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一个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我还没走到谢国民的家，老远就听见从他住的小院里传出的河南豫剧《穆桂英挂帅》。我知道谢国民回家了，因为他总是喜欢听家乡的戏。
我走进了这座住着十几户外地人的小院，果然看见谢国民正在“自家”门口临时架起的一个小煤气灶上炒菜。一看见我，他憨厚的笑了笑说：“刚收摊回家，还没吃饭，你先到屋里坐。”
推开他家的门，他的老婆秦可妮正一边观看电视里放的《穆桂英挂帅》vcd片断一边和着面，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得很入迷，看到我进屋慌忙请我坐，但在拥挤的小屋里我实在找不出坐的位置。
“家里太乱，每天太忙，早上5点多钟就要起床出摊，晚上才回来，吃饭后就睡了。也没时间叠被子。”秦可妮说着把床上没有叠的被褥和衣服往里边推了一把、摞了一下，我坐在了床沿上。
一张不是很大的双人床占了这个小屋的三分之二，离床两尺左右的上空还拉着一条绳子，绳子上面重重叠叠的搭着好多衣服。剩下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放着一台老式的vcd。人在屋内活动的余地有2平米左右。
十分钟后，谢国民端着炒好的菜进了屋。
饭做好了，谢国民夫妇十分热情地请我吃，吃过晚饭的我谢绝了他们的邀请，谢国民将菜分别盛进两个小碗里，他往门口放了一个小木凳，把菜碗放在地上，手里端着一碗面条，秦可妮则把菜碗放在桌子上，手里也端着一碗面条坐在床沿上，她总得不断地伸腰去夹菜，他们6岁的儿子，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让他们喂着吃。
菜摊，生活与生存
39岁的谢国民以及与他同龄妻子秦可妮，来自河南省许昌地区襄城县十里铺乡韩外村，在北京卖菜为生。
“我们是逃避计划生育来到北京的。”秦可妮很直接地告诉我。“我们是农村人，农村人家都嫌一个孩子受孤单，要两个孩子，1999年春节过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和老公带了1000多块钱来北京了。”
来北京后你们以什么维持生活？我问
“什么生活啊！那叫生存。”谢国民在我和秦可妮的对话中插了一句话。
“呵呵，确实是生存，那时就是感觉无法生存下去了，两个人一共带了1000多块钱，找工作又都没文化，只能干苦力，我还怀孕了，他也不能和我分开，我们有老乡在这里卖菜，就跟着他们在大黄庄早市卖菜。”秦可妮对老公的话做了补充。
在早市卖菜生意怎样？
“一般，那时刚来北京，在家时只种过地，也没做过生意，根本就不知道这生意怎么做，另外，刚来人生地不熟，也占不到好的摊位，就在别人不占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卖，一个上午也卖不了多少钱。不过，还能维持两个人的开销。”听秦可妮说到这里，我发现她吃饭和说话两不误，话说得很快，饭吃的也很快。电视里的豫剧仍然声音很高，有情节的唱着，但他们已经顾不上看了。
“我们花300多元买了一个脚蹬三轮车，用200多元作本钱，每月120元租了一间小房子，又花了300多元买了锅碗瓢盆、床、和一些日用品。1000多元基本上也没剩下几个钱。”这时，她的儿子跑到她跟前张着嘴等着她给菜吃，她仍然一边给孩子夹菜一边不停地说：
“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可怜，根本就不认识几个人，每天早上我和他去早市卖菜，卖个三五十块钱就回来了，下午他再用早上卖的钱去接菜，有的菜一斤能挣几分钱、有的菜能挣一毛钱，最多一斤菜能挣到两毛，每天就这么几毛、几毛的攒。我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冬天我挺个大肚子，毛裤外面穿的是夏天穿得棉纱裤。我们自己吃的菜都是那种有点烂，卖不出去的。想吃肉，就买一块多钱一斤的猪皮，回来把猪毛拔干净，和菜炒着吃。不过，时间长了也认识了好多卖菜的人，还有好多批发菜的人，慢慢的也就摸索出来这生意该咋做。过了一年，我们的日子过得慢慢好了起来，决定就这样继续做下去。因为，干其他的我们也不会，出门在外，从头干起真是太难了。”
菜摊，忍受与忍耐
看来卖菜这个生意你们干得还不错啊？听完秦可妮的话我说。
“一般吧！出门在外干什么也不容易，买菜也常常受气。”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谢国民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很诧异的问：“怎么受气了？”
