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激情是我最大的本钱
刘永好，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21年间，他以准确的产业抉择赢得了亿万财富。2002年，在他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评委赠与了他这样的评语：在内地民营企业家的一轮又一轮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和向上挺进的欲望，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能当万元户的梦
记者：在私下里，人们这样称呼您：“民营大亨”。确实，您当之无愧。您拥有亿万财富：您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您入股民生保险，触摸信托业，整合乳业产业链，今年的2月18日，又宣布涉足零售业。回过头去看一看，当您辞去教师职业、与几位哥哥一道从事农业产业化开拓的时候，您想到过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刘永好：当时不敢奢望挣多少钱，只是想，怎么着也会比每月38元的收入高吧。我开始做着当万元户的梦。那时的万元户可是了不得！我们种蔬菜、养鸡、养猪、养鱼、养鹌鹑……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我们养鸡的时候，有一个个体户，他买了我们很多鸡蛋，没钱付，就提出等鸡蛋孵出小鸡、卖了钱后再付。可是，他遭了灾后就跑了。我们的钱也是借的，以那时的经济能力，我们也还不起这笔债。我们兄弟几个就商量：到底是跳岷江？还是跑新疆？跳岷江，一了百了；跑新疆，重打鼓另开张。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还清这些债。天不亮，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卖鸡蛋。有一次，下着很大的雨，路很滑，天很黑，我摔了一跤，鸡蛋都摔破了，我也摔得像泥猴一般。那个时候，个体户是受歧视的。农贸市场里也都有固定的“势力范围”，初来乍到，人家不让我摆摊儿。晚上也没地方睡觉，我就向一位好心的看门的大爷借了一条板凳，在那儿坐了一宿。鸡蛋不能放，特别是夏天，多放两天就坏了，更何况，如果卖不出去这些鸡蛋，不仅连回家的路费没有着落，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得想办法跟人家去商量。最终得了一小块儿地方，才卖出去了这些鸡蛋。
记者：卖鸡蛋，使您成了万元户？
刘永好：（笑）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以后的百万元、千万元，确切地说，我们是通过养鹌鹑挣到了第一个1000万。1988年前后，整个成都地区几乎家家户户养鹌鹑，也正是那一年，我们的鹌鹑数达到1000万只。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任何一个行当，都有一个市场容量的问题，超过了这个容量，会适得其反。这时，我们的感觉也不太好，思前想后，我们决定把1000万只鹌鹑全部杀掉，以平息养鹌鹑的热潮。
记者：从这之后，你们才开始从事饲料业？
刘永好：是的。当时，正大集团进入中国（“正大综艺”节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们的饲料卖得非常好，是需要排队、需要走后门儿批条子才能买到的。我们就想，为什么中国人生产不出自己的优质饲料？于是，我们把养鹌鹑赚到的1000万元全部投入到饲料的研发当中，并与相关的13所研究机构的专家们一起联合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这就是希望牌饲料。随后，迅速推向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常这样想：我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而在这个时代里，恰好，我正年轻。
企业规模大了，发展面临着选择：是继续做饲料，还是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1995年，我们兄弟四个明晰产权，进行了资产重组。
打着赤脚、戴着草帽，我们一路走了过来
记者：评价您时，业内人士说：您是中国大陆私营经济最早的觉醒者之一，也是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者，您是否很早就意识到了诸如产权不明晰之类的家族企业的弊端？
刘永好：是的。对我们这种家族色彩比较浓厚的企业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要克服纯粹的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家族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世界上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但是，如果，不克服家族式的管理，如果，老板一手遮天，那么，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有前途。当然，在创业初期，你可以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又是财务会计，又是销售经理，因为，那时的规模小。当企业做大了，你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时候就需要调整这种家族管理的模式。几年前，我开始了这种调整。我减去了我自己许多总经理的职务，去年，是做得最彻底的一年，我又减去了我自己50多个董事长的职务。有减就一定有加，我们从企业内部、从社会上，包括从国际这个大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人才，请他们到我们的企业里参加管理。加“50”，减“50”，表面上看起来等于“0”，但这不是简单的算术、简单的“0”，它能使我们的家族企业更进步、更完善。
记者：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先生谈到您时曾这样说：您属于中国，您是以“土产”致富的人。做以上的加减法，应该说是您意识到了带领一支“很乡土”的家族队伍，解决好管理上的瓶颈至关重要。
刘永好：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注意向别人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也经常参加各种论坛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以及出国学习、考察，开阔我的视野，也使我掌握了一些先进的企业运行理论。
