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随心所欲的四次“叛逆”
在那场震动世界的微软以竞业禁止为由起诉李开复的跳槽事件中，9月21日美国地方法院做出了“准许加盟google，但工作范围须受到限制”的判决。没有一刻的停留，9月22日李开复飞到北京，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李开复而言，“这个官司的过程，可能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困难和痛苦的过程……今天我要解释给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李开复的诚信……”
是的，他曾是美国苹果公司、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他一手创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大陆青年人的心中，是他改变了微软在中国人心中的霸主形象，他是微软的“和平使者”抑或“精神教父”；他说过“微软很可能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公司”——可是，就在2005年7月，他放弃了7年的微软生涯，“一夜之间”跳槽到了新兴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公司。
是的，他是一个著名学者，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在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成就登峰造极。他拥有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他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他还成功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我们原本的想象中，李开复可能和我们平常见过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有着常人无以企及的智慧，有着偏执与狂妄的个性，他的成功也许还有几分是运气……但是，在多次采访了他，并用心研究过他的成长经历后，我们发现，李开复的成功和我们普通的经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决定他成功的性格因素，他在追求成功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及工具，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此次的跳槽官司让李开复背上了“叛徒”的“罪名”，很多人对此大吃一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一贯信奉的“积极主动”的成功法则的行动实践。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变，寻找机会，这是李开复的成才观，他本人正是这一法则的拥趸者与实践者。从小到大，李开复正是有了多次的主动叛逆，才成就了今天的成绩与声望。
第一次叛逆 放弃法律专业，改学计算机
“想要爱你做的事，就去做你爱的事”
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乐的律师。
1961年，李开复出生于台北一个退伍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大家庭7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后潜心研究历史与政治，在大学做过教授。而在44岁高龄生产下他的母亲“既严厉又温和，既传统又开明”。在这样一个既重视东方传统文化又崇尚自由和进步的西方文化精华的家庭里，李开复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主动意识。
5岁的时候，和同龄孩子一起正在上幼儿园的李开复觉得幼儿园的功课太简单，主动向父母要求跳级进小学。父母觉得5岁的孩子毕竟太小，建议他还是按部就班，等有足够能力时再去读小学。但是自信而又倔强的李开复提出说：“我可以去参加小学考试，如果考过了，就说明我能力够了，我就可以去读小学了。”最后，李开复以高分考进了私立小学。
“这件事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积极主动争取，我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这也为我日后的自信和积极奠定了基础。”在回忆儿时的勇敢行为时，李开复依然充满欣慰。
11岁的李开复很快小学毕业了，在家人的支持与鼓励下，幼小的他随大哥来到了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城市里，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只有他一个。尽管语言能力有些跟不上，但他的数学天赋得到了师生们的肯定。
“有一次在数学课上，老师问1/7换成小数是多少。我虽然不太听得懂英语，但认得黑板上的1/7，这是我以前背过的。于是我高高举起手，朗声回答0.142857142857……当时，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而从不让学生们‘背书’的美国老师也惊呆了，几乎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这次事件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老师鼓励我加入数学夏令营，帮助同学们学习数学，还送我参加数学竞赛。在这种鼓励的环境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出色，参加田纳西州的数学比赛还得过全州第一名。”
美国以表扬和鼓励为主的教育方式，让小小的李开复信心十足，自小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种子，也体会到自信的力量，“我告诉自己，我有学数学的天分。这时，我也特别想把英文学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才能保持同学们心目中的‘数学天才’的形象”。
凭借着自信和努力，李开复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两年后，在一次州级写作比赛中，他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当地的老师十分惊讶这个刚适应美国生活的中学生居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天赋。因为这份崭露头角的人文天赋，加上受到研究历史与政治的父亲的教诲，李开复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名政治家，于是，在高中升大学时，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一位政治家。
哥伦比亚是一所文科性质的院校，它的法律专业排名位于全美前三位，而且毕业后从事律师，将是一个很有前途、很有地位的职业。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李开复逐渐发现，自己并不真正喜欢政治，“专业课上提不起精神，甚至想把枯燥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李开得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学领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既没有炽烈的热爱，更没有献身的欲望，还很厌恶那些世俗的政治技巧。与此同时，他接触并喜欢上了计算机，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引起了老师同学的注意。终于，大二的一天，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法律系已经修成的学分，转入该校默默无闻的计算机系。
