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少年”到知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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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为周正毅辨护
咖啡已经凉了。四十五分种前，这杯“cappuccino”就端了上来，但他一直没动过。他只是不停地抽烟，一根接一根，用一个精致的烟嘴。烟是“中华”牌，红色，硬壳。“您烟抽得很凶？！”话题自然从烟开始。“对！”他笑了笑，“以前抽得更凶，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进了工厂，就戒了。”
又抽上是30岁之后，因为当了律师，需要应酬，“那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不一样，精力不如从前，需要用它来提提神。”他又笑了笑，努力显得轻松些，“毕竟年龄大了……”
一位年近半百的人说出的这样一句话，听在耳里，微微有些苍凉。
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此刻他不是坐在这个陈设华丽的酒吧里，耳边没有轻缓如水般的音乐，面对的也不是我们，而是另一种场景———庄严的法庭，正襟危坐的对手，满座的旁听者———那么他显现的绝非是感伤，而是坚强和睿智。
因为，他是陶武平。
2001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次专项调查，以企业为调查对象，列出上海律师个人知名度的排行榜。调查结果显示，陶武平名列第三，前两名为沪上律师界前辈李国基和郑传本。
对于这位有着20年从业经验，现为上海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外界给予的评价是：庭上，术业专精，机辩滔滔；庭下，不愠不火，处事圆融。问题少年今年49岁的陶武平，曾两次“出名”。一次因为打架，一次因为打官司。
陶武平出生于上海。父亲原是海军军官。9岁之前，他随父母住在南京。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一家人遂移居上海。
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小学时代的陶武平，不仅遭到同学疏远，还常受欺凌，一直比较压抑。“当时上海人还是很排外的，我们从外面来的，都被叫做‘江北佬’。”陶武平说。
1967年，他进入黎明中学就读。或许是压抑得太久的缘故，进了中学后的陶武平变得叛逆，好勇斗狠。“习惯四处挑衅，一言不合，拔拳相向。”他说，那时，徐汇区的人只要提起永福路86弄的陶武平，都知道这是一个打架出名的“小赤佬”。
他拿刀捅过人，也被人捅过。有一次，被人一刀戳在距离气管一厘米的部位，差点丢了性命。
关于往事，陶武平描述得非常详尽。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将面前这位穿着讲究、谈吐文雅的中年男子，与那个执刀握拳的“问题少年”划上等号。
然而，事实是，因为打架，陶武平被抓过，进过“学习班”。
“1970年，我拿刀捅了一个同学，公安局找上门来，当时我不在。等我回来后，父亲亲自把我送进了公安局。”在公安局，陶武平被关了一个月，还蹲了七天的“黑牢”。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黑黑的，没有灯，除了吃饭时间有人来送饭，其余时间他接触不到任何人———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而言，那确实是一段特殊而难忘的记忆。
“在里面，我想了很多东西。”年少时的陶武平虽然叛逆，但内心不失细腻，“我知道自己让父母很伤心，尤其是我母亲。”
七天的独处，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自我反省。“从小我就希望能出人头地，做大事。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他内心很清楚，打架、拿刀捅人只会令自己距离目标越来越远。他需要重新开始，重新做人。
这种自我审视和思考的习惯，陶武平从此保持了下来。借助这种方式，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认识，“不时的反省，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又该做什么。”21岁坐牢1
6岁时，陶武平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他进了上海轴承滚珠厂，做磨床工人。
踏实工作、尊重同事，刻苦读书———两年后，他入了团，被选为团干部，是厂里马列理论小组的核心，也打了入党报告。然而，就在他“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场生死考验降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血气方刚的陶武平有感而发，不但写诗词、杂文，还向厂里请了假，与同学结伴北上。途经南京，他因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铁路工作人员误认作北京来的“闹事者”，遂被扣押。在被发现常写“反动”诗词后，陶武平被拘留、批斗。
随着“问题”的深入，他的又一个“罪名”被查了出来：周总理逝世后，他曾带了十多个青年，私设灵堂，偷开追悼会。于是，他的“罪名”成了“反毛主席”。
陶武平回忆当时被批斗的情景：戴着手铐，被两个红卫兵架着，两边是长矛，站在一米高的台子上，面对全厂300多名职工……当时，他只有21岁。
陶武平整整被关了三个月，但他并未因此垮掉，在狱中，他写诗激励自己。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又一次为陶武平提供了长时间反省的机会。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思考“是否需要重新做人”的问题，而是着重考虑“如何做人”。
