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的尴尬
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结构调整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是一个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过程。当摧毁旧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会引发大规模、突发性的就业压力
发改委日前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报告称，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从报告来看，有两个因素加剧了今年的就业困难。一个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农民越来越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今年的这一比例达到60%。二是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比去年增加75万人，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压力。
不过，撇开这两个因素不谈，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正视：从对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本身就不多。上述报告预计，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的就业岗位只有800万个左右。近年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9.8%左右，今年按世行的预测，为9.2%，照此计算，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约为80万。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而在80年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纳的就业人数为240万。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经济一路凯歌高奏，但就业的弹性系数却越来越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
如何来解释这种经济高增长就业反而低的现象？对于这种明显违反经济学理论的“反向变化”，笔者认为，不是理论错了，而是因为我国尚处“转轨”阶段的现实。
首先，就业问题的出现是经济转型的结果。在计划体制下，为了保证人人都有工作，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甚至四个五个人吃，从而造成企业大量隐性失业。不仅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其应对的生产组织往往是大中型企业，而市场经济应对的企业组织往往是个体和小企业。从大中型企业退出的原国企职工不能适应个体和小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出现大批失业人口，是中国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
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使得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结构调整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是一个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过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结构调整：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采用新技术的领域、新的经济成分中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采用旧技术的领域、旧的经济成分中不断摧毁大量旧的工作岗位。当摧毁旧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会引发大规模、突发性的就业压力。
再次，劳动市场的分割也造成了就业问题的严重。目前的劳动市场不仅在城乡之间是分割的，城市内部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也是分割的。由于工资福利特别是社会保障、住房分配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差异，外来人口虽然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但在计算人均gdp时却不予考虑，也享受不到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实际上夸大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也并未因此受到外来人口的竞争威胁，不利于当地工资成本的降低。所以，经济增长更多吸纳的是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而不是城市劳动力。这样，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越发突出。
上述三点只解释了造就高增长、低就业的“客观”一面。从“主观”一面来说，“效率至上”的发展观使得政府在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上，与民争利，从而恶化了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税收，劳动者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就业。但我们看到，“九五”中后期以来，我国的税收连续呈现快速增长，增幅高达50%以上，去年的税收突破3万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十一五”目标。而同期gdp增速为8%左右，就业更是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特别是在2000-2002年这三年，全社会就业岗位的增加几乎呈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局面。在整个“九五”期间，城镇从业人数虽然增长11.42%，但职工人数的增长率则为负数。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恶化了就业形势，原因在于这种增长并未用在保障就业上，而是被政府自身消费掉了。这可从诸如公车消费、各种招待费以及数量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看出来。因此，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作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也就是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确立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后，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关键取决于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
就业是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他们获得尊严和福利的基本方式。政府的职责是，让每一个有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就业。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