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我的父亲荣毅仁
从历史上看，1949年对于您和您的父亲来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你们决定留在中国。
荣智健：对。第一我祖父荣德生没有离开过祖国，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我父亲说，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事情很多了，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是我祖父被绑票。绑匪索要60万美金，找宪兵来帮你调查，也要50万美金，两个加起来差不多110万美金。结果60万美金没有被找回来，又多出了50万美金。
第二个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占全国差不多接近一半左右。当时军队的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订的。我父亲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线吃到的都是黑的硬馒头。反过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父亲想，我交的是白面怎么是黑的？肯定是层层贪污。这时又要出钱摆平这个事。我父亲很伤心。所以要留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还小，已经在香港，他就到香港把我们接回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回来了。
1949年解放之后，虽然历史证明您父亲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荣智健：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敲诈勒索，说不给大洋就要冲进来，所以一串串大洋不停地送出去，把一群群流寇弄走。到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晚上（解放军）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这些兵困了，就一个一个地靠在我们墙外睡觉。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给比下去了，这一下我们全家的心里头就安定了下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出去，成天呆在家里。
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说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这一下全家都比较紧张。一个野战军司令到你家吃晚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菜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的，我记得自己被关在黑房间里等着，我那个年纪还挺调皮的。时间长了我就跑出去，偷偷从阳台上往下看，看到陈老总和我父亲一起坐在这个阳台上，花园里满地是兵。当时我很紧张，不过听到下面谈笑风生。
后来我父亲说他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就像个文人一样来跟你讲党的政策和国家大局，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我父亲能够带头带领工厂在上海开工。一个城市里要是工厂全停了该怎么办？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复工。
陈毅让我父亲在心里头树立了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那时候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讲为维持老百姓的生计，厂要开起来。
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家的资金已经掏空了。因为家族到国外一定是把资金尽量地抽调出去。所以家里的厂实际上是个空厂，资金非常短缺，原料也没有。所以我想，我父亲在那时候是由国家来支持进行资金周转的。
第二个就是原材料，都是由国家来保证供给。后来我父亲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统购统销。我父亲这条建议是从工商业者的角度提出的。有了资金、原材料，有了经营，但是最要紧还是市场。提出统购统销的问题后，厂就活起来，重新恢复了生气。
在这个基础上，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那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赎买政策。而从公私合营以后，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比较大的转折，就是从一个“红色资本家”，1957年做上了上海副市长，1959年到了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做副部长。
“父亲满身流血，体无完肤……还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
荣智健：1957年父亲做了上海副市长，但家里的生活还是以前生活的延续。但是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太平庄4号，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完全是照国家干部的生活来过日子。开始我父亲和母亲是很不习惯的。
以后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那时候在东北工作，从东北回到家里知道家里受了冲击。当时红卫兵已经斗得很厉害了，我父亲剃了头，被鞭打，满身流血,体无完肤了，母亲已经昏迷。就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发出指示，由纺织工业部派出自己的红卫兵，把我父母抢救过来。
我特别提一下，陈锦华那时候是纺织工业部一个办公厅主任，就是他带领一些人弄了红卫兵的袖章，假扮成是红卫兵，把我父亲抢救过去。实际上那时候我回来看到父亲和母亲头剃光了，体无完肤，自己是很想不通的。但是我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眼睛要往前看。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吧。
“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您父亲在1979年可以说又迎来了自己传奇人生的一个高峰，创办了中信，有很多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创举。当时像海外发行债券这样的事，是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非议，或者大家觉得是不应该做的东西。您觉得父亲最后成功是靠什么？
荣智健：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改革开放”，提了两点：一个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一个就是按价值观念来办事。首先打开中国的门户，走出去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同时把外国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管理，包括资金等等引到中国来。