“四人帮”粉碎后，他还背着“严重政治问题”的包袱不得平反。因为政审不能通过，自考过关的陶武平还是丧失了一次进入大学的机会。
他的问题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1979年2月，他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陶武平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天道酬勤如果以
1979年划线，在这一年的前后，陶武平的遭遇截然相反———此前屡遭挫折，此后却一帆风顺。
1983年从上海师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司法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司法学校的专业性非常强，相比较而言，语文老师也不被重视。
那时候，陶武平最羡慕的，是那些在律师制度恢复后恢复了律师身份的老律师们。
“记得那时社会上经常搞‘严打’，这些老律师在这个期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下课铃声未落，夹着案卷就轮番往看守所跑。”陶武平回忆说。
于是，大学刚毕业的陶武平又利用业余时间修习法律基本课程。一年后，他获得上海法律专修学校的结业文凭。此后，这个语文老师也开始执教法律课程。
“我教刑法，一年下来，经学生推荐评比，我的‘刑法’课被评上了优秀教学奖。”因其卓越表现，刚工作了两年的陶武平被校方破格提升为教务科副科长。一年后，又被任命为教务科科长，分管8个教研组，50多个老师。
与几年前相比，此时的陶武平已经知道掩藏锋芒，逐渐养成擅长沟通、与人为善的圆融性格。否则，以其资历，很难服众，更别说让8个教研组正常运转。
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司法学校的一些老师仍说：“陶武平负责教务的时候，是司法学校教研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
毕业后两年，陶武平取得了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资格证书，授课之余兼职律师。1987年，他正式转为专职律师。而在此期间，陶武平又通过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科的自学考试，“当时考13门课，而我是从未旁听过任何一门的辅导课。”说起这段经历，陶武平颇为自得。
在陶武平成名之后，多数人看到的是他的辉煌，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背后掩藏的辛劳和汗水。没有人能轻易成功，即便是陶武平。
在专职从事律师工作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干，陶武平一直玩命地工作。
“1990年一年，我就办了一百一十多个案子，在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列前茅。”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他接到了11封出庭通知书，“当时是工作六天，就是说除了一个半天可以休息一下，其余工作日全部在市里的各个法院度过。”
“当时真的要‘调频道’的啊！”谈到当时的苦，陶武平乐了，“那时记性可真好，脑子也真好啊……应该说是我最好的状态。”回忆起年轻时的状态，显现在他脸上的是自豪的神情。
超负荷的工作也让陶武平付出了代价。有两次开庭回到家中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当即被送进了医院，“心脏不好就是那时累出来的”。但他确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干，也被同行所认同。
“我那时候的月薪有500元，是全所最高的工资。”陶武平说。一举成名在“状态最好”时期，尽管陶武平
也办了一些名案，如“逢博酒家外商承包纠纷案”、“谭冰若名誉权纠纷案”，也上过电视和报纸，但仍未真正出名。
他真正出名，是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这一年时间中，他所经手的三起官司，轰动全国。
很巧的事，这三个案子都与女人有关。一位是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名的旅美华人周励，当时因国内数十家媒体转载了一篇对周进行人身攻击的报道，周聘请陶武平为其解决名誉权纠纷案。
第二位是香港影星刘嘉玲。这起纠纷缘起汕头雅丽丝实业公司在其化妆品上，未经许可印刷了刘的肖像，因当时此案牵涉及国内百货业巨头———“中百一店”和“华联商厦”，遂引发全国关注。
第三位是上海姑娘潘苹。一名男子因恋爱不成，用浓硫酸毁坏了潘苹的面容。
除潘苹被毁容案中凶手被判死刑外，周励和刘嘉玲的案件均是通过调解方式圆满解决。三案办理完毕后，陶武平的名气骤增。
及至1999年，陶武平又因连续承接了“屈臣氏对女大学生搜身案”、“云都浴室命案”、“银河宾馆民事赔偿案”，被新闻媒体再次关注。
有人说陶武平机遇好，碰上能出名的案子。陶武平自己也认可这种说法：“说实话，出名的时候已经不是我精力最旺盛的阶段。”
但如果因此认为他的成功仅仅是靠运气，那也是把成功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案子不分大小，千万别低估那些个邻里纠纷、夫妻离婚、遗产继承和交通事故赔偿案，能把那里面复杂的法律关系理清楚，所有的证据搜集齐备，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和容易。”按照陶武平的理解，能把这些小案件处理得干净利落，碰到大案才能把握得住。
事实上，机遇把握住了才可称为“机遇”，一旦把握不住，机遇也可能就是陷阱。
