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增长呼吁“黄河金三角”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金三角地区在今天再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这块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晋、陕、豫三地，处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结合带的省际交汇区，以20余年来不间断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资源整合，正在形成一个日臻成熟的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它所展示的区域互动效应和区域焊接功能为我国现阶段“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现实价值。
今天在中央鼓励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西部互动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块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显示出了更多的想法和愿望，三地政府官员频繁往来、积极磋商，一个共同的构想是协力打造黄河新三角经济圈，使其成为中西部结合点上的“飞地”。
这是一个极具创新价值的大胆构想，因为，无论是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理论还是实践结果都表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必须优先推进区域结合地带的发展，使其起到梯度转移中转站和区域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如果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区域能够真正确立，那么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区域经济战略无疑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推进。但是这一构想又有多大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它的形成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谁又将充当极具号召力的中心城市呢？
从“黄河金三角”到“黄河新三角”
其实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河金三角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这块以山西运城市、河南三门峡市、陕西渭南市为主要涵盖目标的三角形区域地跨晋、陕、豫三省，区域总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0万，由于空间上的相互毗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的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以及社会结构的相仿等等原因，在“八五”期间全国区域合作组织开始活跃的背景下，三座省际边缘性城市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当时对这个区域的定名是“黄河金三角协作区”，主要协作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变，这种区域组织合作也面临了重重困难，一系列瓶颈问题开始凸显。譬如一些大型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协同建设难以落实。由于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和征地拆迁退赔负担等地区间利益协调较难落实，使许多已达成共识的较大规模的跨地区重要项目实现起来有难度。
与此同时，区域性金融合作体系发展条件的尚不成熟也让这种合作在后期举步维艰。因为对内开放、区域经济协作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区域金融的内部开放与合作。“八五”期间中国金融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化的格局基本未变，信贷资金管理依然实行地区规模控制，严禁跨地区发放贷款，同时，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债券市场仍受到资金行政管理界限的限制，致使区域性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另外，除了国家的现行宏观金融调控体制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下的地区利益冲突也成为了重要障碍因素。
而另一方面，“黄河金三角协作区”虽然达成了万余个协作项目，但是区域性产业协作却并未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其中区域产业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尤其缓慢，涉及多边联合的大的单项投资项目很少，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较严重。从协作组织自己发表的统计来看，跨地区企业联合体虽然发展很快，但实际上，以有机协作和分工为基础开展的跨地区产业组织合作并未真正实施。
据统计，在我国“八五”以来，全国范围内共形成了100余个区域合作组织，其中仅有1／3处于活跃状态，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的组织制度建设处于松散型、低层次上。尽管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合作组织在信息沟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省际间有代表性的经济协作区主要有西南五省七方经济协作会、西北五省区经济协调会、黄河经济协作区、中南经济协作区等四个。黄河经济协作区便位列其中，可见其成绩非同一般。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期间，“黄河金三角协作区”建立了约10对省区和70多对地市友好合作关系，结成一批行业协作联合会，达成万余个协作项目，省际间融通资金达数亿元，物资协作总金额约200亿元，物资联合开发得到了全面加强。与此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三地在开发黄河航运上大有作为，联合建设了三门峡和风陵渡两座黄河公路大桥等等。可以说“黄河金三角协作区”的确立和存在，使运城、三门峡、渭南在扩大对外区域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金融流通水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直至今日有关打造黄河金三角大旅游模式、黄河金三角化肥合作项目等等议题和会议仍然时时举办。初次合作的成功和由此而确立的良好基础让他们在合作机制走入窘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不懈的探寻和摸索。
此时，中部崛起战略开始打响，中央鼓励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西部互动发展的政策相继提出，对于一直在渴盼着重新构建黄河三角区经济新模式的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来说，无疑再次看到了一抹最为耀眼的曙光，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重新构建黄河三角经济区都有着不容置疑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三市良好而长久的合作基础；二十余年来各自已经强劲的经济、社会实力；得到了完全提升的三市交通网络，运城市极具号召力的中心城市价值等等，都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崭新经济区域，于是“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说法开始在三市流行。
寻找中部增长极
