但眼前的张朝阳，穿着休闲西装、橘色衬衣和牛仔裤，不时用手捋发，随意变换坐姿，不像人到中年的数字英雄，倒像极了一个厌倦镁光灯、渴望平淡的摇滚青年。
我是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人物
与以往的高调曝光不同，最近张朝阳故意将自己“藏”了起来。但当我们提出纪念回国十周年的采访由头时，张朝阳打破了近来的沉默。回国，为数不多的能触动他的话题。
记者：您还能回想起回国时的情景吗？
张朝阳：当时为了回国，我有两天没睡觉，需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收拾行装、整理文件、封掉银行账号……恍恍惚惚地，我就回到了北京。那时我住在一个朋友家，连睡了好几天，因为觉得很累，也因为回国后，某种焦虑消失了。
记者：那是一种怎样的焦虑？
张朝阳：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焦虑。在美国，如果没了工作，一个月的房租你都交不起；每月都会有一大堆账单等着你付钱；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壁，没人帮你。但在中国，找个朋友家就能住下，十块钱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大不了我回西安去。毕竟根在这里，你会觉得特别踏实。
记者：您为什么会特别在意回国纪念日？
张朝阳：我的生日是10月31日，回国日期是11月1日。1995年7月，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中国事务联络官，协助安排了校长的访华活动。当时在北大，陈章良负责接待工作，那时他刚被提升为副校长。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我把回国日期定在了我生日那天。我告诉自己，不能在美国这么耗着了，我必须要在下一个生日到来前脱颖而出。
记者：这成了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
张朝阳：在我回国前，没有人真正在做互联网。亚信在做，但只局限于基础层面；瀛海威在做，但付费方式提供的只是一种信息服务。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回国后，我做到了这一点——推出了搜狐和导航服务。当时王志东在做一个论坛，丁磊在南方电信做职员，几路大军尚在萌动中时，我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
我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张朝阳是个奇迹。尽管时有争议，但却挡不住他一火就是八年，甚至更长久。面对争议，张朝阳一笑置之，似乎外界种种已不能带动他的喜怒哀乐。他自信，甚至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记者：您认为自己是成功者吗？
张朝阳：如果从搜狐来定义我的成功，我的确算是成功者。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拥有非常大的用户量，一年的销售额在一亿美元以上，盈利在几千万美元左右。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开创了一种商业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处于干柴阶段时，是我拿了一个火种将它点燃。此外，我吸收了美国人的做事方法，现身说法，直接走出来传播理念，带动了一大批人创业。
记者：但也有人说：“张朝阳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正好赶上了网络时代。搜狐并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网站，张朝阳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物，但历史选择了他。”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张朝阳：爱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吧。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打破原有格局的人。当初我决定回国，很多人不理解：“在美国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回国做互联网，这是我的兴奋点，但我没跟着别人的模式。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那时，能敏锐地找对路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是机会找到了我，而是我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主动出击找到了机会。后来很多回国的人都是看到我在国内做的事才回来的。
我觉得搜狐尚未一统中国互联网的原因在于，当时我是很敏锐的,也尝试了很多商业机会，但在操作方面，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限制、我个人经验的缺失、我对技术的偏废，都导致后来很多产品做得不够成功。一个公司要想打造成百年老店，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够，这场赛跑远没有结束。
记者：回想过去的失算之处，您会后悔吗？
张朝阳：不会，因为在当时，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说你一个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够了，还有股东。有时我也在想，如果当初找到一个非常好的cto，和我同甘共苦地创业，也许……
我不会为了实现梦想而牺牲自我
巨大的耐力使天蝎座的人敢于迎接艰难险阻，张朝阳选择做拓荒者，也选择了承载更多的压力。其中的疑惑困苦，是他不愿让外人走进的角落。
记者：创业之初，您会害怕失败吗？
张朝阳：早期我会担心，那时我常常处在焦虑状态中，融资不到位怎么办？资金断了链怎么办？收入达不到股东要求怎么办？但现在我就不担心会败得很惨，我已经没有了生存层次上的担忧。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建立有效应的结构，如何研发新产品，这是一种兴奋，而不是焦虑。
记者：您有没有特别痛苦的回忆？