具体来说，你父亲是如何“走出去，引进来”的呢？
荣智健：像美国政界商界，父亲不但会和他们有官场上的访问，私底下，有些人来访问中国，父亲都请他到我家里来吃饭。同样的，我父亲去美国，他们就请他到家里，向父亲介绍美国的一些政界、商界、传媒人士认识等等。在家里，十几个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父亲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意愿带到了外边，也把外边对中国的看法带回来。所以，中信的发展是在国内外的配合之下才行的。
比如，我父亲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我父亲也认为，中日的友谊一定要建立起来。我父亲也交了很多日本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我父亲大概每年都去日本，他在日本的朋友们也每年都来，大家相互交换看法。
我父亲首先发行债券在那时候并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个国家才是值得自豪的。但我父亲认为，借债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举债、怎么还债，怎么用这个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我父亲首先在日本发行了债券，当然后来还有跟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中信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窗口。
虽然道路看清了，但在计划经济的大氛围下，实践起来却有很大困难吧？
荣智健：办中信不是那么容易，一开始虽然有人批了要到哪儿去取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谁能理解你？你突然来借一笔钱，要来开这个公司，那时候不像今天，大概就是几百万块钱，但大家没有人理解，虽然有领导批了，但那些人会说，为什么要我给呀，也没有这个计划等等。
所以一开始，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我记得那时候这笔钱是托王军（中信创办时的重要成员，1995年至今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拿到公司里。一开始在和平饭店的一个办公室，我父亲搭了个小班子，请来一些上海老的工商业者，北京方面就是王军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这样开始了中信的创办。
可以说，虽然我父亲以前是红色资本家，经营工厂，但到了80年代，经营管理和资金运作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改变，因为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够把80年代经济发展再跟5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所以这个时候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认识真理，积极掌握这些东西。他是靠他的诚信，他的正直，才赢得了国外很多企业愿意跟中信来合作，愿意跟中信来做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但这次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跟父亲亲了脸”
作为大家族的独子，外界形容你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10岁就开跑车，困难时期还可以请大学同学吃排骨，但文革时期你也受到了这辈子从没有受过的苦，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刚毕业，就被下放到吉林长白山的一个水电站实习，1966年到1973年又到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劳动改造，搬石头，抬路轨。你认为父亲对你的最大教育是什么呢？
荣智健：从小父亲对我就是严父，我妈妈是慈母。我父亲对女儿很客气，对儿子呢，从来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的。不听话打打屁股，关关黑房间是经常有的。可以这样讲，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拉拉手是最多的了。但是这次我跟父亲亲了脸，就是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跟父亲亲了脸……（哽咽）
小时候父亲很忙，我只知道他成天在外面做事，我在学校念书。晚上偶然碰上他回来了，就跟我下下围棋、象棋，但最多下半个钟头，不管下完没下完都收了。他一直都是忙忙碌碌，1959年我去天津大学念书，接触很少。我跟他相处最多就是1972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1978年我又到了香港。以后，我在香港时间多，我父亲在北京时间多。真正父子之情是越老越体会。我父亲是不太爱说，不太爱多讲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严父，但是实际上也是我的慈父。
外界都评论您打破了“富不过三代”传说，您自己也曾经说过，假如不是荣毅仁的儿子，就不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但如果没有自己的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对于首富的排名，您怎样看？
荣智健：首富这方面，我很反感，我不赞成这个称呼。我做事是办实业，这是我们荣家一个规矩，财产并不代表什么，一个人从吃到用是有限的。比如说我喜欢吃冰激凌，但是我不能吃，油的东西我喜欢但也不能吃太多，因为胆固醇太高。住方面，这是我父亲的老住所，就算有一千个房间，我也只能住一间，就算有成百张沙发，你也只能坐一个。所以生活上的东西实际上都像浮云一样，主要还是看实业，要以实业为本，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以此为根本。我们的中信香港，以后成了一个上市公司，我们都是基本上以办实业为主。
您觉得您像您父亲吗？外界普遍评论您的经营风格和父亲有很多不一样？
荣智健：我像我父亲。我父亲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我也是。生活上是有不同，我父亲一直是比较俭朴的，他是老一代的人，我在生活上是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我毕竟不追求享受作为目的，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根本性的追求。
我父亲出国时衣服都非常讲究，是出了名的衣冠楚楚的形象。但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非常朴素，非常随便，毛衣、棉毛裤、棉毛衫里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我就不会了，破了我就要换。像我在香港、上海造了个家，我都修了电梯，都是为父亲着想的，但他看了很不以为然，自己房子两层三层，还造电梯干什么，后来他体会到了，没有这电梯他上不去啊。