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还属于新事物，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系也属刚刚创立，连30人都不到，社会上也还没有“计算机科学家”这类人。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到一个前途不明的“计算机工作者”，李开复改换专业的代价是很大。朋友们劝他谨慎考虑，但是李开复想：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并不感兴趣、没有成就感的领域。一辈子从事一份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办完换专业手续的那天，我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我对自己要求，大学后三年的每一门功课都要得优。”
李开复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一路走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之一，并获得过商业周刊颁发的“最重要科技创新奖”。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乐的律师。
当我们回头来看李开复的那次“叛逆”，这其实只是他在成长的路途中寻找并勇敢追逐职业兴趣的过程，“想要爱你做的事，先去做你爱的事。”有兴趣才有激情，有激情才能带来持久的动力，才能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并从中享受到成功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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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叛逆 对导师说：“我觉得这种方法做不成，我要用另外的方法。”
宽容与胸怀：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
“如果我不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听从老师的建议，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会那么快出成果。”
1983年，李开复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计算机学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攻读计算机方面的硕士及博士，并于1988年获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在卡内基梅隆时，学校有一个机制，允许学生挑老师。经过比较，李开复选择了罗杰·瑞迪为指导导师，研究方向则为“语音识别”。罗杰·瑞迪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计算机专家，是计算机方面最高奖项图灵奖的获得者，但更主要瑞迪还是一位和蔼而开明的导师。在被问到有哪些人影响了他的一生时，李开复第一个提到的人就是罗杰·瑞迪，因为他对待学生的宽容与开明的胸怀。
“那时候，我追随瑞迪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他告诉我说准备组建一个15人的团队，用专家系统来解决不特定语者语音识别的难题。可是，当我自己学习并实践了不少方法后，我大胆地告诉瑞迪，我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我认为统计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李开复提出的方法并不为当时的大多数研究者看好，和导师选择的方法也大相径庭。瑞迪在听完李开复的意见后，并不相信统计方法可以解决类似的难题，但他仍然被李开复的胆识与激情所感染，他郑重地对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支持你。按你的方法去做吧。如果你有信心，就坚持下去。”
在导师的支持下，李开复每天工作18个小时，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终于在1987年底，他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他把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80％，最后又提高到96％。这一成果使他的研究成为自然语言研究方面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之一，并获得商业周刊颁发的“1988年最重要科技创新奖”。即使在毕业多年之后，他发明的这套系统仍多年蝉联全美语音识别系统评比的冠军。
勇敢的学生大胆挑战师长的权威，表示说“我要用另外的方法”，而开明的老师大度而负责地表示“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学生获得了成功，而老师因此获得学生终身的尊敬。这件事情皆大欢喜的原因有一个重要的外因，瑞迪是一个开明而富有爱心的师长。瑞迪在接受作家凌志军采访时说：“在科研上，没有人能保证一定成功，所以一定要非常灵活，要鼓励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
遇到瑞迪，是李开复的幸运，但是前提是，李开复本人是一个积极主动、有想法有主见的学生。“如果我不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听从老师的建议，按照大多数的方法去做，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会那么快出成果。”
因为导师的挽留，1988年到1990年，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了两年书。在这期间，他发现许多教授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如何获得终身职位，怎样去发表论文等方面，这并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他希望能够更直接去参与社会。所以，当1990年苹果公司电脑公司来找他时，没有太多犹豫，他放弃了著名大学“知名教授”的前途，进入了当时势头正火的苹果公司。
从1990年到1996年，李开复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了6年，从语音组经理到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再到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这一路的升迁当然与他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我还在苹果的语音识别部门时，看到公司有那么好的多媒体技术，但是并没有好好地把它们整合，我觉得很可惜。我写了一篇报告交上去，提了一些建议，还说多媒体那边的工作，我可以帮助做一些事情。老板看了以后觉得这蛮好的，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见，后来公司慢慢改组，改组的过程当中，多媒体整合成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谁来管呢？有人想起来，李开复不是写了很好的报告吗？让他来做吧。就这样，我无形中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
第二次的“叛逆事情”——勇敢地质疑导师的权威——从这件事情中，李开复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宽容与胸怀，而从李开复身上，我们看到了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一直伴随着他，也一直让他获益良多。
第三次叛逆 从科学家到“好经理”
