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已趋灭亡？(上)
2002年以来，中国迎来了新的外商投资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热潮外商资本对中投资，独资首次超过了合资。同时，20年前一部分经营相对成功的合资企业，也发生外商通过增资控股、收购等形式，转化为外方控股公司。
松下、宝洁、西门子、日立等公司陆续将他们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转为独资，商务部在刚刚发布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了这一趋势。
商务部跨国公司副研究员李艳君研究表明，“欧盟跨国公司当初成立合资企业，主要是想借助中方的关系网开拓中国市场，这一优势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透明化和规范化，已失去吸引力”。商务部跨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也以松下为例对跨国公司独资化的深层原因作出分析。他认为，独资是松下公司从管理角度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松下在华的41个投资项目都由各事业部单独管理，合作十分困难；同时，与中方的合作内耗太高，也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王志乐介绍，现在松下（中国）已经完全实现独资化。
为什么外资企业纷纷独立？合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合资是对是错？中方外方谁赢谁输？《中国财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没有提出来那样简单。甚至说，我们根本无法判别，是谁制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离婚潮”。20年来，中外双方有得有失，共同完成了中国经济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腾飞，仅就这一点，无论是在“合资中国”之路上逝去的个人还是企业，都值得未来纪念。
一个逝者和他代表时代的终结
易水寒 彭化英/文
1979年1月，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地，又进入了一片经济的严冬。十年黑白颠倒、混乱和破坏相交替的日子过后，中国面临着如何从废墟中重新站起，如何重新在世界新的发展格局中获得自己应得的社会地位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如何振兴已经濒临瘫痪的中国经济。这时，饱经文革风霜的荣毅仁挺身而出，承担了一份历史的重任。
荣毅仁复出与合资时代肇始
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国政府工作，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他在1979年1月17日请来了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时期的工商业巨子：荣毅仁、古耕虞、胡子昂等座谈。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会上，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挣扎着爬起来的荣毅仁提出开办一家投资信托公司，来吸引海外资本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主张，邓小平听罢立刻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荣毅仁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时隔不久，报告便被批了下来。
然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吸引外资建企业，绝对不是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外国资本凭什么将资金投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这里面的难题有二。其一是如何重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局的信任，其二在于当时的中国缺少相关的法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总设计师邓小平和被冠以“红色资本家”头衔的荣毅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决信任问题，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要让海外资本家认识到中国发展经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决心，就必须将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并给予恰如其分的权力，来主导这场经济振兴的大局。而解放前身为中国工商业巨子，解放后出任上海市市长、海外关系广泛而又年轻有为的荣毅仁首当其冲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将荣毅仁推向改革的前列，无疑是当时对“人”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历经多年，我们回首时发现，中央的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荣毅仁和他的中信集团，成为了外国资本寻找在中国投资之路的重要管道，甚至到了非“中信”不谈的地步。
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以及合资办企业第二个技术性难题在于，“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时间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因此，一部有关合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成为这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既要给予投资方满意的回报，同时还不能破坏当时国营企业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基本国策，这其间有着太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关于合资企业管理资料后起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有这么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那天晚上，当时为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回忆说，他和荣毅仁写材料弄到深夜两点钟，最后“我只能睡在老板家的客房床上”——在荣毅仁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
荣毅仁去世与合资时代终结
1979年7月，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有关外资投资的法案终于出台，这就是最终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这部划时代的法律，给中国当时几乎疲软的经济，打上了一阵强心剂。而与此同时，以荣毅仁为首的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也正式成立，担负起为百废待兴的中国招商引资兴办实业的历史重任。刚刚成立的中信公司果然不负众望，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带领它的中信公司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国外媒体将这股热潮称之为“合资中国”。
