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板们的异国创富奇迹
李丰（化名）把自己的鞋厂开到了俄罗斯。这是2002年的事情了，从此他们生产的鞋子不再是外国进口商品，而是开始以本国商品身份在俄罗斯销售。
李丰并不认为他改变了什么，但他的经历却是中国对俄罗斯的经贸由贸易走向直接投资的一个缩影。
倒爷生意盛况难再
周广俊说自己见证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如今他是北京信立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很大一块业务就是为中俄投资提供咨询。
周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当时中国商品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李正是因此从1995年开始当起服装“倒爷”的。李形容自己的当初的形象——“差不多就是逃难的”，每次都是手提肩扛大包小包货物到俄罗斯。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尽管李说大部分人和自己一样都想好好做生意，不可否认的是这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周广俊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后来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贸易在磕绊中挣扎成长
原外经贸部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最初能够从俄罗斯赚钱的中国商人，凭借的仅仅是时间优势及独特的政府资源。”这最终影响着中俄经贸的发展后劲。而这种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近十几年正在逐渐显现。
李在自己的倒爷生涯开始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赚大钱。因为当他的服装还在等待通关时，早有“能人”的同类款式服装在俄罗斯市场上流通多时了。“正常通关需要3天，有些人只要几个小时。”这种特殊资源的掌握在整个90年代都显得至关重要。
除了每次通关必须的漫长等待，俄罗斯海关还限制中国商人过关时携带的货物数量。于是，在黑河海关，每到可以通关的下午，都有上千个俄罗斯人在江边等船——俄罗斯海关不限制本国人携带货物过关的数量，一批专门帮中国倒爷运送货物的俄罗斯团队应运而生。当然，更多的中国货物通过俄罗斯的民间通关公司“代办入关”，它们为中国商人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捆绑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务。
然而正是这种“灰色通关”为中国商人埋下了祸根。2003年，莫斯科艾米拉中国市场因此遭查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和他的朋友都很迷茫：“老实说我们也想走正规渠道，但现实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规的。”李说，真正想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内商人，迫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正面指引：进入俄罗斯市场要经过哪些步骤，这些步骤需要和能够找哪些中介机构代办，费用大概多少，以及碰到问题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在周广俊眼里，这些情形的发生“中国人自身也有很大问题”，比如法律意识淡薄。他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一家国内企业同乌克兰企业做贸易，乌克兰这家企业陆续欠拖货款100多万元，等到国内企业想到追索货款时，这家乌克兰企业“名义”上已经不存在，厂房也转到了另一家企业名下，而这第三家企业的老板正是债务企业老板的女儿。“从掌握的材料看，其实可以追诉。”周广俊说，但这家国内企业却不想打官司。
“这种情形不胜枚举。能追诉的因为不懂或者对畏难国际诉讼自愿放弃，还有大量案例因为合同不完整甚至根本没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证据不齐而无法起诉。”周感慨道。
投资升级峰回路转
1999年成了一道分水岭。这一年李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往年我的货一到俄罗斯，就会直接被批发商提走，但从那年开始越来越难。到2002年底出现了大量积压。”在俄罗斯市场开始排斥中国商品、双边经贸扩大遭遇重重问题的情况下，很多在俄中国商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2002年底，李丰决定把企业搬到俄罗斯去。“当时最直接的想法是找个合作伙伴，让公司带上俄罗斯血统，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李的另一个“小九九”是，中国鞋在欧洲日子不好过，假如贴上俄罗斯商标，从那里转口去西欧，待遇可能会大不相同。尽管公司进入俄罗斯后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但在俄罗斯设厂仅仅关税一项就能节省成本20％左右。李丰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选择。
“除了前期通过贸易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中国商人，现在部分国内民间资本也开始北上俄罗斯。”周广俊说，近期向他咨询俄罗斯投资的国内企业，大多关注俄罗斯的能源、森林资源开发和建筑市场。“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因此建筑市场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关注。”据他了解，国内民间资本大量投资俄木材加工产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并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多年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员工频繁申请旅游签证去俄罗斯，才发现实际情况。”最后还是相关部门说服企业报批对外投资，之后协助公司员工申请商务签证。