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我学会了该如何做一个受员工爱戴的领导者，以及该如何做一个受领导器重的员工。我也深深意识到，在世界一流的企业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开复，这位卡内基梅隆大学最优秀的学生，这位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而获得“最重要科学创新奖”的科学家，这位因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在1988年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而名噪一时的李开复博士，在苹果公司的6年，亲身经历了它的辉煌与低迷。
1996年，因为产品定位的错误，苹果公司持续亏损，员工们抱怨与牢骚盛行，大有日薄西山之势，连它的最高执行官都承认“苹果是一艘有一个大洞的破船”；李开复的研究不再是公司关注的重点，而且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也不被采纳。在这种局面下，这年的早春，带着深深的失望，李开复离开了苹果，去往硅谷的另一家电脑公司sgi。
1996年到1998年，作为sgi公司的副总裁，李开复直接领导着多媒体公司，专心进行着他的研究与发明，甚至公司把振兴的希望放在李开复正在研究的新产品。但是，这段日子并不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他过分沉溺于新技术或完美的技术，而低估了“完美技术”被市场接受所需要的时间，sgi公司的财务已经不能支持到这一天了。不得已，他要亲自去谈出卖公司，要亲手把他一手组建起来的团队卖掉。这是他最狼狈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我去选择了一个好的技术，但是不符合用户的需求，最后这个团队的失败是拿到教训。”当然，这次的经历并不是一无所获的，最起码他再也不会犯“技术至上”的错误了，他已经能够意识到“创新固然重要，但有用的创新更重要”。“我觉得人生不免会有很多的挫折，最重要的不是说挫折中如何恢复自己的心情，而是说挫折之下你有没有学习什么，有没有总结教训。”
因为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华人研究员、同时也是李开复的校友兼好朋友的黄学东的极力动员与推荐，1998年李开复加盟微软，负责在中国组建研究院，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华人，更主要是因为“他既懂研究又懂管理”。如日中天的微软那时已经决定要中国建设研究机构，但真正操作起来就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管理。比尔一直信奉“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聚集最优秀的人”。现在比尔的难题是：最优秀的人不肯去中国出掌大局，肯去的人又并非足够优秀。这时，他们找到了李开复。
“既懂研究又懂管理”，这个评价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李开复的科研才能自不必说，语音识别系统的一系列成果是最好的证明，而他1992年在苹果公司做经理以来，他就一直是多数员工心中的“好老板”，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要论研究的水平，在雷德蒙（微软总部所在地）和剑桥，像我这样和比我好的，至少还有一打，要论管理水平，像我这样的就不多了。”从苹果到微软，李开复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上接受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学习领导的艺术，了解管理公司的秘诀。“我学会了该如何做一个受员工爱戴的领导者，以及该如何做一个受领导器重的员工。我也深深意识到，在世界一流的企业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开复的经理生涯最早在从苹果公司开始的，而且在苹果的6年，他获得了很多关于管理者素质的体验，为他从一个技术专家向管理专家的转变提供了实践基础。
“我在苹果工作时，有一天，老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当时非常吃惊，连忙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但是他却说，这些能力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只要我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有了这样的鼓励，我也就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果然，两年后李开复就成为了经理，接替了老板的工作。
做科研和做管理确实有很多的不同。曾经有一位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生问他：“开复博士，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样成功。成功就是管人，管人这件事很过瘾——尤其是在每次发薪水时，管理者一定有大权在握的感觉。我该怎么做才能走上管理的岗位呢？”
李开复给他的回答是：“做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服务的意识。好的管理不在于驾驭别人，而在于有足够的管理智慧。”
“那么，我该如何得到这种智慧呢？”学生一脸迷茫地问。
“首先要得到下属的尊敬和信任。”
“我又该如何得到他们的信任呢？”
“学会为下属着想，只有将心比心，才能赢得信任。”
如何做一个好经理，李开复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有一次，我在苹果公司改组后接管公司的图形图像部门。当时部门里有一位年龄很大、在该领域有影响的高级研究员。在一个年纪轻轻又没有这方面研究经验的人手下，他感到很不服气。于是，他在工作中处处为难我，倚老卖老，故意反对我的所有决策。虽然出于尊老敬贤的传统，我对他总是以礼相待，但内心仍然充满矛盾，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于是我去请教公司一位资深副总裁，也是我的mentor（教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太软弱了。做经理是要能够下狠心‘开人’的。一个月之内，你必须开除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我开始用坚定、自信、严厉的态度对待这个老专家。傲慢的老专家发现他的挑衅不再起作用，慢慢有所收敛。后来他自愿离开了公司。”①
做经理，不是简单地能够狠下心来“开人”，还要有道德和正直心。
“有一次也是在苹果公司。公司要裁员，我必须从两个业绩不佳的员工中裁掉一位。第一位是我的一个师兄。他十多年前写的论文十分出色，但加入公司后工作不努力，没有太多业绩。他知道面临危机后跑来恳求我，告诉我他年纪不小，又有两个小孩，希望我顾及同窗情谊，放他一马。甚至我的恩师瑞迪教授也来电暗示我尽量照顾师兄。另一位是刚加入公司两个月的新员工，还没有时间表现，但他应该是一位有潜力的员工。二者必须走一个。我内心的公正与正直的声音告诉我，应该裁掉师兄，但怜悯心和师兄情谊又告诉我应该留下师兄，裁掉那位新员工。经过一番价值观的思想斗争，我还是选择裁掉师兄……”②
正直心、人际沟通的技巧、自律与自省的态度，这些都是做一个好经理必备素质。但是，从技术专家到管理专家的转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现在的李开复在全国高校有过数百场演讲，他出色的演讲才能甚至让人忘记他的科学家的本来身份，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学习与训练的。
“以前，我是一个和人交流都会脸红、上台演讲都会退缩的内向害羞的东方学生。我做助教时，在课堂表现特别差，学生们甚至送我一个绰号‘开复剧场’。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我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我要求自己每个月至少做两次演讲，而且每次都要我的朋友或同学去旁听，为我提出反馈意见。我对自己承诺，不事先排练三次就不上台；我要求自己每个月都要听演讲，并向优秀的演说家请教。