我祖父更加节俭了，那时候我记得在上海，大家住一个大房子，现在已经变成少年宫了。冬天冷用暖气，我祖父看了说，哎呀，一天烧这么多的煤，一天下来不是烧了件皮袍子吗？你不会去买件皮袍子穿多好，去烧什么暖气啊？
我希望国家强大，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所以，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金的开办费，我看到今天为止，这3000万美金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还有现在中信泰富30%的股份，按照净资产来讲，我看也值200亿了。所以我想这个我是问心无愧的，但是我并不满足现在，我希望能够再多做一点事。
“他在家里从来不提在外面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对爷爷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荣明方：我们1978年搬进来，我在这里住到1987年左右才走。从小就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们一直对我们特别疼爱。反而父母有时候管得严一点。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特别喜欢给我们喂糖，吃得后来要去看牙医，牙医就说，其实让你爷爷少给你吃点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长大以后，知道自己爷爷是这样一个人物，你会怎么样去评价你爷爷呢？
荣明方：他在家里非常平易近人，我们也只是后来看报纸，看到他的名字出现。但是基本上他在家里从来不提在外面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我现在对爷爷的事业了解得比较多，觉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也很骄傲。
你当时跟爷爷在一起，业余时间在家最常干的是什么事情呢？
荣明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太平庄的时候，他还比较闲暇，他就喜欢种花，然后就是带我们在街上走一走，整个人都比较轻松。后来搬来这儿，公务活动比较多了，感觉他比较忙一些，常常要出国。那时候好像出国是一件大事情了，所以就觉得比较与众不同一些吧。
现在外界都把你和你的兄弟冠之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称谓，而且你们也已经步入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中。
荣明方：对，但是我想就像是刚才我父亲说的，跟我爷爷一起，他很少教你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他不是话很多的一个人，他只是对我们非常慈爱。另外他本人为人，非常一本正经，是一个非常公正和正派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最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未来会承担些什么，我想这个也就是看这个工作的以后的发展吧，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时期，主要对他是在一个怀念的阶段。
采访结束时，最后，荣智健特地把夫人、两个儿子招呼过来，介绍说这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荣太太马上说自己很喜欢看《锵锵三人行》，很喜欢窦文涛。荣智健的大儿子荣明杰，则说喜欢凤凰的资讯。甚至是从没有被报道过的荣智健1982年出生的小儿子，也在一旁说在美国学习生活的自己，也常看凤凰卫视。记者开玩笑说父亲一定是最宠爱小儿子，但荣智健马上搂住身旁的女儿明方说，不对，我宠爱女儿。
（来源：凤凰周刊）
荣智健：对。第一我祖父荣德生没有离开过祖国，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我父亲说，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事情很多了，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是我祖父被绑票。绑匪索要60万美金，找宪兵来帮你调查，也要50万美金，两个加起来差不多110万美金。结果60万美金没有被找回来，又多出了50万美金。
第二个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占全国差不多接近一半左右。当时军队的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订的。我父亲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线吃到的都是黑的硬馒头。反过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父亲想，我交的是白面怎么是黑的？肯定是层层贪污。这时又要出钱摆平这个事。我父亲很伤心。所以要留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还小，已经在香港，他就到香港把我们接回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回来了。
1949年解放之后，虽然历史证明您父亲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荣智健：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敲诈勒索，说不给大洋就要冲进来，所以一串串大洋不停地送出去，把一群群流寇弄走。到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晚上（解放军）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这些兵困了，就一个一个地靠在我们墙外睡觉。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给比下去了，这一下我们全家的心里头就安定了下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出去，成天呆在家里。
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说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这一下全家都比较紧张。一个野战军司令到你家吃晚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菜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的，我记得自己被关在黑房间里等着，我那个年纪还挺调皮的。时间长了我就跑出去，偷偷从阳台上往下看，看到陈老总和我父亲一起坐在这个阳台上，花园里满地是兵。当时我很紧张，不过听到下面谈笑风生。
后来我父亲说他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就像个文人一样来跟你讲党的政策和国家大局，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我父亲能够带头带领工厂在上海开工。一个城市里要是工厂全停了该怎么办？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复工。