的确，我们“很乡土”。我们从中国的西部、从四川、从农村的田埂上一路走了出来。回过头去，隐隐约约地，我仿佛看见的还是我们打着赤脚、戴着草帽的样子。应该说，在创业初期，这种乡土味儿对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乡土，我们了解农民、了解市场、了解社会。但当我们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了，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了，只有乡土就是不够的了，我们还必须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我称之为“土洋结合”。
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走国际化道路，其中当然也包括吸引一些国际型的人才。特别是这两年，我到香港、台湾，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去招聘专业人士。他们学历高，有在大的跨国公司或者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中工作的经历；他们年轻，30多岁、40岁左右；他们都比较勤奋，在国外的，大多是留学的华人——我们需要这些人。那一天，有位香港记者对我说：现在有多少钱的投资就可以“移民”香港了，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现在不是我出多少钱“移民”香港的问题，而是我要从香港招聘多少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来内地工作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心态在变。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经济、对在中国办企业更有信心（当然，香港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
3月3日那一天，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工商联的几十位委员与其他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心里是喜洋洋的。这种喜洋洋的感觉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好政策，使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心里比以前更踏实了。民营企业，曾作为有益的补充，补充就让人觉得可有可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现在，作为重要的建设力量，就不同了，重要的力量是不能没有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由于有了这种感觉，这次会议期间，企业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进一步投资和发展的问题。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做大企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在哪个国家办个护照、哪个国家更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些离开祖国的朋友回来了。因为他们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还是中国最安全、还是中国好挣钱。
记者：确实，20多年来，您和您的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最初在农户墙壁上大笔刷写饲料广告到现在的投资房地产业；从白手起家时的街谈巷议到拥有亿万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你们一路走来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髦而且官方的词语来总结，这个词语就是：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永好：社会的认同。几千年以来，咱们的史书上，咱们的文学作品里，对商人的评价总是不高，总觉得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为富不仁的，总之，商人是被看不起的。也确实，有些商人弄虚作假、短斤少两、以次充好……
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仅靠国家的好政策还不行，还要看我们自身是否能做好，我们对国家是否有贡献，我们对社会公益事业是否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1994年，国家颁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工商联会议。我找到几位民营企业家，我说：我们是好政策的受益者，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儿以回报社会？大家觉得非常好。结果是我联合了九位民营企业家发起了一个叫“光彩事业”的倡议。什么叫“光彩事业”？就是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把一部分财力、一部分经验带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在那里投资建厂，在那里招收员工，在那里按章纳税……如果，我们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做这些事情，渐渐地，我们的商人就会被认同。
说实话，一个人，当钱已经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的时候，钱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被人尊重，被社会认同了。
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与红薯丰收的喜悦，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
记者：谈到财富，人们似乎都很敏感。这可能与社会上关于富人的传说有关系：比如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比如说，他们失去财富时的状态……