有一位演说家告诉我克服恐惧的几种方法。他说，如果你因为与观众对视而感到紧张，那你就可以只看观众的头顶。此外，你手中最好不要拿纸而要握起拳头，那样颤抖的手就不会引起观众的注意。
后来我自己又总结了一些秘诀：我发现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比用讲稿讲要好，我就多讲故事；我回答问题的能力超过我的演讲能力，我就多留时间回答问题；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无法讲好，于是对于不感兴趣或不熟悉的话题，我就不接受邀请。慢慢地，我的演说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别人眼中天生的‘演说家’。” ③
从一个编程高手到一个演讲家，从一个技术专家到一个优秀经理，李开复的第三次叛逆也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为了做好管理者，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各方面的素质，有意识地训练演说的技巧，有意识地请教有效沟通的方法，同时不断提高个人的情商修养。从他第三次异于常人的“叛逆”道路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计划、有目标、能坚持，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力的经理人。
第四次叛逆 离开微软，追随我心的选择
诚信不等于企业与个人的终身依附
“我做了，我试了，我不会在我7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后悔没有在我43岁那年写这封e-mail，不会后悔为什么我写好了e-mail却没有勇气发出去。”
应该说从1998年到2000年，这段日子是李开复在微软最开心的时光之一。那时，他成功组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被提格为亚洲研究院，他不仅从海内外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国研究院工作，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改变了微软在国人心中的霸权形象，他被称为微软的“亲善大使”。
因为要为微软招募人才，他经常要去各高校做一些演讲。在这种近距离地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一部分学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帮助，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2000年，因为工作变动，李开复被调回到美国总部。离中国学生远了，但是和中国学生交流的愿望却更强烈了。从2000年到2004年，他给中国学生写了四封信，谈人生，谈成才，谈择业等。他的信、他的观点在网上被大量流传，这时，他想到了做一个“开复学生网”的公益网站，一个他与中国学生交流的窗口。“开复学生网”的推出受到学生以及各类社会人士的欢迎，他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想要回中国工作，想要培养更多中国学生，做有更多影响力的事情，他的想法日趋成熟，他希望寻找某个机会。“应该说我对微软的工作并没有特别不满意到我必须要走的地步，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当然微软越来越大，大公司难免有一些官僚，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做同一个工作做7年，能学习的地方不是很多了，这是另一个原因。”当然，之所以下决心加入google，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互联网上的新旗帜google给他带来的震憾：“我认识的许多朋友，资深的研究者和科学家，他们在加入google后，原先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活力，他们上班就像在享受。每一个人都那么充满激情。在google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然后通过大家的兴趣结合成一个个团队，每个员工有20％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李开复而言，想回中国的愿望已经很久了，而看到成立于1998年的google公司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这么成功，有一段时间他想要不要和google接触一下。今年5月，得知google有意要建中国公司后，李开复给google的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发了一个邮件：“听说google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计划，我们可以聊聊。”很巧，10年前，两人就已经认识，并有过初步交往。当时，eric在sun工作，而李开复还在苹果公司。
通过2个多月的考察，经过和ceo的面谈，和google两位创始人的面谈，和更多google员工的交流，通过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确信google是一家价值观和文化都适合自己的公司，能够满足他“回到中国”和“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的心愿的公司，2005年7月5日，他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第一句话说：“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我要追随我心的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去一个更有激情、更能学习的地方。
有传言说李开复此次跳槽，猎头从中赚取了过亿的中介费，但是李开复却坦诚地向外界声明：“是我主动向google投怀送抱的。”作为一个在业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个全球副总裁，主动去申请一份新工作，很多人是抹不开面子的，即使心中有再多的想法，他们更倾向于等待猎头的电话。但是，李开复没有，是他主动给对方发出了信号，是他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导他勇敢地追逐他心仪的职位。他说：“不管是否如愿，至少我要试一试啊。我做了，我试了，我不会在我7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后悔没有在我43岁那年写这封e-mail，不会后悔为什么我写好了e-mail却没有勇气发出去。”
此次因跳槽而引发官司，很多人为此质疑李开复一直倡导的“诚信的原则”，认为他的跳槽是有违他曾经的承诺，有悖于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李开复看来，诚信或者忠诚，并不机械等同于终生服务一家公司，“对企业诚信是员工的义务，它包括保守公司机密，执行公司计划，敬业，有责任心等等，然而，一名诚信的员工更应该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企业的苔藓植物。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平等主体间的契约，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最佳选择时，这个契约的效果才是双赢的。相反，当这个契约变成人身依附时，企业就变成了可以混日子的大锅饭，个人就变成了失去选择权利的现代奴隶。”
是的，变换工作与不守诚信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人与企业时刻都在变化，过去合适的员工未来可能不再适合，过去曾经是最佳选择的公司，现在可能无法激发他最大的热情与才干。只要一个人永远积极，进取，向上，“跳槽”的可能性就永远存在。李开复也不例外。
让我们想像一下，当再一个5年或者7年到来时，李开复会去往哪里？
