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团伙和他们的生活
每到春运，人们谈到票贩子都要咬牙切齿一番。据调查，贩票这种违法勾当现在都已经是集团作战，一个票贩团体，首先，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大，他必须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铁路警察、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道势力的关系
杨波很有把握地站在人群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他的前后已经站满了怀着渺茫的希望，来火车站想试试看能不能买上一张回乡车票的人们。
杨波认为自己比周围的人优越之处在于，他已经和几个票务人员混得很熟，所以他能够知道，下一次放票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窗口。
“不要看旁边那条队排了那么长，没用的，”杨波轻蔑地吐了一口烟，“一会放票的时候，那个窗口就被关闭了，那群人，白站了两小时。”
40分钟后，售票厅里的队伍突然躁动不安，“放票了、放票了”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杨波旁边的那条队的人果然发现他们被戏弄了，有的忙着和工作人员争论，有的赶紧跑到别的队队尾站好。
而杨波，稳稳当当地走到一个窗口前，向里面的票务露出微笑，小声说“来20张26号北京到长春的。”
排在他后面的人听到了这句话，大喊一声：“这是个票贩子！”“票贩子！警察就在旁边站着呢，你怎么不去抓他啊？”“哼，这些人都勾结好了！”……杨波没有理睬背后这些熟悉的议论，一低头，接过票匆匆离开。
一个男人突然站在他面前，“大哥，你有明天去成都的票吗？”“让开让开，我是给单位统一购票的！谁卖票啊，买票排队去！”杨波不耐烦地喊道。
杨波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谎，他确实不卖票，负责分配票源的是老大，卖票的是小六，交货的是小王，望风的是刘吉，而他，只是负责每天数次，从这个火车站的各个窗口中，把紧缺的火车票买出来而已。
杨波做这一行，已经5年了，被抓过3次，总计关押50天，每年仅一个春节，他就能挣到1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利润。
分工合作的票贩团体
“现在很少有单打独斗的了，起码得两三个人才能干”，作为元老级人物，杨波认为自己对这个火车站的一切都很有发言权。
一个票贩团体，首先，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大，他必须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铁路警察、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道势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能买上票并且不被警察抓，保证自己不被打；同时，他还要对票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什么票紧缺，什么票可以卖个大价钱，什么票可以买多少张；最后，他必须有一群忠心耿耿并且守口如瓶的兄弟，在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不会供出他。
杨波所在的团体，成员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老大拉出来的，所以他被抓了三次，都没有供出老大，因此颇得信任。
“我们手里没多少票，被抓了也就没收、罚款、拘留……反正老大会托人想办法把我们搞出去的。”
杨波知道火车站曾经有一个大票贩子，被抓到后判了两年，听说，是他得罪了另一位资格很老的“前辈”，那人收买了他手下一个望风的，出卖了他。
“真正早期做得大的老大们现在早就收手不干，去做其他生意了，就算现在还在做的，也没有几个会到火车站来。”
在老大打通了车站的各方面关节之后，手下的人就开始分工协作。每天老大会告诉杨波，大概需要哪些车次的票，然后杨波去找车站的人了解，这些票大概分几批，什么时候放，到时候他认识的票务人员会在哪个窗口。然后，每次几十张票地从窗口买出。
杨波将票交回后，老大会给提前订票的人留一部分，其他的转到小六手里。
小六是一个年轻姑娘，她每天负责在售票大厅里面转悠，当看到有人一筹莫展地不知如何回家时，她就走上去建议：“我倒是知道一个可以买火车票的地方，不过要加点钱。”老大说了，“我们不卖假票，不抢钱，一个姑娘比较容易让人信任。”
小六会带着乘客在车站附近的小胡同里绕圈圈，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乘客说话，判断这是不是一个便衣，当她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就把乘客引到一个小铁门内，一个短信，小王就从一边闪了出来。这时在胡同的一边，刘吉正靠在角落里抽烟，用老大的话来说，“如果警察来了你就唱歌，如果乘客撒野你就打人。”
杨波介绍说，他们这个团体春节期间，每张票视紧缺程度，升值100元左右，有的紧缺路线的票，更可以涨价100%，“春节前后一个月下来，我们每人分个一两万，大头都在老大那里，我们自己猜，正常情况下，不会低于20万吧。”