张朝阳：有很多。1999年，我被董事会误解，面对一些董事毫无理由的指责，我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业绩还没有做出来。1998年我就出名了，到1999年，很多活动都邀请我去，为了搜狐的营销，我也接受。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大专辩论赛请我去做评委。录节目那天，我本来很高兴，但离开办公室前，我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是一个董事对我的指责，我马上开始担心融资会出现问题。在我打的从长安大戏院到节目现场，甚至是节目录制过程中，我的脑子都在嗡嗡作响。你看当时的照片，我的脸色铁青。到我做点评时，我就照本宣科地把东西念了出来。
记者：一提到困惑压力，您就很自然地和公司联系在一起。您如何看待事业和生活的关系？
张朝阳：我将它们分得比较开。我要做一家伟大、成功的公司，也力图活得轻松快乐。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要不断实现更伟大梦想的人，也是一个不会为了实现梦想而牺牲自我的人。
我是一个快乐的童年人
张朝阳坦言：“在公司见到我是件难事。”在茶馆、咖啡厅，倒是容易和他相遇。这“玩”转职场的态度好像离企业家的形象远了些。快乐之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张朝阳，可谓信手拈来。
记者：要做伟大、成功的公司，又要活得轻松快乐，这是不是面对取舍时，您的选择标准？
张朝阳：对。因为我是公司的第一把手，可能会比较容易做到这点。但人们都要学会修身养性、自知自明。一个人不怕忙，就怕焦虑。
记者:这和心态有关。您认为对职场人而言，这是最重要的？
张朝阳：是的。许多人沉醉于对功名的追求，承载着很大的压力，这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150岁到200岁减为80岁，我希望通过心态调整，能永远保持20多岁的状态。我以前有白头发，但现在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焦虑的结果。对我而言，每天上班就像是去打高尔夫球。以前我不是这样的。那时我拼命工作，更多的是要获得成功，成为父母期待的人。就像现在的职场人，努力奋斗了一个月，最终完成项目时，会很快乐。但为了这瞬间的快乐，你要忍受一个月的痛苦。
记者：回国十年，您的心态又有哪些变化？
张朝阳：现在我力图做一个活在当下、每分钟都快乐的人。从没有钱到有钱，从小范围被人承认到被全社会承认，这让我的生活得到保障，也让我更容易追求心态的平衡。一个人还在爬坡时是很难保持心态平衡的，因为你周围的人和事会拉着你去追逐世俗的名利。
【解案】
我该不该跳槽？
网友jack:我是某英资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公司在中国南区的销售工作。今年36岁的我拿着30万的年薪，有着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不少朋友对此羡慕不已。的确，这种生活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在高档写字楼办公——在窗边就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美的江景；在部门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整个销售团队是自己招聘来的，整个区块市场也由自己完全负责，自主管理和运营。
但进入这家公司半年，我没有体会到喜悦与成就感，相反地，我常常被郁闷的情绪困扰。半年来，我所负责的南区市场并没有多大起色，销售业绩离既定目标还差很远。但业绩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假以时日，我一定能将南区市场做得有声有色。最让我头疼的是，跳槽前，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不是很深入，进入公司后我才发现，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很大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想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况且，据我了解，根据公司“惯例”，工作表现再出色，销售业绩再创新高，我的职位制高点也永远只会是一个销售经理。比销售经理大的职位不是没有，但永远属于“空降兵”——那个位置永远由公司总部直接从香港或者其他亚太地区派来的人员担任。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就是一个香港人。
此外，在公司里，我的人际关系也不是很顺畅。公司里有一个和我平级的“海归”，我们的管理风格迥异，但比较之下，他更受欢迎一些。坦率地说，这让我受到很大的冲击。似乎一夜之间，自己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都有了需要反省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并不快乐。“我该跳槽，再去找一份新工作，还是要学着适应现在公司的环境？”我很矛盾。毕竟，我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我所做的决定不但关乎自己的前途，还关系到整个家庭。
张朝阳观点：
跳槽找一家本土公司
我的观点比较极端，我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是有深刻的问题的，比如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信任，这是根深蒂固的，可能100年也不能解决。就目前来讲，正是因为跨国公司对中国人的不信任，对英文说得好点的人的信任，导致许多人在公司内部出现“职场天花板”现象，jack也不例外。所以在我看来，jack不如跳槽，找一家本土公司，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记者手记
坦白讲，采访张朝阳很难，不是因为时间难约，而是因为这个在媒体面前千锤百炼的男人太清楚该如何与记者打交道了。面对记者，他不会真正畅所欲言，他“顽固”地坚守着一道不容侵犯的底线。采访过程中，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接住了你抛出的球，但仅仅是接住而已。所以，尽管张朝阳频繁露脸于各类媒体，你还是会觉得他很陌生。也许这种“谜”样气质正是他惹人关注、引人探究的原因。采访结束，在电梯间，我再次遇到了张朝阳。电梯下行，短暂的沉默中，他随意地靠在墙上，一脸轻松，甚至目光慵懒，或许在那个瞬间，张朝阳才显示出了真我。
来源:精品购物指南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1964年出生于西安市；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张朝阳曾被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全球“明日领袖”之一，也曾被授予“年度杰出经理人奖”。
