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空手道”发家成地产大亨
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是靠玩“空手道”发家成地产大亨的，他的发迹既让人称奇，更令敬佩！
靠“炒楼花”掘第一桶金，那是我的光荣
1993年，全国房地产处于大面积滞销、亏损的萧条时期，身为《河北日报》发行处副处长的杨卓舒毅然辞掉了颇有前途的公职，下了海。
他用七拼八凑借来的几万元，和从朋友那里借的一部二手韩国大宇车作抵押金，作为补偿农民的青苗钱定金，算是勉强征下30亩地，然后在报纸上做了一整版广告：卓达别墅每平方米1588元。而这是杨卓舒靠着自己曾经的媒体关系赊下的。
这个消息在石家庄迅速传播开来，谁能想到别墅价格比一般商品房价格还低呢？卓达花园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没有福利分房了，到卓达花园享受福利物业。”这是在石家庄市脍炙人口的一句宣传口号。
卓达花园实行的是半福利收费模式，治安、绿化、卫生、班车、开水等20多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水、电、暖收费标准低于国家规定的10％。杨卓舒出奇制胜的基础，正好满足了广大购房者的需求心理。一时间，手提现金的购房人在售楼处排起了长队。不到一个月，杨卓舒就一次性直接融资4600多万元。杨卓舒瞬间拥有了正大光明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直到现在，杨卓舒也不介意别人说他的第一桶金是大玩“空手道”掘到的。他坦然地说：“因为我没有原罪，所以我从不忌讳自己靠‘炒楼花’赚第一桶金的故事。我的商战准则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限度的事情，我觉得‘炒楼花’是我的本事。市场需要，我有能力驾驭，用钱越少，消耗资源越少，产出越高，对社会贡献越大。好商品都是在生产线上一售而光的。边开发边卖楼是我为卓达制定的规避风险之道。”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12年间，在杨卓舒的带领下，卓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团公司。公司拥有12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目前在石家庄总投资达160亿元的150项重大工程中，卓达占了1／4以上，平均每年开发建设达20余万平方米。此外，卓达集团还在北京、内蒙古和海南等地投资教育、旅游产业。如今，杨卓舒成了石家庄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坐拥46亿资产，他的名字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有人认为，中国的富豪不比发达国家，是转轨时代出现的转轨富豪，往往也是问题富豪，很难经受阳光考验。在富豪纷纷落马的今天，杨卓舒却敢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对于自己的奋斗经历，他这样评价：“不经过市场正常的竞争，以钱买权，以权获利，卓达没有这样弄过一平方米土地，那是一种耻辱。我的企业没有特殊方式获得外在资源。”
他还多次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布衣，绝不可能对某个高官进行巴结之事。他曾自豪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几年来，河北省一批高官纷纷落马，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卓达出事。我们没有享受一分钱的额外照顾。我不给任何人进贡，有那个钱我就捐了，给那些失学的孩子。”
对于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杨卓舒表现得很冷静：“如果说卓达集团有点成功，那么，艰苦奋斗、不舍昼夜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这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我们的‘德行’。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主要是由于我们守望住了一种德行，一种社会责任，使周围许多人受益，我们自己也壮大起来。”
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追求卓越、德达天下”已成为卓达集团的奋斗目标，更是精神标识。
在巨额财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对于财富，杨卓舒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曾经向部下询问“谁是当今最富有的人”，面对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答案，杨卓舒连连摇头：“你们说的都不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盖茨，是耶稣、是穆罕默德！”
杨卓舒认为，在巨额财富中死去是可耻的。死的时候，企业留够发展资金，余下的全部贡献给社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杨卓舒的财富观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俭朴的他爱吃小摊档的煎小鱼，吃饭少不了辣椒和大葱，喜欢20元一件的衬衣。他说：“按照我的生活水准，一万年也花不完我的钱”。他的个人净资产据说高达30亿元，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放松的方式就是看书、看工地和偶尔陪公司高层打扑克牌。
不过，杨卓舒也有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绝不放过任何眼前所出现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有鱼，不管大小，马上撒网；只要有利，不管厚薄，立即投资。但对融资功能最大的上市，他却有着深恶痛绝的排异反应，“上市，无外乎两个目的：融资、转嫁风险。我既不缺钱，也不想转移风险。上市的并不一定就是好企业，有的企业几千万的资产就上市，有的企业亏损了好几年，股票还在那儿卖。另外我忍受不了包装，包装就是欺骗，炒作就是欺骗。”
财富意味着责任，财富越多，责任越大。用爱心、善心、慈悲之心关怀社会、关怀人，已成为卓达集团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12年来，他们先后向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贫困地区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达9000余万元，救助失学儿童3万名，同时卓达员工自发捐助失学儿童3000余名，并因此荣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公益明星单位”等荣誉称号。