陈毅让我父亲在心里头树立了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那时候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讲为维持老百姓的生计，厂要开起来。
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家的资金已经掏空了。因为家族到国外一定是把资金尽量地抽调出去。所以家里的厂实际上是个空厂，资金非常短缺，原料也没有。所以我想，我父亲在那时候是由国家来支持进行资金周转的。
第二个就是原材料，都是由国家来保证供给。后来我父亲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统购统销。我父亲这条建议是从工商业者的角度提出的。有了资金、原材料，有了经营，但是最要紧还是市场。提出统购统销的问题后，厂就活起来，重新恢复了生气。
在这个基础上，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那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赎买政策。而从公私合营以后，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比较大的转折，就是从一个“红色资本家”，1957年做上了上海副市长，1959年到了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做副部长。
“父亲满身流血，体无完肤……还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
荣智健：1957年父亲做了上海副市长，但家里的生活还是以前生活的延续。但是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太平庄4号，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完全是照国家干部的生活来过日子。开始我父亲和母亲是很不习惯的。
以后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那时候在东北工作，从东北回到家里知道家里受了冲击。当时红卫兵已经斗得很厉害了，我父亲剃了头，被鞭打，满身流血,体无完肤了，母亲已经昏迷。就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发出指示，由纺织工业部派出自己的红卫兵，把我父母抢救过来。
我特别提一下，陈锦华那时候是纺织工业部一个办公厅主任，就是他带领一些人弄了红卫兵的袖章，假扮成是红卫兵，把我父亲抢救过去。实际上那时候我回来看到父亲和母亲头剃光了，体无完肤，自己是很想不通的。但是我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眼睛要往前看。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吧。
“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您父亲在1979年可以说又迎来了自己传奇人生的一个高峰，创办了中信，有很多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创举。当时像海外发行债券这样的事，是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非议，或者大家觉得是不应该做的东西。您觉得父亲最后成功是靠什么？
荣智健：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改革开放”，提了两点：一个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一个就是按价值观念来办事。首先打开中国的门户，走出去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同时把外国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管理，包括资金等等引到中国来。
具体来说，你父亲是如何“走出去，引进来”的呢？
荣智健：像美国政界商界，父亲不但会和他们有官场上的访问，私底下，有些人来访问中国，父亲都请他到我家里来吃饭。同样的，我父亲去美国，他们就请他到家里，向父亲介绍美国的一些政界、商界、传媒人士认识等等。在家里，十几个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父亲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意愿带到了外边，也把外边对中国的看法带回来。所以，中信的发展是在国内外的配合之下才行的。
比如，我父亲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我父亲也认为，中日的友谊一定要建立起来。我父亲也交了很多日本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我父亲大概每年都去日本，他在日本的朋友们也每年都来，大家相互交换看法。
我父亲首先发行债券在那时候并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个国家才是值得自豪的。但我父亲认为，借债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举债、怎么还债，怎么用这个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我父亲首先在日本发行了债券，当然后来还有跟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中信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窗口。
虽然道路看清了，但在计划经济的大氛围下，实践起来却有很大困难吧？
荣智健：办中信不是那么容易，一开始虽然有人批了要到哪儿去取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谁能理解你？你突然来借一笔钱，要来开这个公司，那时候不像今天，大概就是几百万块钱，但大家没有人理解，虽然有领导批了，但那些人会说，为什么要我给呀，也没有这个计划等等。
所以一开始，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我记得那时候这笔钱是托王军（中信创办时的重要成员，1995年至今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拿到公司里。一开始在和平饭店的一个办公室，我父亲搭了个小班子，请来一些上海老的工商业者，北京方面就是王军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这样开始了中信的创办。
可以说，虽然我父亲以前是红色资本家，经营工厂，但到了80年代，经营管理和资金运作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改变，因为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够把80年代经济发展再跟5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所以这个时候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认识真理，积极掌握这些东西。他是靠他的诚信，他的正直，才赢得了国外很多企业愿意跟中信来合作，愿意跟中信来做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但这次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跟父亲亲了脸”