熟悉对俄投资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国内企业之所以对报批不甚积极，主要是对外投资必须经外管局审核，也就是说企业资金动向将完全被外汇管局监控，“但除此之外实际没有给企业出去提供什么帮助。”该人士抱怨。因此对企业来说报批也就可有可无——反正投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俄罗斯：比如通过黑市换取外汇，然后直接将现金偷运出国；有些人是此前有对俄贸易，收入本来就在俄罗斯。“总之方法很多。”
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
“我的很多朋友都陆续转行作中介了。”周广俊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和他一起在俄罗斯学习法律的同学，当初大部分留在俄罗斯，或者做翻译，或者进入中国此前赴俄投资的大型企业；而现在很多人开始转入中介咨询行业。
近年来俄罗斯市场开始关注中国纺织品外的制造业，进入中国进行大宗采购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两年我参加很多机械设备展览，总能碰到很多俄罗斯人。”周广俊举例说，此前俄罗斯机械设备多从欧洲进口的，近几年发现中国的中低端机械设备物美价廉，“欧美产品同类产品价格高出我们的产品2~5倍。”
俄罗斯商人采购中国大宗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和中国商人打交道，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毕竟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别。”周告诉记者，一位俄罗斯商人曾找到一家中国生产机械设备的乡镇企业，对这家企业的产品很满意，但“这位乡镇企业老板穿着休闲衬衫和拖鞋跟他谈生意，还随地吐痰”，这单生意终究没有谈成。
而这样的情形下，中介机构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协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这些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大都在俄罗斯生活多年，了解俄罗斯人的想法和习惯。因此他们能帮俄罗斯商人寻找合适的中国产品和企业；也向中国企业解释俄罗斯人需要什么。
“交易的不成功，50％以上的因素是由于沟通不畅。”周说，如果沟通顺畅，中俄经贸大有前景。而在这样的预期下，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也越来越近。
来源：中国经营报
李丰并不认为他改变了什么，但他的经历却是中国对俄罗斯的经贸由贸易走向直接投资的一个缩影。
倒爷生意盛况难再
周广俊说自己见证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如今他是北京信立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很大一块业务就是为中俄投资提供咨询。
周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当时中国商品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李正是因此从1995年开始当起服装“倒爷”的。李形容自己的当初的形象——“差不多就是逃难的”，每次都是手提肩扛大包小包货物到俄罗斯。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尽管李说大部分人和自己一样都想好好做生意，不可否认的是这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周广俊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后来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贸易在磕绊中挣扎成长
原外经贸部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最初能够从俄罗斯赚钱的中国商人，凭借的仅仅是时间优势及独特的政府资源。”这最终影响着中俄经贸的发展后劲。而这种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近十几年正在逐渐显现。
李在自己的倒爷生涯开始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赚大钱。因为当他的服装还在等待通关时，早有“能人”的同类款式服装在俄罗斯市场上流通多时了。“正常通关需要3天，有些人只要几个小时。”这种特殊资源的掌握在整个90年代都显得至关重要。
除了每次通关必须的漫长等待，俄罗斯海关还限制中国商人过关时携带的货物数量。于是，在黑河海关，每到可以通关的下午，都有上千个俄罗斯人在江边等船——俄罗斯海关不限制本国人携带货物过关的数量，一批专门帮中国倒爷运送货物的俄罗斯团队应运而生。当然，更多的中国货物通过俄罗斯的民间通关公司“代办入关”，它们为中国商人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捆绑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务。