我们谁也无法估计，他本人也无法估计。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会一直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勇敢地去追随理想，“做人要积极，要勇敢，要愿意挑战。考虑到职业道德，考虑到不要影响他人，在这些前提之下，勇敢地、积极地追逐你要的，这样不会，不会让自己感到遗憾。”他说。
是的，他曾是美国苹果公司、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他一手创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大陆青年人的心中，是他改变了微软在中国人心中的霸主形象，他是微软的“和平使者”抑或“精神教父”；他说过“微软很可能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公司”——可是，就在2005年7月，他放弃了7年的微软生涯，“一夜之间”跳槽到了新兴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公司。
是的，他是一个著名学者，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在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成就登峰造极。他拥有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他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他还成功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我们原本的想象中，李开复可能和我们平常见过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有着常人无以企及的智慧，有着偏执与狂妄的个性，他的成功也许还有几分是运气……但是，在多次采访了他，并用心研究过他的成长经历后，我们发现，李开复的成功和我们普通的经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决定他成功的性格因素，他在追求成功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及工具，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此次的跳槽官司让李开复背上了“叛徒”的“罪名”，很多人对此大吃一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一贯信奉的“积极主动”的成功法则的行动实践。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变，寻找机会，这是李开复的成才观，他本人正是这一法则的拥趸者与实践者。从小到大，李开复正是有了多次的主动叛逆，才成就了今天的成绩与声望。
第一次叛逆 放弃法律专业，改学计算机
“想要爱你做的事，就去做你爱的事”
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乐的律师。
1961年，李开复出生于台北一个退伍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大家庭7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后潜心研究历史与政治，在大学做过教授。而在44岁高龄生产下他的母亲“既严厉又温和，既传统又开明”。在这样一个既重视东方传统文化又崇尚自由和进步的西方文化精华的家庭里，李开复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主动意识。
5岁的时候，和同龄孩子一起正在上幼儿园的李开复觉得幼儿园的功课太简单，主动向父母要求跳级进小学。父母觉得5岁的孩子毕竟太小，建议他还是按部就班，等有足够能力时再去读小学。但是自信而又倔强的李开复提出说：“我可以去参加小学考试，如果考过了，就说明我能力够了，我就可以去读小学了。”最后，李开复以高分考进了私立小学。
“这件事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积极主动争取，我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这也为我日后的自信和积极奠定了基础。”在回忆儿时的勇敢行为时，李开复依然充满欣慰。
11岁的李开复很快小学毕业了，在家人的支持与鼓励下，幼小的他随大哥来到了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城市里，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只有他一个。尽管语言能力有些跟不上，但他的数学天赋得到了师生们的肯定。
“有一次在数学课上，老师问1/7换成小数是多少。我虽然不太听得懂英语，但认得黑板上的1/7，这是我以前背过的。于是我高高举起手，朗声回答0.142857142857……当时，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而从不让学生们‘背书’的美国老师也惊呆了，几乎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这次事件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老师鼓励我加入数学夏令营，帮助同学们学习数学，还送我参加数学竞赛。在这种鼓励的环境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出色，参加田纳西州的数学比赛还得过全州第一名。”
美国以表扬和鼓励为主的教育方式，让小小的李开复信心十足，自小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种子，也体会到自信的力量，“我告诉自己，我有学数学的天分。这时，我也特别想把英文学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才能保持同学们心目中的‘数学天才’的形象”。
凭借着自信和努力，李开复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两年后，在一次州级写作比赛中，他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当地的老师十分惊讶这个刚适应美国生活的中学生居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天赋。因为这份崭露头角的人文天赋，加上受到研究历史与政治的父亲的教诲，李开复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名政治家，于是，在高中升大学时，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一位政治家。
哥伦比亚是一所文科性质的院校，它的法律专业排名位于全美前三位，而且毕业后从事律师，将是一个很有前途、很有地位的职业。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李开复逐渐发现，自己并不真正喜欢政治，“专业课上提不起精神，甚至想把枯燥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李开得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学领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既没有炽烈的热爱，更没有献身的欲望，还很厌恶那些世俗的政治技巧。与此同时，他接触并喜欢上了计算机，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引起了老师同学的注意。终于，大二的一天，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法律系已经修成的学分，转入该校默默无闻的计算机系。