刘永好：我想，作为“富人”群体，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财富？至于说,一个很富有的人忽然变得没有财富了，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不管做什么，哪怕我去扫大街，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但工作挺认真，地扫得也很干净，而且还能提出一些绿化的建议。他们有可能会提升我当组长，接着，他们发现我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有可能还会继续提升我做副经理，之后，他们说不定就会给我加工资。
我们是做养殖业起家的，我们养鹌鹑，我们看着鹌鹑下蛋，我们把它们卖出去，再一分钱、一分钱攒起来；我们要生产饲料，要给它们吃补药，要给它们打扫卫生，还怕它们生病了……多不容易啊，每挣一分钱都不容易。有了这种经历，我们就相对能吃苦，就能够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去创业。
现在，我们不但做农业产业，还做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零售业，这些产业是城市产业，需要给外界好的形象。以前我不喜欢穿西服、打领带，觉得穿起来不舒服。我的下属就批评我，他说：刘总呀，你也不带个头，你看看人家做房地产的，都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连走路都是很有姿势的。你的破桑塔纳得换成奔驰。我想了一下，接受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你的车那么破，会不会你建的房子也那么破呢！所以我就买了辆奔驰，平时自己开，有时接待客人用。
记者：当您和您的哥哥们一起站在《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之首的时候，你们的成功之路简直就成了中国人成功致富的教科书。对于财富，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刘永好：现在，对我而言，在钱的数字后面再加一个零和再加两个零没有什么区别。这样说吧，我在民生银行一年的分红就有好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不做其他的公司，也可以活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把挣钱、只把活得舒服当作他追求的惟一目标，那就太悲哀了。我觉得，支撑一个人不断前进的应该是梦想和信念。
实际上，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喜欢吃麻婆豆腐、回锅肉、水煮萝卜，吃这些东西，我就高兴，我就吃得饱（即使你现在花几万块钱请我吃一顿，我也不会觉得有多好）。我小时候家里穷，七口人就靠父亲的工资维持全家生计，因此，我尽可能帮助家里做一些事儿：捡煤渣，打零工。20岁之前，我只穿过草鞋，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我对我妈说：要是今后能够一周吃一顿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就好了。我问我妈：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能实现？我妈说：大概能够吧。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财富。我说一件事情吧。去年，我去四川西昌，在一个山坡上，我看见一对老夫妻，他们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就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但那种丰收的喜悦，跟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我觉得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南方网讯）
能当万元户的梦
记者：在私下里，人们这样称呼您：“民营大亨”。确实，您当之无愧。您拥有亿万财富：您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您入股民生保险，触摸信托业，整合乳业产业链，今年的2月18日，又宣布涉足零售业。回过头去看一看，当您辞去教师职业、与几位哥哥一道从事农业产业化开拓的时候，您想到过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刘永好：当时不敢奢望挣多少钱，只是想，怎么着也会比每月38元的收入高吧。我开始做着当万元户的梦。那时的万元户可是了不得！我们种蔬菜、养鸡、养猪、养鱼、养鹌鹑……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我们养鸡的时候，有一个个体户，他买了我们很多鸡蛋，没钱付，就提出等鸡蛋孵出小鸡、卖了钱后再付。可是，他遭了灾后就跑了。我们的钱也是借的，以那时的经济能力，我们也还不起这笔债。我们兄弟几个就商量：到底是跳岷江？还是跑新疆？跳岷江，一了百了；跑新疆，重打鼓另开张。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还清这些债。天不亮，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卖鸡蛋。有一次，下着很大的雨，路很滑，天很黑，我摔了一跤，鸡蛋都摔破了，我也摔得像泥猴一般。那个时候，个体户是受歧视的。农贸市场里也都有固定的“势力范围”，初来乍到，人家不让我摆摊儿。晚上也没地方睡觉，我就向一位好心的看门的大爷借了一条板凳，在那儿坐了一宿。鸡蛋不能放，特别是夏天，多放两天就坏了，更何况，如果卖不出去这些鸡蛋，不仅连回家的路费没有着落，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得想办法跟人家去商量。最终得了一小块儿地方，才卖出去了这些鸡蛋。
记者：卖鸡蛋，使您成了万元户？
刘永好：（笑）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以后的百万元、千万元，确切地说，我们是通过养鹌鹑挣到了第一个1000万。1988年前后，整个成都地区几乎家家户户养鹌鹑，也正是那一年，我们的鹌鹑数达到1000万只。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任何一个行当，都有一个市场容量的问题，超过了这个容量，会适得其反。这时，我们的感觉也不太好，思前想后，我们决定把1000万只鹌鹑全部杀掉，以平息养鹌鹑的热潮。
记者：从这之后，你们才开始从事饲料业？
刘永好：是的。当时，正大集团进入中国（“正大综艺”节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们的饲料卖得非常好，是需要排队、需要走后门儿批条子才能买到的。我们就想，为什么中国人生产不出自己的优质饲料？于是，我们把养鹌鹑赚到的1000万元全部投入到饲料的研发当中，并与相关的13所研究机构的专家们一起联合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这就是希望牌饲料。随后，迅速推向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常这样想：我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而在这个时代里，恰好，我正年轻。