然而正是这种“灰色通关”为中国商人埋下了祸根。2003年，莫斯科艾米拉中国市场因此遭查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和他的朋友都很迷茫：“老实说我们也想走正规渠道，但现实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规的。”李说，真正想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内商人，迫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正面指引：进入俄罗斯市场要经过哪些步骤，这些步骤需要和能够找哪些中介机构代办，费用大概多少，以及碰到问题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在周广俊眼里，这些情形的发生“中国人自身也有很大问题”，比如法律意识淡薄。他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一家国内企业同乌克兰企业做贸易，乌克兰这家企业陆续欠拖货款100多万元，等到国内企业想到追索货款时，这家乌克兰企业“名义”上已经不存在，厂房也转到了另一家企业名下，而这第三家企业的老板正是债务企业老板的女儿。“从掌握的材料看，其实可以追诉。”周广俊说，但这家国内企业却不想打官司。
“这种情形不胜枚举。能追诉的因为不懂或者对畏难国际诉讼自愿放弃，还有大量案例因为合同不完整甚至根本没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证据不齐而无法起诉。”周感慨道。
投资升级峰回路转
1999年成了一道分水岭。这一年李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往年我的货一到俄罗斯，就会直接被批发商提走，但从那年开始越来越难。到2002年底出现了大量积压。”在俄罗斯市场开始排斥中国商品、双边经贸扩大遭遇重重问题的情况下，很多在俄中国商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2002年底，李丰决定把企业搬到俄罗斯去。“当时最直接的想法是找个合作伙伴，让公司带上俄罗斯血统，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李的另一个“小九九”是，中国鞋在欧洲日子不好过，假如贴上俄罗斯商标，从那里转口去西欧，待遇可能会大不相同。尽管公司进入俄罗斯后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但在俄罗斯设厂仅仅关税一项就能节省成本20％左右。李丰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选择。
“除了前期通过贸易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中国商人，现在部分国内民间资本也开始北上俄罗斯。”周广俊说，近期向他咨询俄罗斯投资的国内企业，大多关注俄罗斯的能源、森林资源开发和建筑市场。“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因此建筑市场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关注。”据他了解，国内民间资本大量投资俄木材加工产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并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多年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员工频繁申请旅游签证去俄罗斯，才发现实际情况。”最后还是相关部门说服企业报批对外投资，之后协助公司员工申请商务签证。
熟悉对俄投资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国内企业之所以对报批不甚积极，主要是对外投资必须经外管局审核，也就是说企业资金动向将完全被外汇管局监控，“但除此之外实际没有给企业出去提供什么帮助。”该人士抱怨。因此对企业来说报批也就可有可无——反正投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俄罗斯：比如通过黑市换取外汇，然后直接将现金偷运出国；有些人是此前有对俄贸易，收入本来就在俄罗斯。“总之方法很多。”
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
“我的很多朋友都陆续转行作中介了。”周广俊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和他一起在俄罗斯学习法律的同学，当初大部分留在俄罗斯，或者做翻译，或者进入中国此前赴俄投资的大型企业；而现在很多人开始转入中介咨询行业。
近年来俄罗斯市场开始关注中国纺织品外的制造业，进入中国进行大宗采购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两年我参加很多机械设备展览，总能碰到很多俄罗斯人。”周广俊举例说，此前俄罗斯机械设备多从欧洲进口的，近几年发现中国的中低端机械设备物美价廉，“欧美产品同类产品价格高出我们的产品2~5倍。”
俄罗斯商人采购中国大宗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和中国商人打交道，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毕竟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别。”周告诉记者，一位俄罗斯商人曾找到一家中国生产机械设备的乡镇企业，对这家企业的产品很满意，但“这位乡镇企业老板穿着休闲衬衫和拖鞋跟他谈生意，还随地吐痰”，这单生意终究没有谈成。
而这样的情形下，中介机构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协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这些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大都在俄罗斯生活多年，了解俄罗斯人的想法和习惯。因此他们能帮俄罗斯商人寻找合适的中国产品和企业；也向中国企业解释俄罗斯人需要什么。
“交易的不成功，50％以上的因素是由于沟通不畅。”周说，如果沟通顺畅，中俄经贸大有前景。而在这样的预期下，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也越来越近。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