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13亿中国人消费？
200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流动性风险。长期以来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消费不足妨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偏差、贫富差距过大、公共福利不足、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等。
2005年8月26日，宝钢宣布第四季度大幅降价通知，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宝钢降价表明，中国国内钢铁业的繁荣正在衰退。”
2005年8月8日，上海大众汽车宣布启动“飓风行动”计划，4大品牌汽车大幅度降价。
2005年10月20日，有报道说：“上海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已经回到1999年的水平。”
当我们正在为2005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成绩而欢欣鼓舞时，通货紧缩正悄然来临。
首先，货币的流动性变差，利率下降，中国经济有掉入流动性陷阱的危险。银行间加权平均的拆借利率从今年1月份的2.06%下降到8月份的1.45%。扣除超额准备金利率，则实际的拆借利率只有0.46%，金融市场的利率重心正在向下移动。
银行贷款占存款的比例，从1995年下降到100%以下后，一路下滑，到2005年8月已经下降到70%以下，说明已经有大约8万亿元资金贷不出去。
其次，gdp的增长过度依靠国际贸易。2004年，中国gdp为13.65万亿，进出口总额为1.1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933.2亿，进口为5612.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外贸依存度)以当时汇率计算为69.6%。2005年上半年中国gdp6.7422万亿，进出口总值645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77.5%。
美国、日本、德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般为20-25%。一般来说，资源贫乏、高度依赖国际交换的岛国经济外贸依存度比较高，日本是典型的岛国经济，其外贸依存度在广场协议前为25%，在广场协议后仅为为19%左右，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却远高于日本。
第三，除原油、成品油以外，钢铁、水泥等重要原材料的出厂价格在下降。与此同时储蓄增长速度在上升，从2004年9月份的16%增长到2005年8月份的18%，广义货币m2的增速也相应的从去年9月的14%上涨到今年的8月份的17%。投资增速从2004年上半年的40%-50%已经下降到27%。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的投资意愿和消费意愿都在下降，产能相对于需求过剩的局面初露端倪，居民和企业已经开始更加偏好储蓄而不愿意增加消费和投资。
相比投资意愿的下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谓由来已久。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变动表现出周期性变化的特点，时而高涨，时而收缩。而国内最终消费率从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从1981年的67.5% 持续下降到2003年的55.5%。
这一切说明：产能在持续扩张的同时，国内需求相对于gdp的持续增长在萎缩。如果不能真正的启动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增长乏力的现象，甚至出现衰退。
那么，谁妨碍了中国13亿人民的消费增长。
一、宏观经济指导思想偏差
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紧缺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积累是通过压缩消费实现的，实行的是所谓“强制积累”政策。在很长的时期，积累和消费是对立的，政府鼓励居民将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尽可能的储蓄，当时的口号是“增加储蓄，支援国家建设。”
在70、80年代流行过一种中国独特的宏观经济教条，就是每发行1元人民币要有7元的商品作后盾，否则，就会发生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果，随着通货的增长，这一比例逐年下降，到90年代初，每1元人民币背后连1元商品也没有了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供不应求的局面大致在1997年前后被彻底扭转。然而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没有即时调整，政府仍然十分担心供不应求，经常的、连续的采取压制消费的反通胀措施，在意识形态上还在不断的批判“能挣会花”、“高消费”，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的经济考量主要是gdp增长速度和cpi指标，很少考虑充分就业，其中，特别警惕通货膨胀。2003年，中国经济在“非典”过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到2004年上半年cpi仅仅只有4%多一点，马上就开始实施反通胀措施，到2005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经济景气拐点迹象。
二、外资的进入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挤占了国内的发展机会
为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大量引进外资。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价格又确实对外资很有吸引力。fdi的增加，本身就增加了外汇流入；外资形成的产能又促进了出口创汇。中国的资本净流入+出口创汇长期大于进口，表现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为维持汇率稳定，当外汇储备增加时，央行就必须不断地释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客观上就造成了一定的通胀压力；为防止通胀，央行又必须在国内采取紧缩措施。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局面：一方面，中国有约27万亿的存款余额，存贷比只有70%，就是说有8万亿的资金没有贷出去；另一方面，中国累计吸引了外资超过9000亿美元，同时又形成了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吸引国外资本来是要弥补储蓄—投资缺口，但是现在外资给国内储蓄变为投资造成了一个瓶颈。
由于目前中国的资产收益率随着gdp增长维持较高的水平和国际间保持较高的人民币收益预期，无论是短期国外投资还是长期实业投资仍将继续涌入中国。
中国的出口虽然规模很大且增长迅速，但大部分不是外国人向中国的企业采购形成的，50%以上是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形成的。这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的就业；一方面使中国有钱人手里的钱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中国国内的产能并没有在出口高涨中得到的充分消化。
三、贫富差距过大影响消费增长
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1980年为0.25，1994年为0.40，这是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2004年为0.4577，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个水平在国际上排名高于美国和俄罗斯，高于中国的基本上就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了。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看，高端10%的户占总收入25%，低端10%的户只占2.3%；高端20%户占总收入40%，低端20%户只占6.4%；高端30%户占总收入52%，低端30%只占12%。有人估算，高端20%户的银行储蓄占居民总储蓄12万亿元的80%。而另有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中，资产性收益增速仍为薪酬性收益增速的2倍。
经济学证明：富人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而穷人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就是说假如你已经有很多财富了，再增加的收入中用来消费的比重很低；而假如你的财富很少，那么，增加的一点收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比重用于消费。
统计数据表明：占国内居民收入总收入25%的高端收入户，平均消费仅比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数高1.22倍。而占有80%储蓄的20%最富有户的消费水平仅比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水平高85%。消费的增加并不与高端收入户收入增多成正比，全社会的消费增加速度当然会很低。
目前在中国，已经达到了这样高的基尼系数，却仍然看不到下降的趋势，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仍然在向富人倾斜。而在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上，工薪阶层却承担了8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收。
四、谨慎型储蓄：存钱防备养老、就医、上学、防失业
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达到了45%的高水平，而美国只有2%左右，连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都说：“总不能再高到50%吧？”