但是，“合资”毕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以国营企业为主的合资公司，必定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和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任务。20年来，“合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急需的资本和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对此，荣毅仁先生不断呼吁，要依照市场规律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无法抵御那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合资时代鼓励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法律漏洞大肆鲸吞国有资产；有人指责：合资时代成了外国资本瓜分中国市场的饕餮大餐；有人贬抑：合资时代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完全破灭；有人愤怒：合资给外资企业太多的优惠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无疑，站在今天回首过去，我们有太多的责备可以说出口，就像站在山顶对迷失在山间小路的登山者大加耻笑一样“理直气壮”。但是，在那个混沌的历史节点上，谁能够未知先觉地对不确定的未来给出最佳答案呢？
今天，“合资中国”已经被人渐渐遗忘，“独资潮”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词汇。不管外方资本怎样看待中国的合资时代，不可忘记的是，正是由于“合资中国”的这个切入点，引发了25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一批海尔、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均收入、gdp每年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在攀升，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令世界瞩目的健壮青年。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先生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这位新时期的“红色资本家”以他独特的经历，曲折跌宕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由弱变强的巨大发展。在解放初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这位商界巨子的特立独行，帮助年轻的中国政府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调整航向，同中国人民一道走向更加辉煌的道路。
大约公元3000年前，一位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巨人曾经站在湍流不息的河边叹道：“逝者如斯夫”。而今，逝者已去，他曾经代表着的一个时代，也渐行渐远，中国的未来能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前人所未达的高峰，让理性和共赢之旗帜引导我们走上和谐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给予先人的责任已经卸去，而历史留给我们的责任，却依然沉重……
一个合资企业的“独立日”
易水寒/文
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中，曾经在中国合资上百家企业，拥有庞杂资本机构的日立（中国），走向了坚决的控股经营、摒弃中方的发展道路，可谓是一种必然。
2002年8月，预谋已久的日立撤资计划，正式进行。没有风光的媒体招待会，没有热闹仪式，甚至就算站在福日公司的门口，你仍旧能够感受到这个已经失去昔日辉煌的公司仍旧像往日一样沉静。悄没声息的，日立公司将全部文字资料从福日公司的本部搬走，到鼓山脚下原福日公司所属的一片厂区中的一座办公楼。自2001年起，这里新成立了一家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合资三方和过去的福日公司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新公司中，日立所占的股份为51％，原来在福日控股的福建信息集团所占股比下降到了47％。这仅仅4个百分点的股份变化，日立则完全掌握了新公司的控股权，再也不用受到中方的羁绊，可以放开手脚来开拓他们早已看好的中国大屏幕高清晰彩色电视机的市场。
2005年12月，我们重新访问了坐落在福州市15中学旁边的原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的所在地。而今只剩下一片废墟。门外的厂牌还在，但厂房已经推倒，被平整为平地。据工地施工人员介绍说，这里今后将实施一个房地产项目，这片原本属于福日的都市黄金地段，将在不久之后，用林立的高楼大厦，体现它的价值。
在废墟的残砖碎瓦中，我们幸运地找到一面残破的厂旗，几根印着“创出中国名牌”的半截礼仪绶带深埋在土层之下。两张在公司鼎盛时期领导访问的照片默默躺在砖石缝隙中，照片显然被雨水浸泡过，好不容易将其分开，已经很难辨出本来面目。另外还有一张属于综合办江某的一张胸卡，躺在厂旗下，无语而无奈。
合资的悸动
居住在中科院宿舍的李太太向《中国财富》记者展示了她家的两台电视机，一台是在70年代，通过各种关系凭票购买的原装日立彩色电视机，李太太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当时所处的圈子中，她家是第一个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另外一台，是1999年购买的日立牌25寸彩色电视机（原福日生产），这也是她家的第二台电视机。如今，这两台电视机仍旧清晰如初。在客厅显著的位置上尽管已经摆放了一台国产42英寸的大屏幕背投，但是这两台电视她一直没有舍得淘汰，一台摆在了老两口的卧室，一台放在了饭厅。
“那电视的质量真的很好，从买回来到现在，除了给那台老式的电视加装了遥控器以外，从来没有维修过。”李太太称。
的确，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几乎都不会忘记日立或者福日这两个品牌，它们可谓是当时最好的电视机的代名词。
