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在国人面前为何蒙羞
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目前全球百万美元富豪（指扣除不动产、动产后的净银行存款）约有770万人，其中日本约有125万人，中国大陆约有25万人左右。中国大陆人民币千万级富豪应该至少在20万人以上。在目前全社会"仇富"情绪高涨、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和工农差别仍然有加大趋势的客观现实背景下，归纳总结中日两国富豪的主要差别，分析中国富豪为什么远离慈善事业，缺失社会责任，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把中国富豪和日本富豪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社会责任感不同
尽自己的应尽责任和义务比享受生活更重要，这是全世界许多国家富豪们恪守的人生理念之一。在日本，不同级别的富豪经常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慈善活动中。前年发生的东南亚海啸灾难时，日本富豪、著名棒球手松井一次捐款5000万日元（约合350万人民币），日本许多大富豪本身就是大慈善家，热衷于教育等公益事业，著名的创价大学、创价中学和东京经济大学等，都是由富豪个人创办的著名百年学府。
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国内富豪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捐赠活动，国内富豪捐赠在全社会捐赠中心的比例不过15%左右。许多富豪社会责任感缺失，捐款区区人民币2万元就要制造"轰动效应"，富豪级演艺明星们甚至参加公益活动也要索取出场费。富豪们对整个社会的捐赠少的可怜。
一个盈利企业的富豪对社会的捐赠本身就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有些富豪在捐点善款的同时，偷逃税款、侵犯其他股东甚至职工的合法权益，长期无视消费者的强烈诉求，"以善掩恶"、"以善遮丑"或"以善谋利"。
社会评价不同
对富豪的社会评价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价值取向。不同的社会评价与富豪们的社会责任感、发家路径等因素相关。在日本，具有"仇富心态"的人并不多。相反，他们很多人感激富豪，因为富豪不仅为国家创造了税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生活贫困的人对来自富豪的专项捐助更是心存感激之情。
在我国，十年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社会治安恶化，十年后演化为社会公平问题。贵州山区农民的收入只是上海白领收入的1%，"人找富的，狗咬破的，人敬有的，狗咬丑的"，这句古语在今天形象地反映了目前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经常出现"官员傍大款"、"官商勾结"，"千万级警察大款"的报道也就可以理解了。20多年改革开放，分配政策严重失误，"四个倾斜"明显，即在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预算内与预算外（收费）分配关系上，社会财富更多地流向了企业、地方、预算外和个人，国资流失制造了诸多富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阴影。故此，全社会"仇富"情绪一直居高不下，"绑架大款"甚至受到"赞许"，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社会变态现象。
财富保护机制不同
我国对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流动和保护机制，富豪们十分害怕露富。由于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宪法约束，生产要素流动极其困难，银行贷款也难，富豪们守业似乎比创业更难。今天是富豪，而明天变为穷光蛋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
在日本，富豪们融资十分方便，不需要什么抵押和担保，银行主动上门服务。经济体制实行纯粹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富豪们集体安全感较强，司法保护程度较高，很难见到哪位大富豪出门带保镖的。富豪的私宅电话甚至公开，免费为民众提供社区相关服务。
财富累积路径不同
在日本，很多富豪级国家议员的祖辈就是战前的大财阀或高官，前任官房长官福田、现任外相麻生、官房长官安倍等，都是战前的日本大财阀和政要的后代。日本富豪的发家历史大致经历了200年左右的时间，许多富豪甚至是几代人起先是靠做小买卖起家的。
在我国，富豪们发家不过是近30年的事情。集"学识、见识、胆识"三位于一体，从起初有"劳改犯"经历的个体户，到今天的it精英，从儒商到海归，从"官员下海"到"下岗创业"，历经深圳建市、海南建省、炒房炒地炒股票、倒买倒卖、"国退民进"等几段历史过程，一大批富豪应运而生，新兴权贵阶层初步形成。
中国富豪们发家的历史过程过于短暂，发家方式过于粗暴，利润的获取似乎过于轻松，财富的规模过于集中，财富的累积路径也似乎不太让世人信服。这是目前整个社会"仇富"情绪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企业盈利模式不同
日本实行的是"主银行制"，即企业和银行间可以相互参股控股，互派董事、监事，相互支持，大企业集团以一个金融机构为核心，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之服务，专业分工明确，"夫妻店"式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至今仍很普遍，薄利多销，注重服务。如三菱集团就以三菱银行为中心，覆盖了汽车、电器制造等众多产业领域。
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产品、商品和资本经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追求 "大而全"规模化发展，主辅业不清，"主办银行制"限制了富豪们企业筹资渠道的扩展，每天忙"公关"接"链条"，资金链条越接越粗，随时断裂，"靠山"往往变成了"火山"，缺乏明晰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准确的企业市场定位，持续经营和抗风险能力较差，更多的是违法违规掠夺式的经营。这种"卖血吸毒"式的企业经营模式，势必造成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六年左右。
知识水平和结构不同
在日本，许多富豪不仅出身名门，而且受过海内外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高且知识结构完整，谈吐不凡，极富教养，心存爱心，兴趣广泛。
在我国，虽然许多富豪不惜花费28万元去清华读emba课程，但富豪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高，胡润财富榜公布的大陆十大富豪的学历大都在大专层次，许多富豪没有经历过六年以上的系统高等教育训练，更缺少有财务、管理和法律方面系统化的知识，这是许多大陆富豪的共同特点。无知比贫穷可怕，但有钱却无知更耐人寻味。
生活习惯不同
在日本，富豪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低调和节俭，开的车多为国产车，午饭经常是一碗拉面，西装革履，体健如牛，充满智慧。许多富豪在大学里兼任普通的讲师，把人生的经验告诉年轻人，为此疲而不倦。一个不能在大学讲课的高官或富豪，在日本社会一般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在我国，富豪们过于明星化，"做秀"的太多，不断转化身份，尘封发家历史，漂白企业污点，以所谓的企业"原罪"原谅和纵容自己。要么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要么"鸡飞狗跳"，官司不断，惶惶不可终日。穿拖鞋、开大奔、吃鲍鱼、包二奶、购豪宅，成为富豪身份的"名片"。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30万人左右，其中不乏数目不少的富豪。
总之，就我国富豪与日本富豪比较而言，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大陆富豪的总体特征是：从社会责任感来说，他们"富而不仁"；从社会评价角度来说，他们"富而不义"；从财富累积路径角度来说，他们"富而不信"；从知识水平角度来说，他们"富而不智"；从生活习惯角度来说，他们"富而不礼"；从品行和出身来说，他们"富而不贵"；从年龄结构来说，他们"富而不翁"；从富豪们的生活质量来说，他们"富而不豪"；从财富总量来说，他们是"富人不富"。要正视全社会"仇富"心态，树立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观念。"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和借鉴日本富豪身上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增强我国富豪的整体社会责任感，这是构建新时期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来源:财富时报