对于运城市、三门峡市、渭南市决心联合打造“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构想，各自的省政府均给予了积极支持，山西省更是率先将运城市相关发展战略写入了省“十一五”规划。因为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山西省代表团在围绕国家战略“十一五”规划发表意见时便提出，中部区域经济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互动的设想，山西认为“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确立无疑会实现中西部的有效互动，这将对各种资源要素整合以及产业规划、区域发展规划起到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无论从数据统计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区域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据统计，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规模已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而“十五”期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在20％以上，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一个消息显示，近两年来，东北三省经济运行逐渐步入快车道，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利用外资增幅较大。显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从“单极突进”到几大区域“多轮驱动”转变的新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部崛起的提出成为了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区域经济控制已经到了转折点，区域政策出现从“两头抓”战略到“取中”战略的转折。
今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内部一场旨在研究如何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会议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下召开，会议指出，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为此，会议明确提出，要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市场机制和互助机制，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进一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但是对于晋、陕、豫三省来说，如何实现中部快速崛起，实现地区间的有效合作成为了关键。按照经济学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邻的两个区域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是因为溢出效应、区域发展行为的外部性，这种关联有强有弱，有正有负，宏观区域制度政策的目标是追求区域间发展关联正效应的最大化。不仅如此，国家在当前公布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首次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并列提出，这也进一步显示了政府在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上的决心和战略意义。
面对中央东中西部互动、互补的发展格局的指引，三省首先实现中西部互动成为了最为可能实现的课题，而鼓励运城市、三门峡市、渭南市联合打造“黄河新三角经济区”则成为了这一课题的开篇。
其实，已经早有人提出中西部共同开发才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合理要求，在中西部结合地带的合适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加快中西部结合地带的发展，将会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的关键，也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点。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一经济区能否真正确立产生了担忧，因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整合的阻碍因素仍然存在，譬如体制性障碍、基础设施障碍、产业的同构、区域内外整合促使资源分散、本位主义影响区域经济的扩散与发展、区域间存在着竞争大于互补的现象，等等。但是对于迫切希望共同构建“黄河新三角经济圈”，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促进三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来说，这些因素似乎并不会成为阻碍三地经济合作与整合的关键。
“新三角区”的现实基础
首先，三市长久而良好的经济合作历史给“黄河新三角经济圈”的共同打造创造了稳固的平台，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协作与磨合，三市之间已经基本不再存在体制与基础设施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由于地域上的相互毗邻以及交通上的无比便捷，区域内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流动更加汇集，与中西部其它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特别是近几年来，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其中作为领头羊的运城市是山西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2005年运城市生产总值突破450亿元，达到470．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53．6亿元；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65．4亿元；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151．8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1．4∶56．4∶32．2。生产总值总量占山西省全省比重的11．4％，在全省经济总量排名仅次于省会太原市。
该市目前拥有全国最大的无机盐化工基地南风集团、装备规模居世界第一的运城制版集团、亚洲最大的铝工业基地山西铝厂、全国第二大铜冶炼基地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铁道部的龙头企业永济电机厂等大型企业。另外，它还拥有海鑫、阳光、通达、振兴、忠民、粟海、龙门、南风、关铝、制版、亚宝、丰喜等一批年产值达到10亿元、30亿元、50亿元以上的大型民营企业。其中海鑫、阳光、通达、振兴、粟海、龙门等6家民营企业进入了全国500强，海鑫集团为全国民营企业最大纳税户。
据统计，2005年运城市钢铁总产量达到480万吨；金属镁产量达到16万吨，占世界的25％、全国的50％；化工产品元明粉、硫酸钾、洗衣粉的产量分别占到国内市场的60％、50％、25％以上；电解铝产量达到90万吨，氧化铝突破200万吨；同时以镁铝合金、磁性材料、精密铸造、汽车零部件、纳米材料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30余个。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是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2005年三门峡全市生产总值33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增速为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3．1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02．3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99．84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9．9∶60．3∶29．8。该市支柱产业以能源、煤化工、铝工业、黄金生产加工和林果业生产加工，其中铝工业是其龙头产业。