1979年，经历了文革阵痛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10年中一直被压抑着的购物热情，一下子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老三大件迅速转移到“彩电、冰箱、洗衣机”这新三大件身上，其中，以彩电尤为气派。一条胡同中，如果某个家庭有能耐弄到一张彩电票（当时的彩电需要凭票购买），买到一台彩色电视机，那实在是风光的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中国，民用产品的生产发展落后，国内仅有牡丹、金星、凯歌等有限的几个电视机品牌，而且产量不足，技术也比较落后，一般只能生产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基本上依赖进口，松下、日立、东芝成为市场上最常见的彩电品牌，市场占有率高达80%，给国家有限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于是，发展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含量的彩电业，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文革刚刚过去，政府掌握的有限资产需要解决能源、基础建设等更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对于民用产品领域，相关的投入不足。好在政府寻找到了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将“合资”引入到国内工业发展中来。于是，经过东荣商行的牵头，1981年日立在福建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彩电企业、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和第一批国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企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重工企业之一，日立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一直推溯到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1973年唐山火力发电场，便是引进日立技术。还有当时的中国气象与铁路专用电脑，也是日立的产品。这些早期合作项目，为双方日后大规模的合资合作打下了基础。因此，到1981年的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时，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无疑，当时日立看好的，是中国的市场和较低的劳动生产成本，而中国需要的是日立彩色电视机生产和研发技术，以及获得资金迅速展开生产。在初期的蜜月期，双方可谓是都获得了各自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福日牌彩电便在中国市场打开了知名度，市场占有率一路攀高，双方都在合资中赚得钵满盆满。一时间，福日与联想、四通、海尔等同被誉为各自行业的技术先驱，名列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第六名，曾先后创造了18项中国彩电技术的“第一”：福日是我国第一台单片机芯彩电、第一代数字化高清晰彩电、16×9宽屏幕彩电的发源地等等。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国有彩电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福日的蜜月渐渐结束，迎来了它难以逾越的阵痛期。
市场的阵痛
由于彩电生产行业进入门槛低，投入不大，当时最便宜的一条彩电生产线，仅为1500万人民币。因此，自从彩电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之后，彩电生产厂家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再加上政府还采取限价政策，一台17寸普通彩电的价格被限定在1400元，但是黑市价格却高达2800元，一张彩电票的黑市价，与一台彩电价格相差无几。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空间，几乎一夜间全国矗立起200余家彩电厂。但好景不长，很快，彩电生产便由求大于供转变为供大于求的局面。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1991年国家放开了彩电市场价格，中国彩电产业的发展，真正走向了市场化。
在国家放开彩电价格初期，一时间彩电价格飙升，甚至达到2800元，几与黑市价格持平，但是市场风云瞬息万变，不出几个月彩电的价格便回落到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彩电厂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持续几年的彩电价格大战下来，主流彩电价格已经跌去了80％，百花、孔雀、黄河、西湖、金星、北京等电视品牌已消失了踪影。由于产能严重过剩，技术更新能力不足，中国彩电行业也渐渐陷入了景气循环的低谷。
而此时的福日，正将目光紧紧盯在彩电出口上，根本没有把国内市场当回事。而当国际市场对中国彩电开始抵制的时候，却发现国内市场已经是国产品牌的天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立与福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蜜月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但曾经合作初期的高额利润已经不再，而且正逐步走向亏损。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1999年福日的亏损额有1个多亿,此后每年至少也有几千万的亏损。据分析，福日的亏损即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便是几年来市场竞争加剧，残酷的价格战使得传统“小电视”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内部因素则在于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投入，生产规模一直上不去，而营销渠道落后，更是形成软肋。在福州，我们采访到当初一位福日彩电的山东经销商，他说：“福日几乎从来不促销，更没有降价，在市场价格都普遍下跌的时候，福日在价格上真可谓是一枝独秀。而且，市场宣传几乎没有，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福日）使用的是什么显像管，用的是什么技术，能够达到多高的分辨率，用的是哪一种纯平技术。……再加上经常断货，特别是当时市场热销的25寸和29寸纯平彩电。”
如何解决当前在市场上面临的困难，日立与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始产生分歧，前者谋求在生产转型上进行突破，贯彻日立本部的全球化目标，全面放弃crt电视机的生产，转向背投、液晶等大屏幕、高清晰度产品的生产，而后者则认为应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在“小电视”领域稳打稳扎。尽管如今双方谁都不愿意承认，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双方一定在此问题上争执不下。现任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杉崎觉先生在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表示：“往事不堪回首，不说也罢。但总的来说，当时日立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2000年，日立本部也开始亏损，到2001年，亏损额更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为此，作为日立“脸面”的家用电器领域，更需要通过高技术、高亲和度和高市场占有率，为日立重塑品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传统电视行业全线撤退进入高清晰度电视生产领域，不仅仅是中国一家合资企业的事情，而是整个日立全球战略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环境和背景，双方的分后便是在所难免了。
来源:《中国财富》
作者: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