从这个角度看，当初陶武平接手的周励案、刘嘉玲案、潘苹案，无论哪个案子，只要稍有不慎，都可能是他的“滑铁卢”。
“只要基础打好了，机遇和运气迟早会来的！”陶武平非常肯定地说。成功秘诀当然，没有一个律师总是只赢不
输。陶武平也不例外。
“问题是，你怎么去看一个官司的输赢。”陶武平说，影响判决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一个尽职的律师，应该关注的是过程，保证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没有失误。“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做事的态度。”
这是陶武平做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他在业界不断“水涨船高”的原因之一。即便输掉了官司，但是，他的认真细致却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客户依然会给他足够的信任。
除了会做事，陶武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功秘诀：会做人。
“当你的棱角都磨平了，当你的
社会经验足够丰富，当你能很好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你就一定会成功。”陶武平一边说，一边伸出双手，手指在空中搭成一个尖顶状，随着手指渐渐弯曲，尖顶不见，最终成为一个球面。
“会做人既不是指单纯的圆滑，也不是一味地夹着尾巴做人。首先要有敏锐的判断，能把握得住事态的走向，其次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陶武平解释。
他认为，尤其作为律师，混迹于名利场中，诱惑太多，所以最忌讳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诉讼，激化矛盾。“律师正如消防队员，应该去扑火，而不是火上浇油。做人也一样。”
这些年来，陶武平的人缘好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即便是法庭上的对手，也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同时，作为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事务所开办10年来，“离开事务所的只有十来位律师，而且我相信，他们出去后没有人会说，我对他们不好。”
采访结束时，我们注意到，陶武平没有提到他的另一个特点——嘴巴紧。
因为知道他是周正毅的主要辩护律师，采访中，我们几次提到这个话题，但都被他巧妙地绕开了。
握手告别之际，突然想到陶武平的一段论述：会做事不会做人叫“老实”，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叫“聪明”。于是，记者开玩笑说：“您是属于‘聪明’的那一类！”
陶武平一愣，但很快开心地笑了。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来源：外滩画报/记者：张嫣
他曾为周正毅辨护
咖啡已经凉了。四十五分种前，这杯“cappuccino”就端了上来，但他一直没动过。他只是不停地抽烟，一根接一根，用一个精致的烟嘴。烟是“中华”牌，红色，硬壳。“您烟抽得很凶？！”话题自然从烟开始。“对！”他笑了笑，“以前抽得更凶，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进了工厂，就戒了。”
又抽上是30岁之后，因为当了律师，需要应酬，“那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不一样，精力不如从前，需要用它来提提神。”他又笑了笑，努力显得轻松些，“毕竟年龄大了……”
一位年近半百的人说出的这样一句话，听在耳里，微微有些苍凉。
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此刻他不是坐在这个陈设华丽的酒吧里，耳边没有轻缓如水般的音乐，面对的也不是我们，而是另一种场景———庄严的法庭，正襟危坐的对手，满座的旁听者———那么他显现的绝非是感伤，而是坚强和睿智。
因为，他是陶武平。
2001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次专项调查，以企业为调查对象，列出上海律师个人知名度的排行榜。调查结果显示，陶武平名列第三，前两名为沪上律师界前辈李国基和郑传本。
对于这位有着20年从业经验，现为上海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外界给予的评价是：庭上，术业专精，机辩滔滔；庭下，不愠不火，处事圆融。问题少年今年49岁的陶武平，曾两次“出名”。一次因为打架，一次因为打官司。
陶武平出生于上海。父亲原是海军军官。9岁之前，他随父母住在南京。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一家人遂移居上海。
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小学时代的陶武平，不仅遭到同学疏远，还常受欺凌，一直比较压抑。“当时上海人还是很排外的，我们从外面来的，都被叫做‘江北佬’。”陶武平说。
1967年，他进入黎明中学就读。或许是压抑得太久的缘故，进了中学后的陶武平变得叛逆，好勇斗狠。“习惯四处挑衅，一言不合，拔拳相向。”他说，那时，徐汇区的人只要提起永福路86弄的陶武平，都知道这是一个打架出名的“小赤佬”。
他拿刀捅过人，也被人捅过。有一次，被人一刀戳在距离气管一厘米的部位，差点丢了性命。
关于往事，陶武平描述得非常详尽。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将面前这位穿着讲究、谈吐文雅的中年男子，与那个执刀握拳的“问题少年”划上等号。
然而，事实是，因为打架，陶武平被抓过，进过“学习班”。