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素有“陕西粮仓”之称；棉花总产约占全省3／4，号称“陕西棉库”，是典型的农业市。2005年渭南市全市生产总值实现312．42亿元，是1994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6．77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4．31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1．3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8．2∶46．2∶35．6。该市以畜牧、果蔬为主的特色产业是其经济支柱。
在晋、陕、豫三地极力构架的“黄河新三角经济区”中，仅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2005年生产总值即突破1000亿元，无疑在整个中西部地区中极具经济竞争力，而如果将“黄河新三角经济区”所涵盖的临汾、侯马等地市计算在内，2005年生产总值已突破2000亿元。
如此庞大的经济汇集让“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出现更具说服力。运城学院的一名教授认为，对于黄河三角区来说，这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该区域的经济潜力。由于当前黄河金三角的区域经济是一种都市经济圈边缘化的发展模式，虽然合作不断，但是在根本上存在各自为阵、不具合力、长远规划不能实现等问题。很多资源无法有效整合，缺乏更强的竞争力，譬如三地都有庞大的农业资源，如何联合挖掘它的潜力值得商榷；运城是典型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三门峡却因为资源因素制约经济发展；另外渭南人口基数高，且大部分为农业人口，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运城、三门峡两地是否能够更大限度地吸收剩余劳动力等等问题都缺乏更深层次的互动、整合。因此黄河三角区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解决组群的合作和都市经济圈问题，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区域经济。
无论是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还是从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来看，“黄河新三角经济圈”的打造似乎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而这其中另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对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开发。
毫无悬念的运城
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运城市作为“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城市都将是不二选择。在三市比较中，运城市是城市综合实力最强、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运城市全市总人口495万，是山西省人口最多的城市，2005年运城市生产总值实现470．8亿元，三门峡、渭南两地分别为335．20亿元和312．42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8．2亿元，三门峡、渭南两地则分别为86．45亿元和90．5亿元，差距明显。
同时运城市地处山西东南端，西接渭南，南通三门峡，位于二者之间，区位优势明显。在交通方面，运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境内同蒲铁路线横穿南北，运（城）风（陵渡）高速公路、运（城）三（门峡）高速公路和侯（马）运（城）高速公路，禹门口、风陵渡及三门峡三座黄河公路大桥联结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与洛阳、郑州和西安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2005年运城关公机场成功通航，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成为黄河三角区惟一的交通空港。
与此同时，南风集团、运城制版集团、山西铝厂等一大批优势产业汇聚运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支撑体系。在城市建设方面运城新区、空港新区、盐湖新区等十大城建工程已全面启动。其中，姚暹渠改造、运城新区铺安街一期、空港新区南区主干道和排水管网工程已经完工。另外，运城市目前已建成涑水河源头、太宽河、运城湿地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约74307公顷。而运城市作为河东文化发祥地，不仅诞生过李冰、荀子、司马迁、关羽、王维、柳宗元、王勃、王之焕、司马光、关汉卿、杨深秀等无数震古烁今的风流人物，而且盐文化、河东文化、关公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大比重，旅游资源以及独特城市文化相当突出。
因此，在整个“黄河新三角经济区”打造大战略中，将运城市作为中心城市都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上无论是从深圳特区引领珠三角崛起，再到浦东开发拉动长三角经济增长，还是到天津滨海新区推动环渤海前行，中心都市圈的带动价值毋庸置疑。
为此，在5月11日，运城市代市长高卫东所作的《关于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将运城市建设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工贸旅游中心城市的目标。
虽然“黄河新三角经济区”呼之欲出，运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已经正式列入该市“十一五”纲要，但是也有人对他们的前景表现了担忧。
有观点认为，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洗礼，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生态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十分封闭落后，因此“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合作前景并不明朗。
同时，也有人担忧，以运城市为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圈建立有可能对周围地区造成“空吸”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提出之后，并没有形成实质性进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相对迟缓的“空吸”现象。
但是乐观的评论家认为，中部发展水平低、发展任务重、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农村人口比重很大，因此，中部问题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的步伐，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实现社会转型，同时寻找中西互动契机，实现全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在此前提下建立以运城市为中心的晋、陕、豫三地“黄河新三角经济区”，对于中部的崛起和西部的跨越无疑是积极而有效的，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发展态势，未来中国的第四个大经济圈有可能在这里形成。
无论怎样，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共同构建“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步伐已经缓缓迈开，这一构想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它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和曙光？在中国区域战略的整体构架中它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