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超国民待遇”时代将终结
1978年12月18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深圳轻工业进出口支公司及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了“三来一补”协议书，该协议书编号为“001号”，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因此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外企。
弹指一挥间，外企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
外企，从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带着耀眼光环的时髦概念，它代表了现代、财富、规范和国际化，它曾经充满神秘和令人向往；而许多赫赫有名的外企也一度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样板和楷模，而众多外企也确实以作风务实、理念先进、产品质优、服务高效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外企忽然在中国频频“出事”；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标”、东芝大连的500多名员工“罢工”、戴尔的“邮件门”、朗讯“商业贿赂事件”、索尼的“问题相机”等等，直至今天的“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
这些外企的行为和做法似乎正在改变他们在中国人眼中原有的“光辉形象”，他们的某些行为甚至与奸商、欺诈、违规、失信等联系在一起，招来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是法律纠纷。
外企怎么了？
是他们自己变了，还是我们原本就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是他们误读了中国的大环境，还是我们的大环境提供了可乘之机？是他们更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还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有着更为理想的理解和追求……
也许疑问很多，答案也还不能确定，但一个现实却是无法回避、且不得不正视的：加入wto后的中国，正在履行入世诺言，国内市场也正在日益成熟；随着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环境也更为深入和完善，并逐渐与国际接轨。
完全的两税合一、严格的环保政策、完善的质量标准、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合法的劳资关系以及“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政策的重新定位等，都预示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和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对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企而言，他们的身份将逐渐与中国的民企、国企等趋于一致，拥有同样的权力和承担同样的义务，实现公平竞争。
近两年来，某些外企频频“出事”的个案可能已经表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以及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接轨，曾经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在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只是目前外企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诸多事件的一个代表，反映的也只是劳动用工方面的不规范，以及外企面临的用工方式的重新调整和重视，但除此之外，目前外企还面临其他新的挑战。
“‘十一五’期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速度开始放缓，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在全球资源配置大环境变化情况下，中国市场日益成熟，外企在中国经营思路也面临调整，外企和民营、国企相比的明显优势不复存在。”5月29日，华东政法学院名誉院长美籍华人汪康懋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进一步“挤兑”了国外投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大环境的改变,意味着外企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新变化和新形势，而一直以来面临的文化差异、人力资源、商务成本、产品安全风险等也都是必须认真应对的现实问题。
两税合一：超国民待遇时代的终结
5月20日，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向媒体透露，完成《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实现两税合并，是财政部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
“我们正在收尾阶段，会尽快提交全国人大。”王建凡说，“该法将于8月份迎来初审。尽管还面临复杂的税收法律调整程序，及涉及技术原因，专业人才缺乏等条件限制，‘两税合并’毕竟有了具体的时间表。”
这正照应了5月中旬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丛明的说法：“《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目前,各相关部门都在加紧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做准备。”
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跨国经营研究中心主任康谢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目前，从税收方面来看，大体上国有企业上缴的占税收总收入的33%，跨国公司上缴税额只占约17%。现实情况是，内外资企业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果不解决两税分离问题，对内资企业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对于中国政府来讲，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需要同新形势一同调整，要有调整政策的担当；对于外国企业来讲，也要公平公正地获得利润，以能力竞争，不单以优惠税收政策竞争，接受同国内企业一同竞公平争的现实。”康谢说。
两税合一标志着外企在华投资经济环境的新变化。
有专家称，两税合并,标志市场换技术的时代终结，外企在“超国民待遇”划上句号的时候面临新的选择；只是，当前时期，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发展仍然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某些高新技术行业对外资采取某种程度的优惠仍然必要。
两税分离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当时中国缺资本与技术，需要吸引外资促进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印度、俄罗斯也学习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用以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已经上了新的台阶，本国企业可以制造绝大部分产品与服务，继续两税分离已经无意义。”康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两税合并的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的严格约束，使得跨国公司在投资中国之前，需要更多地权衡利弊，那些试图将夕阳产业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面移植到中国的公司，随着成本的提高而可能变成‘损人损己’的不当商业选择，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进一步挤兑了这些落后投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程实博士对热议中的合并一针见血。