对于自己的慈善情感和行为，杨卓舒认为来源于多灾多难的童年生活。早年的他生活非常艰苦，5岁时父母被打成右派，他成了“黑五类”，8岁随母亲到哈尔滨。为躲避歧视，上小学时整天逃学，文革一来就失学了，然后干了5年苦力，这种游离和被歧视的生活状态一直延续到19岁。“我曾经充满了仇恨，但我慢慢学会了感恩，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了我。”
杨卓舒的捐款更多是用于教育资助。在他看来，好的慈善行为应该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和命运，选择教育就是这个目的。但杨卓舒参与慈善事业以来，常常碰到“截留”的现象。他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每人每年600元，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但他常常收到来信：“杨伯伯，您寄来的100块钱收到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堵心。
为了避免“截留”，他开始设立基金，除了教育，还进行扶贫。他并不赞成政府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家行善，因为“黑幕下的交易太多了，本身就是不义之财，这些企业家连税都不想交，如果通过慈善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减税，那慈善几乎成为洗钱的方式，新一轮的寻租就开始了”。
他说，自己还有三个愿望：一是办一流企业，二是办一所一流大学，三是办一流的慈善机构。而他认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就是让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如果有一天，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没有一个失学儿童，那才是我最大的幸福和骄傲”。
杨卓舒在2002年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捐赠仪式上说的一番话很好地诠释了他做慈善的初衷：“一个人在挣了足够的钱之后，钱还有更崇高的作用；企业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的时候，可以有非常崇高而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把挣出来的钱还给社会，救助那些需要钱的人……如果我们把钱看做最高和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在挣够了三个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优哉地生活，没有必要不分昼夜地拼命，没有必要拼命地工作、奋斗。但是，因为有一种崇高感在教化我们，约束着我们不敢偷懒；约束着我们遵守国家法纪，拼命地工作和创造。这样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向着一个目标，看看我们在200万失学儿童之中到底能捐助多少。因此，我想创办一所企业，企业是我个人的，但也是社会的。”
靠“炒楼花”掘第一桶金，那是我的光荣
1993年，全国房地产处于大面积滞销、亏损的萧条时期，身为《河北日报》发行处副处长的杨卓舒毅然辞掉了颇有前途的公职，下了海。
他用七拼八凑借来的几万元，和从朋友那里借的一部二手韩国大宇车作抵押金，作为补偿农民的青苗钱定金，算是勉强征下30亩地，然后在报纸上做了一整版广告：卓达别墅每平方米1588元。而这是杨卓舒靠着自己曾经的媒体关系赊下的。
这个消息在石家庄迅速传播开来，谁能想到别墅价格比一般商品房价格还低呢？卓达花园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没有福利分房了，到卓达花园享受福利物业。”这是在石家庄市脍炙人口的一句宣传口号。
卓达花园实行的是半福利收费模式，治安、绿化、卫生、班车、开水等20多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水、电、暖收费标准低于国家规定的10％。杨卓舒出奇制胜的基础，正好满足了广大购房者的需求心理。一时间，手提现金的购房人在售楼处排起了长队。不到一个月，杨卓舒就一次性直接融资4600多万元。杨卓舒瞬间拥有了正大光明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直到现在，杨卓舒也不介意别人说他的第一桶金是大玩“空手道”掘到的。他坦然地说：“因为我没有原罪，所以我从不忌讳自己靠‘炒楼花’赚第一桶金的故事。我的商战准则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限度的事情，我觉得‘炒楼花’是我的本事。市场需要，我有能力驾驭，用钱越少，消耗资源越少，产出越高，对社会贡献越大。好商品都是在生产线上一售而光的。边开发边卖楼是我为卓达制定的规避风险之道。”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12年间，在杨卓舒的带领下，卓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团公司。公司拥有12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目前在石家庄总投资达160亿元的150项重大工程中，卓达占了1／4以上，平均每年开发建设达20余万平方米。此外，卓达集团还在北京、内蒙古和海南等地投资教育、旅游产业。如今，杨卓舒成了石家庄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坐拥46亿资产，他的名字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有人认为，中国的富豪不比发达国家，是转轨时代出现的转轨富豪，往往也是问题富豪，很难经受阳光考验。在富豪纷纷落马的今天，杨卓舒却敢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对于自己的奋斗经历，他这样评价：“不经过市场正常的竞争，以钱买权，以权获利，卓达没有这样弄过一平方米土地，那是一种耻辱。我的企业没有特殊方式获得外在资源。”
他还多次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布衣，绝不可能对某个高官进行巴结之事。他曾自豪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几年来，河北省一批高官纷纷落马，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卓达出事。我们没有享受一分钱的额外照顾。我不给任何人进贡，有那个钱我就捐了，给那些失学的孩子。”