“1970年，我拿刀捅了一个同学，公安局找上门来，当时我不在。等我回来后，父亲亲自把我送进了公安局。”在公安局，陶武平被关了一个月，还蹲了七天的“黑牢”。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黑黑的，没有灯，除了吃饭时间有人来送饭，其余时间他接触不到任何人———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而言，那确实是一段特殊而难忘的记忆。
“在里面，我想了很多东西。”年少时的陶武平虽然叛逆，但内心不失细腻，“我知道自己让父母很伤心，尤其是我母亲。”
七天的独处，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自我反省。“从小我就希望能出人头地，做大事。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他内心很清楚，打架、拿刀捅人只会令自己距离目标越来越远。他需要重新开始，重新做人。
这种自我审视和思考的习惯，陶武平从此保持了下来。借助这种方式，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认识，“不时的反省，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又该做什么。”21岁坐牢1
6岁时，陶武平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他进了上海轴承滚珠厂，做磨床工人。
踏实工作、尊重同事，刻苦读书———两年后，他入了团，被选为团干部，是厂里马列理论小组的核心，也打了入党报告。然而，就在他“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场生死考验降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血气方刚的陶武平有感而发，不但写诗词、杂文，还向厂里请了假，与同学结伴北上。途经南京，他因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铁路工作人员误认作北京来的“闹事者”，遂被扣押。在被发现常写“反动”诗词后，陶武平被拘留、批斗。
随着“问题”的深入，他的又一个“罪名”被查了出来：周总理逝世后，他曾带了十多个青年，私设灵堂，偷开追悼会。于是，他的“罪名”成了“反毛主席”。
陶武平回忆当时被批斗的情景：戴着手铐，被两个红卫兵架着，两边是长矛，站在一米高的台子上，面对全厂300多名职工……当时，他只有21岁。
陶武平整整被关了三个月，但他并未因此垮掉，在狱中，他写诗激励自己。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又一次为陶武平提供了长时间反省的机会。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思考“是否需要重新做人”的问题，而是着重考虑“如何做人”。
“四人帮”粉碎后，他还背着“严重政治问题”的包袱不得平反。因为政审不能通过，自考过关的陶武平还是丧失了一次进入大学的机会。
他的问题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1979年2月，他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陶武平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天道酬勤如果以
1979年划线，在这一年的前后，陶武平的遭遇截然相反———此前屡遭挫折，此后却一帆风顺。
1983年从上海师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司法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司法学校的专业性非常强，相比较而言，语文老师也不被重视。
那时候，陶武平最羡慕的，是那些在律师制度恢复后恢复了律师身份的老律师们。
“记得那时社会上经常搞‘严打’，这些老律师在这个期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下课铃声未落，夹着案卷就轮番往看守所跑。”陶武平回忆说。
于是，大学刚毕业的陶武平又利用业余时间修习法律基本课程。一年后，他获得上海法律专修学校的结业文凭。此后，这个语文老师也开始执教法律课程。
“我教刑法，一年下来，经学生推荐评比，我的‘刑法’课被评上了优秀教学奖。”因其卓越表现，刚工作了两年的陶武平被校方破格提升为教务科副科长。一年后，又被任命为教务科科长，分管8个教研组，50多个老师。
与几年前相比，此时的陶武平已经知道掩藏锋芒，逐渐养成擅长沟通、与人为善的圆融性格。否则，以其资历，很难服众，更别说让8个教研组正常运转。
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司法学校的一些老师仍说：“陶武平负责教务的时候，是司法学校教研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
毕业后两年，陶武平取得了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资格证书，授课之余兼职律师。1987年，他正式转为专职律师。而在此期间，陶武平又通过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科的自学考试，“当时考13门课，而我是从未旁听过任何一门的辅导课。”说起这段经历，陶武平颇为自得。
在陶武平成名之后，多数人看到的是他的辉煌，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背后掩藏的辛劳和汗水。没有人能轻易成功，即便是陶武平。
在专职从事律师工作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干，陶武平一直玩命地工作。