还没等谢国民开口，秦可妮又说上了，“前两年，我们卖菜的都在定福庄东街的马路边摆摊，市场管理员过来了，让他（谢国民）把丢在地上的菜叶放进垃圾箱里，正好他手头有活放不下手，没马上拾菜叶，那人就对着他“x你妈”的骂了起来，他也没客气，回骂了那人一句，那人抓住他的衣领就要打，我慌忙上去给那人说好话，旁人也来劝架，最后总算没打起来。
“是他先骂人的，我最讨厌人骂我，有话说话，有理讲理，凭什么骂人？再说，我又不是不拾菜叶，只是手上有活马上放不下手，又没顶撞他，我凭什么要怕他？”谢国民提高了声音，话语间明显的流露出来激动和气愤。
“就他这脾气坏了不少事，那时，西街市场正在建，我们还打算托关系找人占个好一点的摊位，结果他给人家吵架，你说这还怎么找人啊？我们出门在外的有时就得学会忍受。不敢得罪人家啊！得罪了人家，人家要不让你在这市场里干，还得再找市场，找市场没认识的人也挺难的。”秦可妮说到这扭头看了谢国民一眼。
谢国民吃了一口面条说：“那时，脾气大，不能遇到不平的事，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好多了，现在学会了忍耐，比如我们现在经常遇到有些人来买菜不停地在菜堆里翻，有的菜不能翻，翻了容易烂。看着他们翻来翻去的你又不能说，说了就是顶嘴、甚至吵架，还影响生意。不说吧，心里老窝火，有的人翻来翻去翻了好半天，最后又不要，更气人，但没办法。你得忍啊。”
菜摊，孩子别样的童年
“跑马射箭在花园……”电视里的《穆桂英挂帅》仍然不减激情的唱着，谢国民夫妇已经没有心思看了，但又不舍得关掉电视，便拿起遥控器把声音往低的调了一下。又接着和我聊。
“每天太忙，好长时间已经不想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仔细想想，以前我们真是苦啊！”秦可妮的神情完全陷入了回忆中，她把儿子叫到跟前专门喂儿子吃饭，但嘴里还是不停地说着：
“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我们刚来北京时，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在北京生了他（她眼前的儿子），等他一周岁时我们攒够了钱，回家交了7000块钱的罚款，给他上了户口，之后便把老大接了过来，我们让他在私人办的学校读书，但他的底子太差，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根本就不管他的学习，来了后我们每天起早贪黑的卖菜，也顾不上管他的学习，他就不停的蹲级（留级），前年15岁才小学毕业。”秦可妮说话很快，别人根本就插不进去话，接着她又说：“每年的暑假、寒假老大就帮我们卖菜，特别是从2002年的暑假开始，每年的暑假他都骑着三轮车串巷叫卖玉米棒子。”
“你别说，他卖的可快了，可能是许多人同情小孩的原因，他卖的玉米棒子比我们在摊位上卖的快多了，每年进玉米棒子的本钱都是他串巷叫卖挣回来的，我们摊位上的玉米棒子挣的钱就是净赚的。”谢国民总是很突然得插话，不过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刚才的气愤和激动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你们老大呢？怎么今天不见他？”我接过谢国民的话问。
“在金百万烤鸭店学徒呢！”
“他不上学了？他今年多大？”
“16岁，属小龙的（蛇），去年小学毕业就不上了，他学习成绩太差，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初中都快毕业了，我想，反正他学习不好，每年上学还要花2000多元，别到时候大学也考不上，钱也白花了，还不如让他学点技术，将来也有碗饭吃。我们有个老乡在金百万烤鸭店，就托关系让他进去学徒，现在已经快一年了，金百万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他发350元的工资，他现在基本上能自立，也不累家里了。”谢国民语气很平稳地说。
秦可妮接过谢国民的话对我说：“我们这孩子，跟着我们可没少受苦，我们现在也不图他多挣钱，只要他能多学点技术就行了，以前，我们卖菜往往都是早上五点多起床，吃了饭后，六点多到菜市场，晚上8点多才能收摊回家，半夜2点多再骑上三轮车去离这20多里路的大洋路批发市场接菜，现在是电动三轮车还好点，他（谢国民）一个人还能行，前两年他骑的是脚蹬三轮车，冬天下雪后路滑，他一个人把菜拉不回来，半夜两三点钟老大就陪他把一块去，他爸在前面蹬，他在后面推，来回要3个多小时，那时他才13岁，星期六，星期天就在市场和我们一起卖菜，其实，他学习不好也是我们给耽搁的。但没办法，前几年，老二小离不开我，家里再没其他人。我们一家大小要活啊！”
“呵呵，看来老二很享福啊！”我摸了摸老二的头说。
“你可说错了，老二也受了好多罪呢！”秦可妮又开始讲老二跟着他们受的苦：