在张朝阳的经历中，有一个数字反复出现——10，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他回到中国也已十年。当人生在不经意间走过一个个十年后，许多人会有岁月催人老的伤感。但眼前的张朝阳，穿着休闲西装、橘色衬衣和牛仔裤，不时用手捋发，随意变换坐姿，不像人到中年的数字英雄，倒像极了一个厌倦镁光灯、渴望平淡的摇滚青年。
我是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人物
与以往的高调曝光不同，最近张朝阳故意将自己“藏”了起来。但当我们提出纪念回国十周年的采访由头时，张朝阳打破了近来的沉默。回国，为数不多的能触动他的话题。
记者：您还能回想起回国时的情景吗？
张朝阳：当时为了回国，我有两天没睡觉，需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收拾行装、整理文件、封掉银行账号……恍恍惚惚地，我就回到了北京。那时我住在一个朋友家，连睡了好几天，因为觉得很累，也因为回国后，某种焦虑消失了。
记者：那是一种怎样的焦虑？
张朝阳：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焦虑。在美国，如果没了工作，一个月的房租你都交不起；每月都会有一大堆账单等着你付钱；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壁，没人帮你。但在中国，找个朋友家就能住下，十块钱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大不了我回西安去。毕竟根在这里，你会觉得特别踏实。
记者：您为什么会特别在意回国纪念日？
张朝阳：我的生日是10月31日，回国日期是11月1日。1995年7月，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中国事务联络官，协助安排了校长的访华活动。当时在北大，陈章良负责接待工作，那时他刚被提升为副校长。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我把回国日期定在了我生日那天。我告诉自己，不能在美国这么耗着了，我必须要在下一个生日到来前脱颖而出。
记者：这成了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
张朝阳：在我回国前，没有人真正在做互联网。亚信在做，但只局限于基础层面；瀛海威在做，但付费方式提供的只是一种信息服务。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回国后，我做到了这一点——推出了搜狐和导航服务。当时王志东在做一个论坛，丁磊在南方电信做职员，几路大军尚在萌动中时，我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
我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张朝阳是个奇迹。尽管时有争议，但却挡不住他一火就是八年，甚至更长久。面对争议，张朝阳一笑置之，似乎外界种种已不能带动他的喜怒哀乐。他自信，甚至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记者：您认为自己是成功者吗？
张朝阳：如果从搜狐来定义我的成功，我的确算是成功者。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拥有非常大的用户量，一年的销售额在一亿美元以上，盈利在几千万美元左右。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开创了一种商业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处于干柴阶段时，是我拿了一个火种将它点燃。此外，我吸收了美国人的做事方法，现身说法，直接走出来传播理念，带动了一大批人创业。
记者：但也有人说：“张朝阳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正好赶上了网络时代。搜狐并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网站，张朝阳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物，但历史选择了他。”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张朝阳：爱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吧。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打破原有格局的人。当初我决定回国，很多人不理解：“在美国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回国做互联网，这是我的兴奋点，但我没跟着别人的模式。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那时，能敏锐地找对路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是机会找到了我，而是我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主动出击找到了机会。后来很多回国的人都是看到我在国内做的事才回来的。
我觉得搜狐尚未一统中国互联网的原因在于，当时我是很敏锐的,也尝试了很多商业机会，但在操作方面，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限制、我个人经验的缺失、我对技术的偏废，都导致后来很多产品做得不够成功。一个公司要想打造成百年老店，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够，这场赛跑远没有结束。
记者：回想过去的失算之处，您会后悔吗？
张朝阳：不会，因为在当时，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说你一个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够了，还有股东。有时我也在想，如果当初找到一个非常好的cto，和我同甘共苦地创业，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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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创业之初，您会害怕失败吗？
张朝阳：早期我会担心，那时我常常处在焦虑状态中，融资不到位怎么办？资金断了链怎么办？收入达不到股东要求怎么办？但现在我就不担心会败得很惨，我已经没有了生存层次上的担忧。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建立有效应的结构，如何研发新产品，这是一种兴奋，而不是焦虑。
记者：您有没有特别痛苦的回忆？