“1990年一年，我就办了一百一十多个案子，在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列前茅。”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他接到了11封出庭通知书，“当时是工作六天，就是说除了一个半天可以休息一下，其余工作日全部在市里的各个法院度过。”
“当时真的要‘调频道’的啊！”谈到当时的苦，陶武平乐了，“那时记性可真好，脑子也真好啊……应该说是我最好的状态。”回忆起年轻时的状态，显现在他脸上的是自豪的神情。
超负荷的工作也让陶武平付出了代价。有两次开庭回到家中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当即被送进了医院，“心脏不好就是那时累出来的”。但他确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干，也被同行所认同。
“我那时候的月薪有500元，是全所最高的工资。”陶武平说。一举成名在“状态最好”时期，尽管陶武平
也办了一些名案，如“逢博酒家外商承包纠纷案”、“谭冰若名誉权纠纷案”，也上过电视和报纸，但仍未真正出名。
他真正出名，是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这一年时间中，他所经手的三起官司，轰动全国。
很巧的事，这三个案子都与女人有关。一位是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名的旅美华人周励，当时因国内数十家媒体转载了一篇对周进行人身攻击的报道，周聘请陶武平为其解决名誉权纠纷案。
第二位是香港影星刘嘉玲。这起纠纷缘起汕头雅丽丝实业公司在其化妆品上，未经许可印刷了刘的肖像，因当时此案牵涉及国内百货业巨头———“中百一店”和“华联商厦”，遂引发全国关注。
第三位是上海姑娘潘苹。一名男子因恋爱不成，用浓硫酸毁坏了潘苹的面容。
除潘苹被毁容案中凶手被判死刑外，周励和刘嘉玲的案件均是通过调解方式圆满解决。三案办理完毕后，陶武平的名气骤增。
及至1999年，陶武平又因连续承接了“屈臣氏对女大学生搜身案”、“云都浴室命案”、“银河宾馆民事赔偿案”，被新闻媒体再次关注。
有人说陶武平机遇好，碰上能出名的案子。陶武平自己也认可这种说法：“说实话，出名的时候已经不是我精力最旺盛的阶段。”
但如果因此认为他的成功仅仅是靠运气，那也是把成功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案子不分大小，千万别低估那些个邻里纠纷、夫妻离婚、遗产继承和交通事故赔偿案，能把那里面复杂的法律关系理清楚，所有的证据搜集齐备，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和容易。”按照陶武平的理解，能把这些小案件处理得干净利落，碰到大案才能把握得住。
事实上，机遇把握住了才可称为“机遇”，一旦把握不住，机遇也可能就是陷阱。
从这个角度看，当初陶武平接手的周励案、刘嘉玲案、潘苹案，无论哪个案子，只要稍有不慎，都可能是他的“滑铁卢”。
“只要基础打好了，机遇和运气迟早会来的！”陶武平非常肯定地说。成功秘诀当然，没有一个律师总是只赢不
输。陶武平也不例外。
“问题是，你怎么去看一个官司的输赢。”陶武平说，影响判决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一个尽职的律师，应该关注的是过程，保证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没有失误。“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做事的态度。”
这是陶武平做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他在业界不断“水涨船高”的原因之一。即便输掉了官司，但是，他的认真细致却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客户依然会给他足够的信任。
除了会做事，陶武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功秘诀：会做人。
“当你的棱角都磨平了，当你的
社会经验足够丰富，当你能很好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你就一定会成功。”陶武平一边说，一边伸出双手，手指在空中搭成一个尖顶状，随着手指渐渐弯曲，尖顶不见，最终成为一个球面。
“会做人既不是指单纯的圆滑，也不是一味地夹着尾巴做人。首先要有敏锐的判断，能把握得住事态的走向，其次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陶武平解释。
他认为，尤其作为律师，混迹于名利场中，诱惑太多，所以最忌讳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诉讼，激化矛盾。“律师正如消防队员，应该去扑火，而不是火上浇油。做人也一样。”
这些年来，陶武平的人缘好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即便是法庭上的对手，也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同时，作为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事务所开办10年来，“离开事务所的只有十来位律师，而且我相信，他们出去后没有人会说，我对他们不好。”
采访结束时，我们注意到，陶武平没有提到他的另一个特点——嘴巴紧。
因为知道他是周正毅的主要辩护律师，采访中，我们几次提到这个话题，但都被他巧妙地绕开了。
握手告别之际，突然想到陶武平的一段论述：会做事不会做人叫“老实”，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叫“聪明”。于是，记者开玩笑说：“您是属于‘聪明’的那一类！”
陶武平一愣，但很快开心地笑了。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来源：外滩画报/记者：张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