“老二是冬天生的，到第二年夏天刚好六七个月，夏天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我每天也跟着出去卖菜，老二没人照看，我们就拿上被褥带上他，到了菜摊处，就让他坐在被褥上，给些东西让他玩，别人家的小孩都有玩具，我们也舍不得给他买，就随便给点东西让他玩，那时我们是在露天下马路边卖菜，又没有篷子，他困了，就一个人趴在被褥上睡着了，有时，他睡着了，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给他身上盖东西。现在也一样，他每天6点起床，然后和我们一起到市场，快上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了，放学一个人就到市场来找我们，到了晚上8点多和我们一起回家，有时，收摊晚一些，他累了就把盖菜用的一个破被子，展开自己一个人躺在上面就睡着了，回家时，我们就把熟睡的他放在三轮上拉回来。”
“他不哭不闹？”我满腹疑虑地问。
“怎能不哭不闹，他要哭要闹，我就打，孩子不打不成才，特别是正忙的时候，谁能顾得上管他，他要闹肯定要挨打，慢慢他就不敢闹了，再慢慢的就养成习惯了。”老二这时也吃饱了，秦可妮伸腰把碗放在了桌子上，老二往她怀里靠，她便把儿子抱在了怀里。
菜摊，人缘与友情
谢国民收拾了碗筷去洗碗了，不一会老二也睡着了，秦可妮把孩子放在床上盖好被子，便在那条绳子上挂的好多衣服里翻找，找出了一条小孩穿的牛仔裤和红色的羽绒马甲，并找出一把剪子说：“天冷，老二没衣服穿，这衣服是我卖菜认识的朋友给的，是女孩裤子，上面有花，男孩子穿不好看，我给他把这裤子上的花拆了。马甲有个地方也要缝一下，让他明天穿。
秦可妮找出来针线一边缝马甲一边说：“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卖菜认识了几个朋友对我都很好，你看，上面这些全是她们给的。”秦可妮扭头指了指绳上挂的衣服。“还有我的衣服、我老公的衣服、这床，vcd都是她们给的。这些衣服都很好，都是她们和她们的家里人不穿了得，我们又不赶时髦，也不讲就什么好坏，穿在身上感觉都挺好的。”
你和她们怎么把关系处得这么好？我问。
“就是平时她们总在我们的菜摊上卖菜，时间长了就认识了，好多人都说我们河南人不讲信用，但我称菜从来不骗她们。”
“那你骗谁？呵呵”我笑着打断了秦可妮的话，问了一个尖锐的话问题。
秦可妮面对我的话，没有丝毫考虑地说：“说实话，有时称菜一两、半两的肯定要少，但对经常来我这卖菜的人，我绝不骗他们。”
“我和我的那几个朋友熟了以后，她们来卖菜，我就本钱卖给她们，而且称的时候只有多没有少。特别熟了以后，她们就经常给我东西，她们再来卖菜，我连本钱也不要了，让她们随便吃随便拿，想吃多少就拿多少，你说，谁白白把自己的东西送人啊！人家给了咱东西，咱也不能白要啊！”秦可妮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还不耽搁手中的活。
这时，一位妇女进屋来了，秦可妮告诉我，这是他们河南的老乡，都是一个乡里的，也是来北京卖菜的，这一块大约有30户左右都是他们乡里的人，而且都在做卖菜的生意。
菜摊，美好与期望
秦可妮告诉我，他们都来自河南省许昌地区襄城县十里铺乡，这几年他们发展得很好，从2003年开始，她和丈夫谢国民一人一个摊位，每天的收入还不错，但是自从1999年来北京后，他们没有回家过过年。
我问秦可妮：“为什么不回家过年？”
谢国民洗刷完了，进屋坐在了门口的小木凳上，接过我的话说：“还不是因为钱的原因，过年回一次家要花几千块钱，毕竟我们是从北京回去的，穿的要体面些，四口人一人买一身新衣服就得花差不多1000块钱，在给双方的父母买点礼物，给点钱，又差不多要1000块，四口人来回路费还要1000块，过年了亲戚朋友之间相互串串门，买礼物、给孩子点压岁钱，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一年累死累活就能攒一万元左右，回去过个年基本上就把半年攒的钱全花了。”
“是啊！一家人拼死拼活干上一年攒个万八千的，哪能舍得过个年就花那么多呢？”秦可妮随着丈夫的话说。“不过，我每年都要带着老二回去一次，老二不用买票，呵呵……，老大和他爸留在北京继续卖菜。老大来北京后就没有回去过。其实，他们都很想回去看看，但主要是花销太大，我每次回去都要花1000多块，但没办法，家里有父母，每年不回去一次，心里担心他们的身体。”
“你们计划再在北京干多久？我问。”
“我们也不知道，就这么干呗！等孩子们大了，回家给他们盖房子，娶媳妇，到时，我们也老了，也干不动了。每天就照看孙子，呵呵……”秦可妮笑了起来。
“你们现在挣钱就是为了给两个儿子盖房子吗？”
“那还能为什么？”秦可妮夫妇同时反问我。接着秦可妮说：“老大只有小学毕业，学点技术后，将来具体到哪里发展再说，但家里要给他盖房子啊!他回家后也有个住的地方，老二要是学习好，我们就一直供他上学，要是考不上大学，家里也要为他盖房啊！我们就是想不管怎样，给一个儿子盖一院房子。”
来源：网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