企业规模大了，发展面临着选择：是继续做饲料，还是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1995年，我们兄弟四个明晰产权，进行了资产重组。
打着赤脚、戴着草帽，我们一路走了过来
记者：评价您时，业内人士说：您是中国大陆私营经济最早的觉醒者之一，也是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者，您是否很早就意识到了诸如产权不明晰之类的家族企业的弊端？
刘永好：是的。对我们这种家族色彩比较浓厚的企业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要克服纯粹的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家族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世界上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但是，如果，不克服家族式的管理，如果，老板一手遮天，那么，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有前途。当然，在创业初期，你可以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又是财务会计，又是销售经理，因为，那时的规模小。当企业做大了，你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时候就需要调整这种家族管理的模式。几年前，我开始了这种调整。我减去了我自己许多总经理的职务，去年，是做得最彻底的一年，我又减去了我自己50多个董事长的职务。有减就一定有加，我们从企业内部、从社会上，包括从国际这个大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人才，请他们到我们的企业里参加管理。加“50”，减“50”，表面上看起来等于“0”，但这不是简单的算术、简单的“0”，它能使我们的家族企业更进步、更完善。
记者：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先生谈到您时曾这样说：您属于中国，您是以“土产”致富的人。做以上的加减法，应该说是您意识到了带领一支“很乡土”的家族队伍，解决好管理上的瓶颈至关重要。
刘永好：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注意向别人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也经常参加各种论坛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以及出国学习、考察，开阔我的视野，也使我掌握了一些先进的企业运行理论。
的确，我们“很乡土”。我们从中国的西部、从四川、从农村的田埂上一路走了出来。回过头去，隐隐约约地，我仿佛看见的还是我们打着赤脚、戴着草帽的样子。应该说，在创业初期，这种乡土味儿对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乡土，我们了解农民、了解市场、了解社会。但当我们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了，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了，只有乡土就是不够的了，我们还必须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我称之为“土洋结合”。
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走国际化道路，其中当然也包括吸引一些国际型的人才。特别是这两年，我到香港、台湾，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去招聘专业人士。他们学历高，有在大的跨国公司或者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中工作的经历；他们年轻，30多岁、40岁左右；他们都比较勤奋，在国外的，大多是留学的华人——我们需要这些人。那一天，有位香港记者对我说：现在有多少钱的投资就可以“移民”香港了，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现在不是我出多少钱“移民”香港的问题，而是我要从香港招聘多少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来内地工作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心态在变。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经济、对在中国办企业更有信心（当然，香港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
3月3日那一天，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工商联的几十位委员与其他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心里是喜洋洋的。这种喜洋洋的感觉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好政策，使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心里比以前更踏实了。民营企业，曾作为有益的补充，补充就让人觉得可有可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现在，作为重要的建设力量，就不同了，重要的力量是不能没有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由于有了这种感觉，这次会议期间，企业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进一步投资和发展的问题。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做大企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在哪个国家办个护照、哪个国家更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些离开祖国的朋友回来了。因为他们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还是中国最安全、还是中国好挣钱。