“这个活，不是人能长干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恶梦，警察不停地追，我们不停地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孟凡报道：“20万？”黄新哼了一声，“我1998年的时候，春运挣的是这个的几倍。”
黄新曾经是一个资格很老的大票贩子，早已洗手不干几年了，现在开了几家洗脚城，每天开着车去店里照看照看，找朋友喝喝茶、打打牌，倒也自得其乐。
“倒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整个人都是紧绷的。”黄新说。他刚开始在北京的两个火车站入行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做，一个人得去买票、然后在乘客中挨来挨去，很小声地问“要票吗”。
当时做这一行竞争不算很激烈，黄新一个人拼死拼活一个月后发现，比他之前在老家两年赚得都要多。
“我那个时候真是什么苦都吃过啊，被抓、被关、被打……后来学聪明了，知道该打点的要打点，该打回去的要打回去，我回了趟老家，拉来了几个堂兄弟一起干，自己就不用再怎么出去了。”
黄新入行比较早，之后的火车站，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并不是你想做票贩子就能做的，当然也有些学生，帮同学买票，半夜过来排一晚上队，回去每张多收一二十块钱的那种我们不算。火车站什么地方？难道倒票赚得多大家能不知道？这种肥肉，怎么可能让你消消停停地吃进嘴里去？”黄新很文雅地喝了一口茶。
家族渊源
和其他不法交易一样，票贩子也讲家族渊源、地域籍贯，“大部分是老乡，这样大家比较齐心，有的火车站是来自几个省的人，大家平时尽量维持平衡，但如果惹急了，肯定要找个地方打一架，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省的人想独霸这个车站，也会故意挑事。”
“我当时不怕警察，我很聪明，手下都有人替我办事，具体的火车票我摸都不会摸一下，他们抓不到我什么证据，但是当时火车站另一派的人确实太狠了，他们和火车站的关系没有我铁，生意没有我做得大，就想拿刀把我赶出去，还砍伤了我的两个兄弟。”
对此，黄新的解决办法是，给附近的一位本地“大哥”送了一些“礼物”，并且承诺每年分红，一个星期之后，那一派的人从这个火车站消失了。
“所以倒票看似利润很高，但是其实你要送去各方面打点的钱一点不少，不要以为只要纠集几个人就可以开始干。同时，虽然我们很注意拉拢警察和火车站的人，但是难免还是会有人会被抓进去。”
为了减少风险，黄新曾经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干脆在一个小旅行社旗下开了一个车票代售点，还和一些旅馆、酒店、旅行社建立了“业务联系”，不在火车站售票大厅拉活，而以这种似乎被镀上了合法外衣的业务为主。“这种业务虽然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比较安全，大家做得也放心。”
2002年，黄新捡拾自己的储蓄，发现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我当时想，老子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冒风险的行当，世事难料，万一被抓进去了，这个钱岂不白赚了？何不做点合法生意，享享福？”黄新在北京买了一处满意的复式住宅，开了第一家洗脚城。“我的兄弟们我一点都没亏待，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愿意在北京继续干，我给你们介绍人头，愿意做点小生意，我来出本钱，每个人我都分了不少钱给他们。”
个人生活
黄新那一代的大票贩子大多已经洗手，剩下天天直接面临风险的，还是杨波这样的小喽罗，杨波和一群兄弟租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套三居平房，每个月租金1200元钱，他和刘吉睡一间。
“我也知道这个生意不能总干，钱我都攒着呢，准备明年就回家买个房子，做点小生意。”说起来，杨波有点怨恨自己的父母：“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每年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爸妈还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别耽误了赚钱，只要我每年能给他们寄两三千块钱，他们巴不得我不回去。”
有时候杨波也会对团体里面的其他兄弟产生患难之交的感觉，“我们都是一个村的，小六不愿意嫁给个傻子种一辈子地，长得又不好看，只好来做这个，刘吉的爸爸死了，虽然他分的钱没有我们多，但他是个孝顺孩子，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小王是已经有媳妇的人了，他明年也要回家，他娃快上小学了，也该回去了。”
“这个活，不是人能长干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恶梦，警察不停地追，我们不停地跑。”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