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还属于新事物，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系也属刚刚创立，连30人都不到，社会上也还没有“计算机科学家”这类人。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到一个前途不明的“计算机工作者”，李开复改换专业的代价是很大。朋友们劝他谨慎考虑，但是李开复想：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并不感兴趣、没有成就感的领域。一辈子从事一份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办完换专业手续的那天，我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我对自己要求，大学后三年的每一门功课都要得优。”
李开复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一路走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之一，并获得过商业周刊颁发的“最重要科技创新奖”。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乐的律师。
当我们回头来看李开复的那次“叛逆”，这其实只是他在成长的路途中寻找并勇敢追逐职业兴趣的过程，“想要爱你做的事，先去做你爱的事。”有兴趣才有激情，有激情才能带来持久的动力，才能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并从中享受到成功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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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叛逆 对导师说：“我觉得这种方法做不成，我要用另外的方法。”
宽容与胸怀：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
“如果我不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听从老师的建议，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会那么快出成果。”
1983年，李开复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计算机学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攻读计算机方面的硕士及博士，并于1988年获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在卡内基梅隆时，学校有一个机制，允许学生挑老师。经过比较，李开复选择了罗杰·瑞迪为指导导师，研究方向则为“语音识别”。罗杰·瑞迪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计算机专家，是计算机方面最高奖项图灵奖的获得者，但更主要瑞迪还是一位和蔼而开明的导师。在被问到有哪些人影响了他的一生时，李开复第一个提到的人就是罗杰·瑞迪，因为他对待学生的宽容与开明的胸怀。
“那时候，我追随瑞迪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他告诉我说准备组建一个15人的团队，用专家系统来解决不特定语者语音识别的难题。可是，当我自己学习并实践了不少方法后，我大胆地告诉瑞迪，我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我认为统计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李开复提出的方法并不为当时的大多数研究者看好，和导师选择的方法也大相径庭。瑞迪在听完李开复的意见后，并不相信统计方法可以解决类似的难题，但他仍然被李开复的胆识与激情所感染，他郑重地对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支持你。按你的方法去做吧。如果你有信心，就坚持下去。”
在导师的支持下，李开复每天工作18个小时，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终于在1987年底，他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他把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80％，最后又提高到96％。这一成果使他的研究成为自然语言研究方面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之一，并获得商业周刊颁发的“1988年最重要科技创新奖”。即使在毕业多年之后，他发明的这套系统仍多年蝉联全美语音识别系统评比的冠军。
勇敢的学生大胆挑战师长的权威，表示说“我要用另外的方法”，而开明的老师大度而负责地表示“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学生获得了成功，而老师因此获得学生终身的尊敬。这件事情皆大欢喜的原因有一个重要的外因，瑞迪是一个开明而富有爱心的师长。瑞迪在接受作家凌志军采访时说：“在科研上，没有人能保证一定成功，所以一定要非常灵活，要鼓励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
遇到瑞迪，是李开复的幸运，但是前提是，李开复本人是一个积极主动、有想法有主见的学生。“如果我不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听从老师的建议，按照大多数的方法去做，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会那么快出成果。”
因为导师的挽留，1988年到1990年，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了两年书。在这期间，他发现许多教授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如何获得终身职位，怎样去发表论文等方面，这并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他希望能够更直接去参与社会。所以，当1990年苹果公司电脑公司来找他时，没有太多犹豫，他放弃了著名大学“知名教授”的前途，进入了当时势头正火的苹果公司。
从1990年到1996年，李开复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了6年，从语音组经理到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再到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这一路的升迁当然与他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我还在苹果的语音识别部门时，看到公司有那么好的多媒体技术，但是并没有好好地把它们整合，我觉得很可惜。我写了一篇报告交上去，提了一些建议，还说多媒体那边的工作，我可以帮助做一些事情。老板看了以后觉得这蛮好的，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见，后来公司慢慢改组，改组的过程当中，多媒体整合成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谁来管呢？有人想起来，李开复不是写了很好的报告吗？让他来做吧。就这样，我无形中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
第二次的“叛逆事情”——勇敢地质疑导师的权威——从这件事情中，李开复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宽容与胸怀，而从李开复身上，我们看到了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一直伴随着他，也一直让他获益良多。
第三次叛逆 从科学家到“好经理”
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我学会了该如何做一个受员工爱戴的领导者，以及该如何做一个受领导器重的员工。我也深深意识到，在世界一流的企业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开复，这位卡内基梅隆大学最优秀的学生，这位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而获得“最重要科学创新奖”的科学家，这位因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在1988年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而名噪一时的李开复博士，在苹果公司的6年，亲身经历了它的辉煌与低迷。