张朝阳：有很多。1999年，我被董事会误解，面对一些董事毫无理由的指责，我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业绩还没有做出来。1998年我就出名了，到1999年，很多活动都邀请我去，为了搜狐的营销，我也接受。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大专辩论赛请我去做评委。录节目那天，我本来很高兴，但离开办公室前，我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是一个董事对我的指责，我马上开始担心融资会出现问题。在我打的从长安大戏院到节目现场，甚至是节目录制过程中，我的脑子都在嗡嗡作响。你看当时的照片，我的脸色铁青。到我做点评时，我就照本宣科地把东西念了出来。
记者：一提到困惑压力，您就很自然地和公司联系在一起。您如何看待事业和生活的关系？
张朝阳：我将它们分得比较开。我要做一家伟大、成功的公司，也力图活得轻松快乐。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要不断实现更伟大梦想的人，也是一个不会为了实现梦想而牺牲自我的人。
我是一个快乐的童年人
张朝阳坦言：“在公司见到我是件难事。”在茶馆、咖啡厅，倒是容易和他相遇。这“玩”转职场的态度好像离企业家的形象远了些。快乐之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张朝阳，可谓信手拈来。
记者：要做伟大、成功的公司，又要活得轻松快乐，这是不是面对取舍时，您的选择标准？
张朝阳：对。因为我是公司的第一把手，可能会比较容易做到这点。但人们都要学会修身养性、自知自明。一个人不怕忙，就怕焦虑。
记者:这和心态有关。您认为对职场人而言，这是最重要的？
张朝阳：是的。许多人沉醉于对功名的追求，承载着很大的压力，这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150岁到200岁减为80岁，我希望通过心态调整，能永远保持20多岁的状态。我以前有白头发，但现在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焦虑的结果。对我而言，每天上班就像是去打高尔夫球。以前我不是这样的。那时我拼命工作，更多的是要获得成功，成为父母期待的人。就像现在的职场人，努力奋斗了一个月，最终完成项目时，会很快乐。但为了这瞬间的快乐，你要忍受一个月的痛苦。
记者：回国十年，您的心态又有哪些变化？
张朝阳：现在我力图做一个活在当下、每分钟都快乐的人。从没有钱到有钱，从小范围被人承认到被全社会承认，这让我的生活得到保障，也让我更容易追求心态的平衡。一个人还在爬坡时是很难保持心态平衡的，因为你周围的人和事会拉着你去追逐世俗的名利。
【解案】
我该不该跳槽？
网友jack:我是某英资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公司在中国南区的销售工作。今年36岁的我拿着30万的年薪，有着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不少朋友对此羡慕不已。的确，这种生活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在高档写字楼办公——在窗边就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美的江景；在部门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整个销售团队是自己招聘来的，整个区块市场也由自己完全负责，自主管理和运营。
但进入这家公司半年，我没有体会到喜悦与成就感，相反地，我常常被郁闷的情绪困扰。半年来，我所负责的南区市场并没有多大起色，销售业绩离既定目标还差很远。但业绩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假以时日，我一定能将南区市场做得有声有色。最让我头疼的是，跳槽前，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不是很深入，进入公司后我才发现，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很大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想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况且，据我了解，根据公司“惯例”，工作表现再出色，销售业绩再创新高，我的职位制高点也永远只会是一个销售经理。比销售经理大的职位不是没有，但永远属于“空降兵”——那个位置永远由公司总部直接从香港或者其他亚太地区派来的人员担任。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就是一个香港人。
此外，在公司里，我的人际关系也不是很顺畅。公司里有一个和我平级的“海归”，我们的管理风格迥异，但比较之下，他更受欢迎一些。坦率地说，这让我受到很大的冲击。似乎一夜之间，自己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都有了需要反省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并不快乐。“我该跳槽，再去找一份新工作，还是要学着适应现在公司的环境？”我很矛盾。毕竟，我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我所做的决定不但关乎自己的前途，还关系到整个家庭。
张朝阳观点：
跳槽找一家本土公司
我的观点比较极端，我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是有深刻的问题的，比如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信任，这是根深蒂固的，可能100年也不能解决。就目前来讲，正是因为跨国公司对中国人的不信任，对英文说得好点的人的信任，导致许多人在公司内部出现“职场天花板”现象，jack也不例外。所以在我看来，jack不如跳槽，找一家本土公司，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记者手记
坦白讲，采访张朝阳很难，不是因为时间难约，而是因为这个在媒体面前千锤百炼的男人太清楚该如何与记者打交道了。面对记者，他不会真正畅所欲言，他“顽固”地坚守着一道不容侵犯的底线。采访过程中，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接住了你抛出的球，但仅仅是接住而已。所以，尽管张朝阳频繁露脸于各类媒体，你还是会觉得他很陌生。也许这种“谜”样气质正是他惹人关注、引人探究的原因。采访结束，在电梯间，我再次遇到了张朝阳。电梯下行，短暂的沉默中，他随意地靠在墙上，一脸轻松，甚至目光慵懒，或许在那个瞬间，张朝阳才显示出了真我。
来源:精品购物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