记者：确实，20多年来，您和您的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最初在农户墙壁上大笔刷写饲料广告到现在的投资房地产业；从白手起家时的街谈巷议到拥有亿万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你们一路走来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髦而且官方的词语来总结，这个词语就是：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永好：社会的认同。几千年以来，咱们的史书上，咱们的文学作品里，对商人的评价总是不高，总觉得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为富不仁的，总之，商人是被看不起的。也确实，有些商人弄虚作假、短斤少两、以次充好……
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仅靠国家的好政策还不行，还要看我们自身是否能做好，我们对国家是否有贡献，我们对社会公益事业是否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1994年，国家颁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工商联会议。我找到几位民营企业家，我说：我们是好政策的受益者，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儿以回报社会？大家觉得非常好。结果是我联合了九位民营企业家发起了一个叫“光彩事业”的倡议。什么叫“光彩事业”？就是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把一部分财力、一部分经验带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在那里投资建厂，在那里招收员工，在那里按章纳税……如果，我们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做这些事情，渐渐地，我们的商人就会被认同。
说实话，一个人，当钱已经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的时候，钱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被人尊重，被社会认同了。
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与红薯丰收的喜悦，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
记者：谈到财富，人们似乎都很敏感。这可能与社会上关于富人的传说有关系：比如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比如说，他们失去财富时的状态……
刘永好：我想，作为“富人”群体，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财富？至于说,一个很富有的人忽然变得没有财富了，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不管做什么，哪怕我去扫大街，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但工作挺认真，地扫得也很干净，而且还能提出一些绿化的建议。他们有可能会提升我当组长，接着，他们发现我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有可能还会继续提升我做副经理，之后，他们说不定就会给我加工资。
我们是做养殖业起家的，我们养鹌鹑，我们看着鹌鹑下蛋，我们把它们卖出去，再一分钱、一分钱攒起来；我们要生产饲料，要给它们吃补药，要给它们打扫卫生，还怕它们生病了……多不容易啊，每挣一分钱都不容易。有了这种经历，我们就相对能吃苦，就能够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去创业。
现在，我们不但做农业产业，还做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零售业，这些产业是城市产业，需要给外界好的形象。以前我不喜欢穿西服、打领带，觉得穿起来不舒服。我的下属就批评我，他说：刘总呀，你也不带个头，你看看人家做房地产的，都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连走路都是很有姿势的。你的破桑塔纳得换成奔驰。我想了一下，接受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你的车那么破，会不会你建的房子也那么破呢！所以我就买了辆奔驰，平时自己开，有时接待客人用。
记者：当您和您的哥哥们一起站在《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之首的时候，你们的成功之路简直就成了中国人成功致富的教科书。对于财富，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刘永好：现在，对我而言，在钱的数字后面再加一个零和再加两个零没有什么区别。这样说吧，我在民生银行一年的分红就有好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不做其他的公司，也可以活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把挣钱、只把活得舒服当作他追求的惟一目标，那就太悲哀了。我觉得，支撑一个人不断前进的应该是梦想和信念。
实际上，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喜欢吃麻婆豆腐、回锅肉、水煮萝卜，吃这些东西，我就高兴，我就吃得饱（即使你现在花几万块钱请我吃一顿，我也不会觉得有多好）。我小时候家里穷，七口人就靠父亲的工资维持全家生计，因此，我尽可能帮助家里做一些事儿：捡煤渣，打零工。20岁之前，我只穿过草鞋，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我对我妈说：要是今后能够一周吃一顿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就好了。我问我妈：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能实现？我妈说：大概能够吧。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财富。我说一件事情吧。去年，我去四川西昌，在一个山坡上，我看见一对老夫妻，他们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就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但那种丰收的喜悦，跟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我觉得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南方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