作为大家族的独子，外界形容你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10岁就开跑车，困难时期还可以请大学同学吃排骨，但文革时期你也受到了这辈子从没有受过的苦，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刚毕业，就被下放到吉林长白山的一个水电站实习，1966年到1973年又到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劳动改造，搬石头，抬路轨。你认为父亲对你的最大教育是什么呢？
荣智健：从小父亲对我就是严父，我妈妈是慈母。我父亲对女儿很客气，对儿子呢，从来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的。不听话打打屁股，关关黑房间是经常有的。可以这样讲，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拉拉手是最多的了。但是这次我跟父亲亲了脸，就是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跟父亲亲了脸……（哽咽）
小时候父亲很忙，我只知道他成天在外面做事，我在学校念书。晚上偶然碰上他回来了，就跟我下下围棋、象棋，但最多下半个钟头，不管下完没下完都收了。他一直都是忙忙碌碌，1959年我去天津大学念书，接触很少。我跟他相处最多就是1972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1978年我又到了香港。以后，我在香港时间多，我父亲在北京时间多。真正父子之情是越老越体会。我父亲是不太爱说，不太爱多讲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严父，但是实际上也是我的慈父。
外界都评论您打破了“富不过三代”传说，您自己也曾经说过，假如不是荣毅仁的儿子，就不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但如果没有自己的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对于首富的排名，您怎样看？
荣智健：首富这方面，我很反感，我不赞成这个称呼。我做事是办实业，这是我们荣家一个规矩，财产并不代表什么，一个人从吃到用是有限的。比如说我喜欢吃冰激凌，但是我不能吃，油的东西我喜欢但也不能吃太多，因为胆固醇太高。住方面，这是我父亲的老住所，就算有一千个房间，我也只能住一间，就算有成百张沙发，你也只能坐一个。所以生活上的东西实际上都像浮云一样，主要还是看实业，要以实业为本，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以此为根本。我们的中信香港，以后成了一个上市公司，我们都是基本上以办实业为主。
您觉得您像您父亲吗？外界普遍评论您的经营风格和父亲有很多不一样？
荣智健：我像我父亲。我父亲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我也是。生活上是有不同，我父亲一直是比较俭朴的，他是老一代的人，我在生活上是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我毕竟不追求享受作为目的，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根本性的追求。
我父亲出国时衣服都非常讲究，是出了名的衣冠楚楚的形象。但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非常朴素，非常随便，毛衣、棉毛裤、棉毛衫里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我就不会了，破了我就要换。像我在香港、上海造了个家，我都修了电梯，都是为父亲着想的，但他看了很不以为然，自己房子两层三层，还造电梯干什么，后来他体会到了，没有这电梯他上不去啊。
我祖父更加节俭了，那时候我记得在上海，大家住一个大房子，现在已经变成少年宫了。冬天冷用暖气，我祖父看了说，哎呀，一天烧这么多的煤，一天下来不是烧了件皮袍子吗？你不会去买件皮袍子穿多好，去烧什么暖气啊？
我希望国家强大，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所以，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金的开办费，我看到今天为止，这3000万美金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还有现在中信泰富30%的股份，按照净资产来讲，我看也值200亿了。所以我想这个我是问心无愧的，但是我并不满足现在，我希望能够再多做一点事。
“他在家里从来不提在外面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对爷爷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荣明方：我们1978年搬进来，我在这里住到1987年左右才走。从小就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们一直对我们特别疼爱。反而父母有时候管得严一点。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特别喜欢给我们喂糖，吃得后来要去看牙医，牙医就说，其实让你爷爷少给你吃点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长大以后，知道自己爷爷是这样一个人物，你会怎么样去评价你爷爷呢？
荣明方：他在家里非常平易近人，我们也只是后来看报纸，看到他的名字出现。但是基本上他在家里从来不提在外面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我现在对爷爷的事业了解得比较多，觉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也很骄傲。
你当时跟爷爷在一起，业余时间在家最常干的是什么事情呢？
荣明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太平庄的时候，他还比较闲暇，他就喜欢种花，然后就是带我们在街上走一走，整个人都比较轻松。后来搬来这儿，公务活动比较多了，感觉他比较忙一些，常常要出国。那时候好像出国是一件大事情了，所以就觉得比较与众不同一些吧。
现在外界都把你和你的兄弟冠之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称谓，而且你们也已经步入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中。
荣明方：对，但是我想就像是刚才我父亲说的，跟我爷爷一起，他很少教你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他不是话很多的一个人，他只是对我们非常慈爱。另外他本人为人，非常一本正经，是一个非常公正和正派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最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未来会承担些什么，我想这个也就是看这个工作的以后的发展吧，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时期，主要对他是在一个怀念的阶段。
采访结束时，最后，荣智健特地把夫人、两个儿子招呼过来，介绍说这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荣太太马上说自己很喜欢看《锵锵三人行》，很喜欢窦文涛。荣智健的大儿子荣明杰，则说喜欢凤凰的资讯。甚至是从没有被报道过的荣智健1982年出生的小儿子，也在一旁说在美国学习生活的自己，也常看凤凰卫视。记者开玩笑说父亲一定是最宠爱小儿子，但荣智健马上搂住身旁的女儿明方说，不对，我宠爱女儿。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