人力资源问题：高端人才难稳定、岗位流动性大、劳动力成本增加
“如果我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也要报批总部。”5月30日，惠普上海分公司某部门总监非常审慎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来访“我们一切采访必须由总部同意。”
“像惠普这样的跨国企业，工资待遇比内资企业高多了，一般按人均年工资8—10万美金，然后‘抽头’摊入区域总监及各级管理人员，最后的工资也是不菲的。”这位总监最后还是透露。
但高工资——这个外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法宝，正变得不再被看好。
“就银行的就业情况看，外资银行业务量小，重要岗位老外把持，一些无望晋升的高管如果转入国企，国企给会给出更大空间。这样外资银行其实在最高端人才方面不具有稳定性。”汇丰银行的孙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国企工作可能收入不多，但是工作很轻松，如果用性价比来比喻一个工作岗位，国企的工作一般性价比较高，例如公务员，银行职员，工资基数可能不高，每个月4000-5000，但是工作很轻松，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实际工作量只需要4、5个小时就能完成了，而在一些外企，每个月可能也就多拿几千块工资，但是规定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实际工作量却可能达到12个小时以上。从付出和得到的比例上来看，国企反而胜于外企。”上海康麦斯公司一位员工说。
此外，“外企的岗位流动性很大，例如四大会计公司，某个公司每年在上海单审计部就要招200多个毕业生。这就意味着这个部门每年有200多个员工在流失。由于公司工作压力大，审计部的员工每年有7-8个月是在外地出差度过的，虽然薪资高，工作压力较大的外企面临着一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可能刚培养出一个员工他就跳槽了。”5月29日，德国欧博迈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一位副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对此，许多外企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例如制定每年工资上涨比例下限。一般外企的年工资上涨率从10%到30%不等。
世界重工业巨头之一蒂森克虏伯集团的一位主管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我们公司，每一个人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作，在公司有5年工作时间的员工和新进入的员工在薪酬待遇上差别比较大。
这位主管说，每个人对职业的规划不同，有去有留，不能阻止，为了最大程度阻止这种流失，我们外企也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性做了努力。
“根据我了解，很多大型企业如西门子、柯达，包括我们公司，都有internal transfer（公司内部的岗位调整转移），员工可以按个人兴趣和能力要求转换职位甚至调换部门。” 麦肯锡的一位部门经理向《中国经济周刊》也表示同样做法。劳动力成本增加，也是外企们必须应对的。
“中国劳动力成本是升还是下降，我认为总体上是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高并不是单纯比较中国职工一个月拿1000而印度职工只要800。事实上，看的是1000元在中国是否找到了一流的人才为你服务。虽然由于大学扩招造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学历人群数量增多，但现在进外企的工资已远达不到几年前外企开的工资。”6月1日，美国adobe公司市场投资主管akio tanaka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此外，关于劳动保障方面，外企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劳动保障法规，labour flexibility（意指雇主终结劳动关系的能力）有它的好坏两个方面：一般来讲，拥有更灵活劳动法规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家经济更具有适应性；而那些少变通国家诸如法国似乎正在忍受着适应新经济环境低能力带来的痛苦。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比较不同的劳动保障模式再决定采取适合的一种。如今中国的经济环境快速变化，我站在一个雇主的立场上，政府应当给予我们一定的变通空间；同时中国需要明确给出一系列明确的劳动保障基本法以便我们外企遵循。”akio tanaka说。
制度逐渐规范：进入门槛更高，业务空间变小
“我们公司是从事的是建筑行业，很多工程需要资质，而我们是境外公司，不拥有国内的甲级乙级资质，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接一些大的国际招标项目，国内项目除非我们和境内具有资质的公司合作，否则很难获得。”
5月27日，德国欧博迈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向《中国经济周刊》袒露：“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业务范围狭窄，很多项目没法做，只能搜集国际招标项目，因此业务范围缩小了很多。其实很多其它行业也是一样，还没有国民待遇，好比美国对中国设置纺织业壁垒一样，国家需要积聚外资时会鼓励投资，但在需要保护民族经济的时候又不得不设置壁垒。”
5月31日，蒂森克虏伯电梯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蒂森电梯在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销售问题，面向高端客户，价格较同类产品都要高出20%-30%，我们设置的消费群就是高端客户，比如上海电视台，人民大会堂。”
而事实上，《中国经济周刊》了解，有的公司为了维护长久树立起来的高端产品形象，可能不愿自降身价同其他公司一起抢夺低价产品市场，而宁愿固守着高价产品狭窄的市场。“因此中国电梯市场的消费者心理也是为何蒂森电梯在世界销售业绩排名第三，而在中国市场只能排到第六第七的原因之一。要学会适应本国市场，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位人士说。
“我国每年引进的100多亿美元的技术之中，外商投资约为一半。而且，在中国目前市场环境下，外国投资者若想进入中国市场，没有好的技术难以立足。”
他还告诉记者，通过审计，进行吸引外资改制时，对不良资产由股东方在税后未分配利润负担，冲抵股东权益，是否要向国资委申报核准？还是个问题。
据该人士的说法，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律师团专门研究怎么把法律上的一个小缝隙钻成大窟窿，我们法律上的空子大得像门，人家堂堂正正就走过去了，手里还举着个牌子“合理避税”。
去年9月，国内某媒体曾引述苏州海关一位官员的话表示，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今年1—4月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
其中原因也包括针对外企的各种制度不健全。
比如沃尔玛中国因为没有建立工会，曾被上海市政府拒绝其进入。
在回答外企是否还具备竞争优势时，上海富仕雅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吴文斌首先肯定在技术、待遇以及政策方面，外企的优势还将继续保持一段时间，但他同时强调：“在进一步发展时，外企面临商务成本增加等新考验。”
事实上，除了商务成本的增加外，在文化隔阂、物流配送、与本地经销商的沟通、产品安全风险尤其是食品安全风险等方面，一些外企们依然面临艰难的适应过程。
“外企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外资企业食品安全问题，与企业本身素质相关，也同政府的监管以及问题发现之后的惩罚处理的力度不够相关。”某家外企员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