1996年，因为产品定位的错误，苹果公司持续亏损，员工们抱怨与牢骚盛行，大有日薄西山之势，连它的最高执行官都承认“苹果是一艘有一个大洞的破船”；李开复的研究不再是公司关注的重点，而且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也不被采纳。在这种局面下，这年的早春，带着深深的失望，李开复离开了苹果，去往硅谷的另一家电脑公司sgi。
1996年到1998年，作为sgi公司的副总裁，李开复直接领导着多媒体公司，专心进行着他的研究与发明，甚至公司把振兴的希望放在李开复正在研究的新产品。但是，这段日子并不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他过分沉溺于新技术或完美的技术，而低估了“完美技术”被市场接受所需要的时间，sgi公司的财务已经不能支持到这一天了。不得已，他要亲自去谈出卖公司，要亲手把他一手组建起来的团队卖掉。这是他最狼狈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我去选择了一个好的技术，但是不符合用户的需求，最后这个团队的失败是拿到教训。”当然，这次的经历并不是一无所获的，最起码他再也不会犯“技术至上”的错误了，他已经能够意识到“创新固然重要，但有用的创新更重要”。“我觉得人生不免会有很多的挫折，最重要的不是说挫折中如何恢复自己的心情，而是说挫折之下你有没有学习什么，有没有总结教训。”
因为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华人研究员、同时也是李开复的校友兼好朋友的黄学东的极力动员与推荐，1998年李开复加盟微软，负责在中国组建研究院，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华人，更主要是因为“他既懂研究又懂管理”。如日中天的微软那时已经决定要中国建设研究机构，但真正操作起来就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管理。比尔一直信奉“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聚集最优秀的人”。现在比尔的难题是：最优秀的人不肯去中国出掌大局，肯去的人又并非足够优秀。这时，他们找到了李开复。
“既懂研究又懂管理”，这个评价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李开复的科研才能自不必说，语音识别系统的一系列成果是最好的证明，而他1992年在苹果公司做经理以来，他就一直是多数员工心中的“好老板”，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要论研究的水平，在雷德蒙（微软总部所在地）和剑桥，像我这样和比我好的，至少还有一打，要论管理水平，像我这样的就不多了。”从苹果到微软，李开复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上接受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学习领导的艺术，了解管理公司的秘诀。“我学会了该如何做一个受员工爱戴的领导者，以及该如何做一个受领导器重的员工。我也深深意识到，在世界一流的企业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开复的经理生涯最早在从苹果公司开始的，而且在苹果的6年，他获得了很多关于管理者素质的体验，为他从一个技术专家向管理专家的转变提供了实践基础。
“我在苹果工作时，有一天，老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当时非常吃惊，连忙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但是他却说，这些能力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只要我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有了这样的鼓励，我也就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果然，两年后李开复就成为了经理，接替了老板的工作。
做科研和做管理确实有很多的不同。曾经有一位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生问他：“开复博士，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样成功。成功就是管人，管人这件事很过瘾——尤其是在每次发薪水时，管理者一定有大权在握的感觉。我该怎么做才能走上管理的岗位呢？”
李开复给他的回答是：“做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服务的意识。好的管理不在于驾驭别人，而在于有足够的管理智慧。”
“那么，我该如何得到这种智慧呢？”学生一脸迷茫地问。
“首先要得到下属的尊敬和信任。”
“我又该如何得到他们的信任呢？”
“学会为下属着想，只有将心比心，才能赢得信任。”
如何做一个好经理，李开复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有一次，我在苹果公司改组后接管公司的图形图像部门。当时部门里有一位年龄很大、在该领域有影响的高级研究员。在一个年纪轻轻又没有这方面研究经验的人手下，他感到很不服气。于是，他在工作中处处为难我，倚老卖老，故意反对我的所有决策。虽然出于尊老敬贤的传统，我对他总是以礼相待，但内心仍然充满矛盾，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于是我去请教公司一位资深副总裁，也是我的mentor（教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太软弱了。做经理是要能够下狠心‘开人’的。一个月之内，你必须开除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我开始用坚定、自信、严厉的态度对待这个老专家。傲慢的老专家发现他的挑衅不再起作用，慢慢有所收敛。后来他自愿离开了公司。”①
做经理，不是简单地能够狠下心来“开人”，还要有道德和正直心。
“有一次也是在苹果公司。公司要裁员，我必须从两个业绩不佳的员工中裁掉一位。第一位是我的一个师兄。他十多年前写的论文十分出色，但加入公司后工作不努力，没有太多业绩。他知道面临危机后跑来恳求我，告诉我他年纪不小，又有两个小孩，希望我顾及同窗情谊，放他一马。甚至我的恩师瑞迪教授也来电暗示我尽量照顾师兄。另一位是刚加入公司两个月的新员工，还没有时间表现，但他应该是一位有潜力的员工。二者必须走一个。我内心的公正与正直的声音告诉我，应该裁掉师兄，但怜悯心和师兄情谊又告诉我应该留下师兄，裁掉那位新员工。经过一番价值观的思想斗争，我还是选择裁掉师兄……”②
正直心、人际沟通的技巧、自律与自省的态度，这些都是做一个好经理必备素质。但是，从技术专家到管理专家的转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现在的李开复在全国高校有过数百场演讲，他出色的演讲才能甚至让人忘记他的科学家的本来身份，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学习与训练的。
“以前，我是一个和人交流都会脸红、上台演讲都会退缩的内向害羞的东方学生。我做助教时，在课堂表现特别差，学生们甚至送我一个绰号‘开复剧场’。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我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我要求自己每个月至少做两次演讲，而且每次都要我的朋友或同学去旁听，为我提出反馈意见。我对自己承诺，不事先排练三次就不上台；我要求自己每个月都要听演讲，并向优秀的演说家请教。
有一位演说家告诉我克服恐惧的几种方法。他说，如果你因为与观众对视而感到紧张，那你就可以只看观众的头顶。此外，你手中最好不要拿纸而要握起拳头，那样颤抖的手就不会引起观众的注意。