对于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杨卓舒表现得很冷静：“如果说卓达集团有点成功，那么，艰苦奋斗、不舍昼夜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这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我们的‘德行’。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主要是由于我们守望住了一种德行，一种社会责任，使周围许多人受益，我们自己也壮大起来。”
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追求卓越、德达天下”已成为卓达集团的奋斗目标，更是精神标识。
在巨额财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对于财富，杨卓舒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曾经向部下询问“谁是当今最富有的人”，面对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答案，杨卓舒连连摇头：“你们说的都不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盖茨，是耶稣、是穆罕默德！”
杨卓舒认为，在巨额财富中死去是可耻的。死的时候，企业留够发展资金，余下的全部贡献给社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杨卓舒的财富观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俭朴的他爱吃小摊档的煎小鱼，吃饭少不了辣椒和大葱，喜欢20元一件的衬衣。他说：“按照我的生活水准，一万年也花不完我的钱”。他的个人净资产据说高达30亿元，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放松的方式就是看书、看工地和偶尔陪公司高层打扑克牌。
不过，杨卓舒也有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绝不放过任何眼前所出现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有鱼，不管大小，马上撒网；只要有利，不管厚薄，立即投资。但对融资功能最大的上市，他却有着深恶痛绝的排异反应，“上市，无外乎两个目的：融资、转嫁风险。我既不缺钱，也不想转移风险。上市的并不一定就是好企业，有的企业几千万的资产就上市，有的企业亏损了好几年，股票还在那儿卖。另外我忍受不了包装，包装就是欺骗，炒作就是欺骗。”
财富意味着责任，财富越多，责任越大。用爱心、善心、慈悲之心关怀社会、关怀人，已成为卓达集团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12年来，他们先后向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贫困地区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达9000余万元，救助失学儿童3万名，同时卓达员工自发捐助失学儿童3000余名，并因此荣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公益明星单位”等荣誉称号。
对于自己的慈善情感和行为，杨卓舒认为来源于多灾多难的童年生活。早年的他生活非常艰苦，5岁时父母被打成右派，他成了“黑五类”，8岁随母亲到哈尔滨。为躲避歧视，上小学时整天逃学，文革一来就失学了，然后干了5年苦力，这种游离和被歧视的生活状态一直延续到19岁。“我曾经充满了仇恨，但我慢慢学会了感恩，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了我。”
杨卓舒的捐款更多是用于教育资助。在他看来，好的慈善行为应该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和命运，选择教育就是这个目的。但杨卓舒参与慈善事业以来，常常碰到“截留”的现象。他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每人每年600元，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但他常常收到来信：“杨伯伯，您寄来的100块钱收到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堵心。
为了避免“截留”，他开始设立基金，除了教育，还进行扶贫。他并不赞成政府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家行善，因为“黑幕下的交易太多了，本身就是不义之财，这些企业家连税都不想交，如果通过慈善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减税，那慈善几乎成为洗钱的方式，新一轮的寻租就开始了”。
他说，自己还有三个愿望：一是办一流企业，二是办一所一流大学，三是办一流的慈善机构。而他认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就是让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如果有一天，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没有一个失学儿童，那才是我最大的幸福和骄傲”。
杨卓舒在2002年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捐赠仪式上说的一番话很好地诠释了他做慈善的初衷：“一个人在挣了足够的钱之后，钱还有更崇高的作用；企业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的时候，可以有非常崇高而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把挣出来的钱还给社会，救助那些需要钱的人……如果我们把钱看做最高和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在挣够了三个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优哉地生活，没有必要不分昼夜地拼命，没有必要拼命地工作、奋斗。但是，因为有一种崇高感在教化我们，约束着我们不敢偷懒；约束着我们遵守国家法纪，拼命地工作和创造。这样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向着一个目标，看看我们在200万失学儿童之中到底能捐助多少。因此，我想创办一所企业，企业是我个人的，但也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