中国的储蓄为什么这么高？关键在于富人、穷人都存钱。富人的钱花不掉存起来很正常，为什么穷人也一定要把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存起来呢？
中国在国企改革以后，国家不再包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农村和非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保和医保国家从来就没有包过。目前中国社保和医保的人口覆盖面只有百分之十几，城镇人口不足50%，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覆盖。这样居民就必须存储相当多的钱用来养老和应付不时之需。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走了一条医疗市场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被称为基本失败了。医疗费用高昂，使人们对未来预期极不稳定，被迫以储蓄应付。
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愈加昂贵，尤其是大学教育。每个家庭在养老资金和医疗保障资金以外，还必须存储相当的资金应付孩子上学费用。
更重要的是，在各项支出中，越是收入高、收入稳定的阶层自己支付的越少，而越是穷人自己支付的越多。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社保和医疗费用自支部分很少，而农民却几乎百分之百自己支付。富人一般都有社保并且都会自投附加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基本可以报销。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员工失业、下岗，收入急剧下降，增加了不稳定感。
人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如何敢于消费。
五、政府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提供必要的公共福利
在中国gdp总构成中，政府消费了20%左右。考虑到一些非制度性的政府收入和支出，这样，家庭消费的占gdp的比重更低。
一般而言，北欧福利国家如瑞典政府支出可能占到gdp的60%，一般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会达到45%左右。这样看起来中国政府的支出并不高，但实际不然：
1、政府的财政收支并没有完全被统计，一些土地出让收入、向企业的摊派、国有资产租赁收入等并没有被如实统计，实际政府支出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超过gdp的30%。
2、政府支出结构和外国政府不同，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性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2%。社会文教支出占18%。行政管理费支出13%，国防占8%。其余多为生产建设支出，约占50%以上。(实际上各项支出中又含有大量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无法摘出来)。相比较，台湾的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5%以上。
3、政府花了这样多的钱，而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很少，特别是对农村，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少。
近年来，税收连续多年占gdp的比重每年以1个百分点速度增长。近一两年财政存款的增加，更加重了消费的不足。
六、城市化水平低、农民收入低、增长慢
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完全隔绝的两个部分，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城市化和城市工业提供积累，而农民很少享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城市化进展缓慢。在二元结构中，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和传统经济类型的农村并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差不多提高了一倍，但是通过国际比较看，仍然是很低的。现在中国仍然有60%、近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二元结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服务和受教育机会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农村居民的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中农民的收入中还有相当大的比重要用来维持家庭生产支出，实际收入比城市居民收入要少得更多，农民的收入水平大约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以上。
农村居民基本享受不到社会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也很少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交通、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服务。在教育方面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质量差距更大。
农民分享城市现代化成果的途径非常少，除了城市现代化成果的溢出以外最主要的途径是进城打工。而这一途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十分有限。首先，为维持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力尤其是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其次，城市生活价格的高企，使农民能够汇回乡的钱也非常有限。
农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逐年下降， 农村居民消费占全部居民的消费比重近20年来几乎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到2004年累计20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小。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中，7亿人口的消费增长缓慢，产能过剩就很好理解了。
七、低消费水平下的产能过剩
中国的经济管理当局经常忧虑的问题是经济过热，好像产能真的很过剩了，必须通过压缩产能达到供需平衡。其实，中国的产能过剩只是相对于目前的有效需求而言的，而中国的有效需求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潜力。
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超级消费市场，很多跨国公司对这个市场的态度是志在必得，有些来自小国的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宁失本土，不失中国。
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何在呢？中国市场的潜力恰恰在于较低的人均消费水平，只要这个消费市场稍微为有所提高，就是巨大规模的销售增长
早在80、90年代就有人说中国的家电三大件的产能过剩了，生产线引进过多了。而实际上2003年，中国农村家庭每百户只有34.27台洗衣机，15.89台电冰箱，67.8台彩色电视机。空调只有3.45台，照相机3.36台。
2003年，全国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人均均支出只有213元，服装支出只有455元。美国是中国第一大服装出口市场，对美纺织品年出口额也不过就是100多亿美元左右，如果中国人均消费能力提高100元人民币，全国就是1300亿元，足可以替代一个美国市场的容量。
中国2004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8亿吨，产能3.5亿吨，现在面临着国内产能过剩的危险。而据估计，到2010年时，为满足14亿人口的需要，中国需要年消耗8亿吨钢，有足够支撑中国钢铁工业再翻两番的市场空间。
简要的结论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而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防止经济过热，而是如何刺激消费需求，从供给管理走向需求管理，从cpi控制走向充分就业目标。
中国应该坚定依靠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经济的信心。
日本人口只有一亿，基本上没有资源。但是，日本在制定经济起飞计划时就认定，国内市场规模足够支撑日本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日本也确实只用25%左右的gdp以满足国际交换就保证了日本几乎全部资源供应，而且还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
中国有比日本更丰富的资源，有更广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够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思想、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措施激活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就能获得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国际上也能更加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来源：中国科技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