后来我自己又总结了一些秘诀：我发现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比用讲稿讲要好，我就多讲故事；我回答问题的能力超过我的演讲能力，我就多留时间回答问题；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无法讲好，于是对于不感兴趣或不熟悉的话题，我就不接受邀请。慢慢地，我的演说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别人眼中天生的‘演说家’。” ③
从一个编程高手到一个演讲家，从一个技术专家到一个优秀经理，李开复的第三次叛逆也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为了做好管理者，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各方面的素质，有意识地训练演说的技巧，有意识地请教有效沟通的方法，同时不断提高个人的情商修养。从他第三次异于常人的“叛逆”道路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计划、有目标、能坚持，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力的经理人。
第四次叛逆 离开微软，追随我心的选择
诚信不等于企业与个人的终身依附
“我做了，我试了，我不会在我7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后悔没有在我43岁那年写这封e-mail，不会后悔为什么我写好了e-mail却没有勇气发出去。”
应该说从1998年到2000年，这段日子是李开复在微软最开心的时光之一。那时，他成功组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被提格为亚洲研究院，他不仅从海内外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国研究院工作，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改变了微软在国人心中的霸权形象，他被称为微软的“亲善大使”。
因为要为微软招募人才，他经常要去各高校做一些演讲。在这种近距离地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一部分学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帮助，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2000年，因为工作变动，李开复被调回到美国总部。离中国学生远了，但是和中国学生交流的愿望却更强烈了。从2000年到2004年，他给中国学生写了四封信，谈人生，谈成才，谈择业等。他的信、他的观点在网上被大量流传，这时，他想到了做一个“开复学生网”的公益网站，一个他与中国学生交流的窗口。“开复学生网”的推出受到学生以及各类社会人士的欢迎，他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想要回中国工作，想要培养更多中国学生，做有更多影响力的事情，他的想法日趋成熟，他希望寻找某个机会。“应该说我对微软的工作并没有特别不满意到我必须要走的地步，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当然微软越来越大，大公司难免有一些官僚，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做同一个工作做7年，能学习的地方不是很多了，这是另一个原因。”当然，之所以下决心加入google，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互联网上的新旗帜google给他带来的震憾：“我认识的许多朋友，资深的研究者和科学家，他们在加入google后，原先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活力，他们上班就像在享受。每一个人都那么充满激情。在google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然后通过大家的兴趣结合成一个个团队，每个员工有20％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李开复而言，想回中国的愿望已经很久了，而看到成立于1998年的google公司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这么成功，有一段时间他想要不要和google接触一下。今年5月，得知google有意要建中国公司后，李开复给google的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发了一个邮件：“听说google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计划，我们可以聊聊。”很巧，10年前，两人就已经认识，并有过初步交往。当时，eric在sun工作，而李开复还在苹果公司。
通过2个多月的考察，经过和ceo的面谈，和google两位创始人的面谈，和更多google员工的交流，通过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确信google是一家价值观和文化都适合自己的公司，能够满足他“回到中国”和“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的心愿的公司，2005年7月5日，他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第一句话说：“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我要追随我心的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去一个更有激情、更能学习的地方。
有传言说李开复此次跳槽，猎头从中赚取了过亿的中介费，但是李开复却坦诚地向外界声明：“是我主动向google投怀送抱的。”作为一个在业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个全球副总裁，主动去申请一份新工作，很多人是抹不开面子的，即使心中有再多的想法，他们更倾向于等待猎头的电话。但是，李开复没有，是他主动给对方发出了信号，是他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导他勇敢地追逐他心仪的职位。他说：“不管是否如愿，至少我要试一试啊。我做了，我试了，我不会在我7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后悔没有在我43岁那年写这封e-mail，不会后悔为什么我写好了e-mail却没有勇气发出去。”
此次因跳槽而引发官司，很多人为此质疑李开复一直倡导的“诚信的原则”，认为他的跳槽是有违他曾经的承诺，有悖于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李开复看来，诚信或者忠诚，并不机械等同于终生服务一家公司，“对企业诚信是员工的义务，它包括保守公司机密，执行公司计划，敬业，有责任心等等，然而，一名诚信的员工更应该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企业的苔藓植物。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平等主体间的契约，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最佳选择时，这个契约的效果才是双赢的。相反，当这个契约变成人身依附时，企业就变成了可以混日子的大锅饭，个人就变成了失去选择权利的现代奴隶。”
是的，变换工作与不守诚信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人与企业时刻都在变化，过去合适的员工未来可能不再适合，过去曾经是最佳选择的公司，现在可能无法激发他最大的热情与才干。只要一个人永远积极，进取，向上，“跳槽”的可能性就永远存在。李开复也不例外。
让我们想像一下，当再一个5年或者7年到来时，李开复会去往哪里？
我们谁也无法估计，他本人也无法估计。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会一直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勇敢地去追随理想，“做人要积极，要勇敢，要愿意挑战。考虑到职业道德，考虑到不要影响他人，在这些前提之下，勇敢地、积极地追逐你要的，这样不会，不会让自己感到遗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